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稷永续”与上古的史官设置

（一）统治者的鉴古意识与上古史官的设置

现代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170万年，有制造简单工具和使用天然火的“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距今约70万～20万年，手足分明并且会保存火种的“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距今3万年前，也就是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生活着会人工取火的“山顶洞人”；距今约7000年～5000年前，出现了以耕种谷物和饲养家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河姆渡人和半坡原始居民；距今5000年～4000年，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时代。这一历史进程，清晰地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不断进化的足迹。而在春秋时代，尽管离“太古时代”较我们近数千年，但那时的人们并没有因此就对“太古时代”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仅就三皇五帝的传说而言，那时也很简单、粗糙。《左传》之中只记下炎帝2处、黄帝2处、大皞2处、少皞5处、颛顼2处、高辛2处、陶唐2处、有虞2处，以及尧舜相禅、舜禹相禅的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面目都不太清晰。(4)如《左传》只提及“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黄帝氏以云纪”，“黄帝战于阪泉”。除《左传》外，流传于当时或稍后的《国语》《五帝纪》《帝系姓》《世本》(5)，对五帝遗迹的记载虽然较《左传》详细，但总体上如司马迁所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即荒诞不经），“荐绅先生难言之”。而司马迁经过实地造访炎、黄、尧、舜、禹太古之地的遗存后，在《五帝本纪》中对“百家言”进行了扬弃并且列出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传的系谱，提出：黄帝为少典之子，有25子，其中两支影响后世。其一，玄嚣极高辛（帝喾）放勋（尧）；其二，昌意高阳（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重华）。依此系谱，黄帝传位给高阳，为颛顼帝；再传高辛，为帝喾，再传放勋，即帝尧，尧传舜。并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6)千余年的历史仅有五帝相禅，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华夏民族同为炎黄（一说炎帝为黄帝之先人，一说炎帝在黄帝之先）之子孙，这一清晰的结论却被人所接受。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从《五帝本纪》看，司马迁是将尧以来的政治制度看作“国家形态”的。(7)但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却是三皇时代远古风气的遗存。这种遗存的观念与三代以来的观念是有绝大的差别的。五帝讲禅让，表明那时的“主政者”特别重视敬天意而施实德；而三代之后为家天下，这时的统治者便开始重视从“鉴往”中认识“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谨防“覆社绝祀”。

《五帝本纪》载：黄帝在经过阪泉、涿鹿之战先后战胜炎帝与蚩尤，而被诸侯推为天子之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说到这儿，我们不妨设问：为什么像黄帝、颛顼、帝喾、尧这样英明的帝王脑袋里竟然没有清晰的鉴古意识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从黄帝到尧舜，虽为“同姓”，但他们秉承远古三皇之遗风，不是以亲为传，而是以贤相让。这一点在《五帝本纪》中有生动的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但是，尧崩三年之丧毕，舜便将权交给丹朱而自己避于南河之南。但“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知此乃天意，“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8)舜让禹的情况大体如此。以今日思之：在太古向上古进化的漫长过程中，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灾害频频发生，物质资料非常贫乏，华族与四面八方夷族之间为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料而征战不绝。所以，凡能支撑天下者，不仅要有天纵之才（这一点，我们在第二章谈绝地天通时已经有了论证），而且要具有体认民意、为百姓的利益献身的美德。唯有这种人，才能被天帝命为元子。所以《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至于太古时代的禅让观念，提出“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的战国晚期思想家韩非早就作过精彩的论述。他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9)韩非之意是：远古人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做天子的还不如当今看大门的仆人和做劳役的战俘，所以将天子位让给他人，只是一般的德行而已。以进化论的观点来分析，尧传舜、舜传禹，只能算太古禅让之风之遗存。禅让制不存在“覆社绝祀”的危险，这是鉴古意识较为淡薄的主要原因。

然而，史实表明：从舜到禹，中原社会出现了一次文明的大飞跃。以往的研究者多从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角度来评价舜禹两代的时代特征。其实，这是一个面临滔天洪水的侵害而英雄辈出的时代。舜不愧为太古时期的伟大政治家。他在登天子位后，立即观察星象，“以齐七政”。他任命禹作司空，掌管土地；弃为后稷，播时百谷；契作司徒，敬敷五教；皋陶作士，执掌刑兵；垂任“共工”，考究工艺；益作“朕虞”，兴旺井市；伯夷主礼，敬祀鬼神；夔主典乐，乐化民俗；龙作纳言，疏通帝民。(10)司马迁考《虞夏书》诸篇，得出结论曰：“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1)舜尚未执政时，社会就已经有了农、工、商的不同分工；执政之后适应这一形势，除设立主管农、工、商的基础部门外，还须加上礼乐、刑兵、教化、政务等部门。这种明确的分工，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同时还需要相对稳定的权力来维持其机构的运行。相对稳定的权力机构必须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所以在禹视事后，他通过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的重要举措，按不同区划的具体情况，定下了税赋制度。《尚书·禹贡》说：九州修同，六储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天子国外有五服定制，“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经大禹之手，由尧时所孕育的国家权力终于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国家机构。

因为国家掌握着全天下的税赋，所以权力的性质便产生了质的变化。私家掌握了全天下的税赋，既可能为天下人做些大事，如禹那样“兴修水利”，但它同样可以刺激当权者的私欲，使之迅速腐化。大禹为了治水，股无肉，腿无毛，实为天下人的顶级劳役，但是他的孙子太康执政不久，便纵情游乐而没有节制，老百姓不再拥护他，结果被有穷氏后羿取代了执政地位，所以史家有“因夏民代行夏政”之说。今传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全篇的内容或有后人附会、篡改，但其中有三条最为重要的资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其一，司马迁《夏本纪》载：“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这段文字与今传古文《五子之歌》只字不差。而孔安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12)这把太康因腐化堕落、不恤民事而失国的事实点了出来。其二，今传《五子之歌》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夏后大禹这段话教训子孙：平日就要养成亲民而不欺民的作风，以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怨岂在明，不见是图”的含义。这话被先秦典籍广泛引用。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载单襄公语诸大夫：“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将慎其细也。”(13)《国语·周语》中襄公引本篇曰：“《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国语·晋语》九载智伯国谏智襄公曰：“《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14)其三，《五子之歌》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冀州本是唐尧祖地，太康失去了唐尧的治天下之道，纲纪乱了，怎能不灭亡呢！《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有疾，卜人劝他祭祀求神，王知祸福由人“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15)由此三条证明：今传《五子之歌》即使有后人附会、篡改，但其根本精神是未变的，即在国家兴亡之关头，统治阶层认识到历史教训的重要性：其一，民可近不可欺，《五子之歌》文为“不可下”，《国语》引《夏书》文为“不可上”，传本不同，其意为一，就是不能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一根本性的道理并非天示，而是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人不能等到大祸临头时才想到这一点，应该有每日每时的警惕。其二，由尧舜所立下的法度和治天下之道，是必须坚守的，失去了正道，也就失去了今人所说的“合法性”，灭亡则是必然的。由是，便诞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以鉴古而开来为目的的上古史学，便在覆社绝祀的危机感下确立了。

（二）上古的史官设置

按一般道理推算，文明生，史官立。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分析被遗存在先秦典籍中《五子之歌》的部分文字对建立鉴古史学的重要意义呢？原来，虽然人们对“史”与文字产生的联系谈论得很多，但对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化则很少注意。《周易·系辞上》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而许慎在《说文解字·后叙》中对这段话作了进一步解释：“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16)这说明：史与文字的出现相连，史因圣王的统治而建置。但这种说法未免失于空泛。甲骨文“”字从右持单（干），徐中舒解：以搏取野兽，单象干形，乃上端有杈之捕猎器具，像上捆绑之绳索。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又持干即会事意。后世复分化孳乳为史、吏、使等字。(17)徐中舒的解释极为新鲜，他以最古的史字之形解史为右手持打猎的“干”器，意为做“猎手”之事。他在作此解释时，肯定已经注意到王国维《观堂集林》的《释史》篇，王在该篇中，将钟鼎文的“史”字作“右手持‘中’”的解释。但是他认为，“中”字有筭具、筭器与简册之分。上古人们所射猎物需要计算，故有史持筭具、筭器进行计算和分装，但后来，诸事越来越多，此“中”字就变成记录各种政务的简册了。王国维的解释表明：史职第一次职责的重大变化是由主管部落首长的一般事务向主要管理天下宗教事务的转变。掌握三皇五帝之卜、祝、祭、政诸事者，皆曰史。(18)当然，进入三代之后有更大的转变，即由主管卜、祝、祭、政诸事向主要记录王公大人言行，研究成败存亡古今之变的著作官转变。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史官之设做过总体的考察，他说：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19)

总之，刘知几认为“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大体是不错的。结合“史”之字形之演变，我们基本上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史”作为给王公大人办事的人员，一开始是帮助主子管理生产事务的，后来，需要管理的事务多起来，史就主要管理交通天与人关系的事务了。黄帝命和氏、羲氏主管天官而“敬授民时”，和氏和羲氏为史，而《楚语》所说的交通天人的巫、觋，亦是史。(20)而夏之后，随着家天下统治者对覆社绝祀的担心，于是，对于自身平日的重大举措做出记录，以便留给后代作为警训，就成为史官的主要职能了。我们的这一结论突出了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后，统治者防止“覆社绝祀”、亡国灭种的自觉意识的作用。从太康失国到周初姬旦摄政，华夏民族又经过了千余年的历史。夏经过少康中兴后，终因“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被汤灭；汤建大商，数起数落，既有盘庚中兴，更有末代帝王受作恶多端而被周武王所灭。这千年的兴亡史造就了一位大思想家和历史家周公旦。如果说存留在先秦典籍中《五子之歌》的历史意识只是发源于高原上的一股细流的话，那么，千余年的风云变幻所造化出来的天雨，便形成了浩瀚的湖水，它积蓄着巨大的能量，准备向未来倾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