二、研究现状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内涵、对现时代的指导意义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多研究，且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实践课题结合起来的研究亦不少。国内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也非常多，从不同的学科角度阐释的不在少数。不过，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食品安全结合起来研究的还不多，且研究还不深入。国外将以人为本思想与实践命题相结合研究的有几篇论文，但是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食品安全结合起来研究的还没有。

（一）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研究现状部分，笔者就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实践领域的研究、我国食品安全各责任主体的道德及相关制度因素研究进行梳理。

1.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的研究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研究得比较深入。张富文（2009）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是完整的思想体系，其科学内涵的阐释需要从本体论、历史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展开。张深溪、张富文（2009）研究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是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最绚丽的花蕾，并强调其在中国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蕴。赵诤（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在继承和批判西方人本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人本观。赵兴良（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本思想。

2.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研究

宗永平（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畴。叶楠（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与目标的基本观点，强调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成果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思想，宝成关（20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彰显了人的价值，满足人了的需求和利益，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总结。赵兴良（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并在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候智、党玲（2008）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的中国化从理论到实践实现了质的飞跃。除期刊之外，还有博士论文系统而详细地研究这一内容，如中共中央党校张富文博士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研究。

3.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其他领域相结合的研究

国内学者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优势，与现实中某一重大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有的学者将成果发表在期刊上，有的学者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展现成果。比如，有国内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旅游建设相结合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要求必须解决好旅游中的思维、价值取向和人才建设的问题。侯平、乐欣、蔡立（2008）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研究如何指导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除了期刊之外，有博士论文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阈下研究人本管理的文化建设、城镇化进程中人本管理等问题。譬如，武汉大学梅璘昉（2012）的博士论文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研究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东北师范大学许才山（2008）的博士论文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人本理念与实践模式，福建师范大学黄玮（2016）的博士论文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型社会关系的构建。

4.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食品安全相结合的研究

搜索中国知网中的期刊和博士学位论文，发现截至本论文撰写时，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食品安全主体问题相融合的、发表在期刊上成果很少，博士论文还没有。虽有博士从道德角度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如王伟（2014）研究当代中国食品安全领域的道德建设，但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的，还没有博士学位论文，仅有1篇硕士论文，即刘允桐（2012）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食品安全问题。该论文中提出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是生产者利字当头，间接原因是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淡薄，重要原因是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立法滞后，根本原因是市场活动主体欠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论文还肯定了以人为本对食品安全的重大意义和引导作用。我国期刊文献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食品安全的文章有几篇，如王海云（2013）认为改善民生必须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孙祥林（2008）认为保障食品安全需以人为本，赵绪燕（2011）从以人为本视角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思考，杨正位（2008）认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保障食品安全，亢震威、闫晓荣（2016）认为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保障食品安全要以人为本，蒋小平（2009）认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5.食品责任主体的表现及其对实施法律调整或道德约束等措施的研究

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共治模式。李静（2017）认为，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网络化治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政府部门、食品生产企业、消费者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均为治理的重要成员。程同顺、贾凡（2017）认为，食品安全对国家安全意义非凡，我国应将食品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推进食品安全管理现代化和社会协同治理等，多管齐下，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因此，政府、食品供给者、媒体和消费者均为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责任主体，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分别针对政府监管、食品供给者的表现、媒体的作用及消费者的表现做了较多的研究。

（1）对政府在食品安全中的表现的研究。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食品安全政府义务方面，主要集中在政策层面的描述及对政府表现的分析上。在2015年的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之前，从我国食品安全执法现状分析我国食品安全政府义务履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分段监管”模式是制约政府义务发挥的主要瓶颈之一。王书玲、谢守祥（2014）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效能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个“监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互动的监管模式，这些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错综复杂并相互交织，导致一部分主体利益诉求无法表达，而另一部分主体利益诉求过分扩张，致使整体利益不和谐。其二，监管主体过多。其三，对地方监管协调模式和内容的规定不足。张博源、刘亮（2011）认为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的规定，无论在国家还是地方层面均未具体规定其权限和实际工作中如何行使权力，监管协调没有制度化，监管工作就难以有成效。其四，邓迎贵（2009）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主要问题包括监管主体结构缺乏权威领导机构、监管环境中行业缺乏自律、消费者监督不到位和食品安全监管缺乏检测技术和设备。其五，人治化监管方式普遍存在。李怀、赵万里（2010）认为人治化的监管方式常态化，是引发食品安全危机的问题之一，必须向制度规制转变。针对以上问题，宋同飞（2013）提出政府在履行义务中混淆了价值等级，将GDP作为第一等级，必然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理顺政府的价值等级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着手点。从新《食品安全法》（修改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于2014年12月发布伊始，至目前，对其监管制度及监管主体改革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李薇辉（2015）提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张潮、王晓莉（2016）通过对1949—2014年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食品安全监管成为近些年的工作重点，并选择典型的监管领域案例，试图分析政府监管职能转变过程的基本特征和实践逻辑。王丽洁（2017）认为，根据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明确监管责任主体是探寻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路径之一。马英娟、刘振宇（2016）认为政府监管者承担较多的法律责任显而易见，而社会其他主体承担的少量的隐含责任，这些法律责任构成了以政府监管为中心、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为重点、其他制度性责任相协同的食品安全责任共治结构。当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食品交易日渐繁多，网络食品交易面临的问题日渐突出，凸显了食品供给者的道德意识的重要性和监管部门责任的艰巨性，应当有效地探索多主体新的合作治理模式。很多学者认为，国外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较为完善，监管制度较先进，可为我国治理食品安全做一借鉴。比如，董晓文（2017）对日本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新发展做了研究，并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提供了借鉴思路。王向阳（2017）对美国食品安全规制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国是当今比较发达的国家，美国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积累了很多先进的经验，我国与美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点，因此，美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经验对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是很好的借鉴。

（2）对食品供给者的道德表现和相关制度建设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非法食品供给者道德缺失，其主观恶性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源头，必须从食品供给者的道德缺失这一关键问题下猛药，严惩违法食品供给者。夏勇、江澍（2012）认为食品生产者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是食品安全的第一人，食品安全的关键在于落实生产者的责任，利益与健康冲突中道德沦丧是当今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韩作珍（2013）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利益对健康的损害，食品安全问题会牵涉社会伦理道德危机的发生，尤其引发世界范围内对食品安全的普遍关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会引发食品安全社会伦理道德危机。既然食品安全的问题由道德缺乏引发，那么就需要从道德方面解决。唐凯麟（2012）指出，针对食品供给者道德缺失的问题，首先需要用道德规范规制食品供给者，食品供给者的拜金主义使其行为缺失社会责任，这是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伦理根源，因此，加强食品安全的伦理建设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唐文婷、蒲传奋、孙庆杰（2013）认为我国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背后均隐含着责任主体严重的职业道德缺失，其中食品供给者的道德缺失更为严重，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责任主体尤其是食品供给者的道德培养。

有学者们认为食品安全的问题不仅需要主体道德修养的提升，还强调了法律制度建设在食品安全中的重要性。王新平、张琪、孙林岩（2012）认为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只有在食品道德升级为人们可以自觉地坚守并奉为圭臬的内心信念和行为标准时，才能有效实现。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对此，张河顺（2012）认为仍需发挥道德的作用，从源头上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并使法律与道德相互帮助，共治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张俊（2015）认为同行之间的监督和自律亦是非常重要的提高食品供给者道德水平的手段，食品供给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后果具有传染性和外部性，责任后果能够传染给同行业的其他食品供给者。因此，为防止食品供给者的责任后果发生连锁反应，应在社会责任上投入更多关注，同行食品供给者之间应相互监督，加强自律。针对法律制度建设的具体措施，学者们在当前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对策。为了弥补公共执法的不足，黄忠顺（2015）建议启动私人执法，因为私人对公共执法具有监督和补充作用。文晓巍、温思美（2012）认为构建和完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可以有效激发食品供给者的责任意识。方琨、王可业、徐嘉明（2015）认为完善公益诉讼的措施可以保障食品安全，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量化起诉条件的标准和认定；减少诉讼成本和设置公益基金；搭建公益组织和消费者诉讼平台；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公益诉讼的信息天网系统。夏勇（2011）认为应对食品供给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实施法律制裁，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违反成本，比如完善民事责任，可采取的措施有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民事赔偿优先和连带责任，并强化行政责任，完善刑事责任。法律制度建设中，还有学者提出鼓励食品供给者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系统（HACCP）体系。提升食品供给者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需要在技术上给予支持和指导，使用相关制度将其细化，HACCP是学者们研究的较多的内容之一，而HACCP是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公认的最有效的维护食品安全的管理方式，不过食品企业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恰当地、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刘婕（2014）认为HACCP在我国消费者群体中的认可度不高，在食品行业中的推广度也不大，认证食品企业享受到的福利不足以成为动力等问题，并对此提出解决的方案。

（3）对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表现的研究。冯强、石义彬（2017）认为，媒体渠道的可信度在个体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电视可信度尤甚。在传播食品安全信息时，媒体还存在很多问题。媒体报道食品安全事故后，一定程度上引起消费者的恐慌。徐协（2014）认为媒体报道食品安全议题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轻视社会责任，议题失真，引发舆情风暴，严重损害媒体公信力。尹金凤（2013）认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传播还存在很多问题，缺乏伦理维度等问题对消费者的饮食、构建媒体公信力及社会经济发展均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基于媒体报道食品安全议题存在的问题，学者提出既有媒体责任，也有食品安全事件本身的因素，原因与结果之间相关性难以确认，媒体应改变观念，转换成客观公正的“雷达”角色。比如，廖志坤（2013）认为媒体通过选择报道框架构建风险及风险的社会意义，受众基于媒体报道的异质性框架对某些食品安全事件的解读呈现出阴谋论、批判论和协商论的模式，受众的多种解读方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技术等诸多因素在风险社会中的关联，反映了媒体在风险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且有必要进行范式转换。针对目前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议题时普遍出现的问题，魏世平（2013）提出了食品安全报道的命脉，具体指的是：提高职业素养，关键时刻及时发声，客观准确报道。周蕊（2013）认为媒体报道食品安全时不可偏听，必须客观真实报道，并在深度和角度上挖掘，揭示责任主体的问题，使其承担社会责任。郑策、夏慧、黎桂宏、彭亚拉（2015）认为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对食品安全的作用更大，传播范围更广，新媒体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应充分被重视。宋同飞（2012）认为媒体在食品安全供给中的伦理要求其在报道食品安全信息时要做到客观、公信、公正和全面。王彩平（2011）认为解决媒体报道食品安全信息时不专业、不科学和炒作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建立和完善食品信息传播机制。有些学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危机是部分媒体炒作引发的，对此，吴永杰（2015）认为媒体报道食品安全议题时并不存在妖魔化现象，部分学者存在对媒体过度指责、不负责任忽略或抵消食品安全本身的问题。

6.对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满意度和表现的研究

（1）对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满意度及如何提升满意度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还不高，曾经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给消费者的心理创伤还未充分复原，消费者了解食品信息的意愿增强。孙志斌、林晓伟、叶蔚云（2014）通过对一个地区的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调查发现，多数消费者对豆类、谷物类、新鲜蔬菜等10类食品的判断倾向于安全，而对食用油、乳制品等5类食品的安全没有信心，期待政府和媒体向消费者公布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结果。程改平、李雪梅、石磊、蒲芳芳、王亚娟、李晶晶、胡雯（2015）通过对一个地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认知及行为的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环境和食品信息公开度不满意，超过半数的消费者遭遇食品安全问题不愿意追究，极少数消费者有了解食品信息的意愿。朱明春（2013）通过调查发现消费者对当前的食品安全满意度明显走低。曾经，我国发生严重的“问题奶粉事件”，王志刚、李腾飞、黄圣男（2013）为此进行消费者对问题奶粉的认知程度和消费食品安全信心恢复的研究，发现奶粉事故发生地与非事故发生地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感知度不同，信心恢复亦明显不同，且消费者的个体特性等对消费信心的恢复有明显影响。全世文、曾寅初（2013）通过调查北京市消费者搜寻食品安全信息的行为，认为我国消费者对食品信息的了解程度显然低于需求水平，还未达到被调查的消费者总数的一半，风险感知越强烈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搜寻量更高。对如何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学者们认为，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措施主要是对政府、食品供给者、法律制度等外界因素的调整。赵学刚、周游（2012）认为食品是信任品，信息不对称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社会信任降低的根本原因，对此，提出通过加强监管和加重责任承担可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赵学刚、罗一耘（2010）认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应立足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消费者通过理性表达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和意愿能够帮助构建政府、食品企业和消费者参与的相关者责任体系的有效途径。朱明春、何植民、蒋宇芝（2013）分析了我国食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提出提升公众信任度的措施：对违法行为“零容忍”，平衡科学研究结果与社会、经济、政治等价值观，主动告知公众有关食品安全风险。张彩萍、白军飞、蒋竞（2014）认为消费者的不安全感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通过安全认证得到改善。

（2）对消费者参与保障食品安全的研究。隋洪明（2012）指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是非监管机制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弥补监管制度的缺漏。消费者参与保障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肖平容、程舫（2012）认为，消费者的参与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降低对食品经营者的制衡力度，这是导致消费者权利缺失的重要因素，加强对消费者的消费文化培养和消费者自身树立食品安全消费意识，是构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途径。滕月（2011）认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固然重要，但是消费者缺乏相关意识及行动力不足，因此，应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为消费者提供规范的、良好的培训。陶善信、周应恒（2012）通过建立食品安全市场信任机制以解决食品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提出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提升消费者的参与能力。其二，为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提供制度保障。刘飞、李谭君（2013）认为仅仅依靠国家单方面治理食品安全是不切实际的，国家联合市场和消费者进行协同治理是可行的治理方式，国家与消费者协同，政府应为消费者增权，消费者监督政府，消费者与市场协同，消费者可通过谏言、协调和退出等方式参与到食品安全治理中。李洁琼、张炜达（2015）认为发达国家在有关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具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建议借鉴相关经验，推行消费者参与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消费者参与的进程，完善相关信息公开，建立舆情监督机制，推行行业诚信建设。赵喜凤、蔡仲（2012）认为科学所面临的“可信性”危机使得人们反思科学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性，忽视消费者的参与，是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重要因素，因为消费者的参与可以使科学从独断走向生活，使科学的“可信性”更具充分性。宋慧宇（2015）认为协同共治视角下，政府必须将消费者提升到与自己对等的地位，培育消费者精神，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和范围等措施。殷志刚、曾祥华（2017）反思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强制公开制度，认为在向消费者传递食品安全信息方面，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强制公开制度还不完善，未能充分发挥指引消费者健康饮食决策的功能，应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和教育制度。

（二）国外研究现状

从目前查阅的外文资料并对其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经济、管理等方面相融合的研究数量还很少，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实践领域的并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文章仅有2篇，论文集中的内容涉及人本的具有代表性的有4篇。期刊文章的2篇都是在以人为本视阈下研究经济方面的内容，胡安·弗朗西斯科·茱莉亚、拉斐尔·查夫（2011）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经济问题，胡安·茱莉亚（2011）认为社会经济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以人为本的经济。还有学者将研究成果发表在论文集中，史蒂夫·戈夫尼克（2009）认为应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设计程序，凯利·杰拉德（2014）认为应在以人为本理念指导下做东盟的各项事宜，福斯托·普格纳洛尼、塞西莉亚·卡洛罗西（2014）以创新的人为导向的方法研究替代的流动性和关系领域的架构，特雷西塔·克鲁格、乔治·库里安等人（1995）认为软件技术及其在环境报告中的应用应在以人为本为指导下进行。

国外学者从以人为本视角研究了部分现实问题，但与食品安全结合起来研究的还没有。比较多的研究是从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的信心和反馈、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问题给政府带来的负面形象、食品供给者的道德和相关制度因素对食品安全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获得安全食品是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

国外一些国家重视权利意识，认为获取安全的食品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是人权的基本体现。托尼·查卡尔（2015）认为人权是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权利，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获取安全的食品是实现基本人权的体现之一。

2.食品安全涉及公共利益，保障食品安全是维护公共利益

阿瑟·卡普兰（1986）通过对那些年来国内的食品安全投诉事件进行总结，发现投诉者多涉及食品伦理因素，指出政府应在维护食品安全这个公共利益和消费者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和反馈

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本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现状的满意度并不高，建议调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萨曼莎·迈耶、约翰·科文尼、朱莉·亨德森等人（2012）认为消费者的食品信息相对匮乏，信任是获取知识和消解不确定的一种方式，消费者通常依赖信任做出不那么复杂的决定，对信任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选择。因此，面对日益复杂的食品生产情况，非常有必要对消费者的信任度进行调查。阿格内塔·奥斯卡森（2012）通过调查欧洲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和态度，发现消费者对国内食品安全现状没有信心，72%的消费者非常或相当担心在水果、蔬菜和谷物中使用高毒或过量使用农药，70%的消费者担心肉类中的抗生素和激素残留，69%的人担心肉类中有汞和二噁英类污染物。J.R.霍顿、G.罗维、L.J.弗雷沃等人（2008）不但认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不足，满意度不高，他们还强调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重要性，认为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有效性的前提之一是需要考虑食品安全主体尤其是消费者的观点，需要得到关键主体——消费者的欣赏和理解。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应提高消费者的信心，并且为了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首先应该提升消费者对政府和食品供给者的信心。科尔姆比耶夫斯基（1981）指出信任可以被理解为越来越复杂的解决方案，提升消费者对政府与食品供给者的信任是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途径。为了提升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还需要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引导消费者。玛丽安·加西亚·马丁内斯、安德鲁·费恩、朱莉·卡斯韦尔等人（2007）强调，政府可以成为消费者依靠的对象，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有很高期望，这便需要使备受压力的政府实施前瞻性和更具规范性的措施，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联合私营部门以及消费者的力量共同开展食品安全保护和发展工作。

4.食品安全问题引发消费者对政府的负面评价

学者们强调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对政府的形象评价。韩国学者雷尼·金（2009）发现，在韩国，如果政府在食品安全中的措施不当，能够引发消费者对政府的不满意，降低对政府的形象评价。日本学者山口富美子（2014）在研究中也指出，政府在食品安全中的措施不当使得消费者对政府的形象认可度不高，政府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和信任度降低的挑战极大。范文海、阿瑟·摩尔、皮特·奥斯特维尔（2009）认为如果消费者仍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不满意，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应当审视当下的监管制度是否能够足够保障食品安全。

5.消费者的参与可以保障食品安全

学者们普遍认为消费者参与到与自身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中更有利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埃杰兰德（2012）认为，由于食品安全监管通常涉及制度约束和自律，如果没有自律，至少需要相关主体参与到决策过程，其中，消费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的决策中尤为重要，如此，可以提升监管效能。弗利茨·M、费希尔·C（2007）认为，食品供给链条包括生产、加工和零售等各个环节，这些复杂情况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沟通困难，但是仍需要消费者参与到食品安全的众多环节中。玛丽恩·内斯特尔（2004）也认为，食品安全的有效保障需要消费者参与。M.T.A.漫索特、G.罗维、A.科尼格等人（2009）指出，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信任度下降，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参与度，将消费者利益和健康纳入食品风险管理的政策决定中，是不错的选择。

6.重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常识和法律意识

学者们认为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知识和法律维权意识是引发食品安全危机的因素之一。伊莉莎·兰吉安、玛丽亚·费拉拉、莉安娜·兰尼等人（2012）通过调查很多家庭的食品安全认知状况发现，缺乏食品安全常识导致家庭中发生食源性疾病的概率很高，尤其食品制作和储存期间容易发生食品安全隐患，对家庭成员进行食品安全常识普及有利于消除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7.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的道德影响食品安全

丹尼尔·斯珀林（2010）认为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卫生伦理的一部分牵涉道德领域的思考，食品供给者的道德水平如何将决定食品安全的状况。日本学者田中敬子（2008）通过分析2001—2003年间的日本应对疯牛病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改革内容，指出食品专家机构的道德和伦理期待是受质疑的，是引发食品危机的因素之一，且食品专家机构的道德和伦理问题使得他们不能完全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杰拉尔德陈、帕克李、陈丽霞（2016）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形势堪忧，他们指出中国食品安全责任主体需要加强道德意识建设，提高食品安全装备。中国每年向国外出口大量的食品使得中国必须提升食品安全水平，这首先涉及国内相关利益主体的道德问题。

8.制度因素影响食品安全

从目前的研究看，学者们普遍认同制度在食品安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制度包括很多方面，有立法理念和程序、食品政策、监管制度、规范食品供给者的规则、食品标准、标签制度、认证措施等。劳拉·迪伦佐、卡门·柯里卡、阿尔贝托·卡拉罗等人（2015）认为，食品永远不能被证明是绝对安全的，也不是绝对危险的，它只能被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危险性，要求绝对安全是不现实的。安全的食物，就是排除或消除病原体的食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倾向于加强这个概念。米洛斯瓦把沃洛娃、诺伯特·赫肖尔、加埃塔诺·马蒂诺（2013）认为，应将“监管”与“治理”两个概念在立法中区别开，相对于“治理”，“监管”是一个较窄的术语，“治理”是关于提供、分配和调节的，是治理转向流动的事件和行为，而不是提供和分发。当然，当监管机构监管时，他们通常会引导提供、分配和调节。涅瓦哈撒宁（2011）认为食品安全现状如何可通过规则的优劣性以及对规则的执行反映出来。弗拉辛马蒂、里特·古德、阿尔布雷希特（2014）认为制度的脆弱性是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提出完善制度以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学者建议从制度因素上加强防范，保障食品安全。鲁维埃·E、拉图什·K（2013）通过对可能会影响食品供应链协调的安全缺陷责任的重新配置，实施集体治理结构监测食品安全，保障食品安全。迪利亚·格蕾丝、伊拉斯托斯、大卫·沃尔特纳（2012）认为实施私人食品安全标准可以保证食品安全，因为私人标准可以履行公共利益目标，补充公共规制，它们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快速应对新风险，并基于规则和强大的市场激励机制更加关注当前的管理现状，促使生产商更加愿意遵守规则，保护消费者的健康。消除食品安全最主要的问题——食源性疾病，威廉·博斯、路易斯·坤（2014）提出由国家为主导建立包括食品安全企业管理制度、管理能力和管理资金计划和投资管理能力制度，该制度是全面的、综合的，并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比马尔·普拉桑、苏希尔·巴里克、马汉提斯等人（2013）提出保障食品安全需要进行严格的标签制度和食品认证技术等。亨森·S、卡斯维尔·J（1999）对影响食品安全规范与制度的确定与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规范中标准的采用和国内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选择。

（三）研究综述

综观国内外对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现状，可以得知，相关研究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深入研究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做出了基础性的理论铺垫，开启了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进一步认知，加深了继续研究的着力点。但同时也感觉以上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1.可资直接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学者对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指导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的不多，国外没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研究食品安全。这就使进一步研究借鉴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

2.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刻。现有几篇期刊上的文章从以人为本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均不深入。只是对食品安全中的政府、食品企业进行简单层面的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不够，还没有立于“以人为本”的高度和深度去挖掘食品安全中人的地位、作用、价值和目的，并分析人的需求和发展。

3.未有系统地建构食品安全治理路径。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对策、办法。但作为综合治理，除了不同的责任主体的单方面治理以及从不同视角治理外，还需要多方位、多视角的切入，形成较为系统的治理路径。

以上存在的问题，辩证的来看，恰为深入系统地研究、充实研究内容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为此，本文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相融合进行深入的研究，探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人是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视角分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指导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食品安全治理路径，以期达到在食品安全上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