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以及视听媒介主导传播的今天，影视翻译已经成为世界翻译研究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国际上针对影视翻译的研究早已拓展到除影视剧的配音及字幕翻译以外的更多领域。虽然我国的影视翻译事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引进的外国影片和电视剧的数量与质量均令世人瞩目，但是我国的影视翻译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于影视作品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来说，可以说十分不足，研究比较零散、片面，还存在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现有主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微观层面对翻译原则、方法、技巧的个案探讨，电影片名翻译研究的比重较大，停留在经验总结层面，缺乏宏观研究及有效的理论指导。另外，重复研究比较多，新意不足，研究角度与实证研究有待多元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究其原因，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与以下的一些因素有关：

第一，电影和电视这些新媒体出现的历史相对比较短。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始终是文学翻译占据主导地位，影视翻译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第二，在影视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学者发现大部分的翻译概念和理论对于影视翻译并不完全适用。这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学者仅仅关注影视翻译的实践，而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建立新的适用于英汉和汉英影视翻译的相关翻译理论。

第三，我国生产的译制片数量惊人、成就辉煌，但是专业从事影视翻译实践的人还是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译制厂或者电视台以及一些其他翻译机构，大部分像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人员通常都没有机会翻译影视作品。电影翻译实践者对电影翻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毕竟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才能言之有物，但真正投入研究的实践者却并不多。人们多半是凭借经验从事翻译实践，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理性地思考影视翻译活动，而花费精力做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整体来看，为数不多的影视翻译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多数为兼职人员，就连深受观众喜爱的网剧字幕翻译人员基本上都是凭着个人的经验和热情自发组成字幕组，并没有理论指导，对于影视翻译理论的研究的兴趣并不是很大。由于对于自己翻译的作品准确与否无需负责，不同字幕组的翻译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不少字幕组往往求快甚于求准，并且缺乏统一的规范。

当然，原因肯定不止以上这些，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翻译研究确实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影视翻译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内外影视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对相关专著加以评介或对国外影视翻译研究新成果进行介绍。已有研究中有以年代为节点来梳理和分析影视翻译研究发展和现状的（柴梅萍，2006；张陵莉，2008；刘大燕，2011）；有回顾西方影视翻译研究发展和现状，介绍其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与学术动态，并与国内研究加以比较的（康乐，2007；董海雅，2007）；有关注国内影视翻译研究存在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法和出路的（李新新，2005；陈青，2007；苏广才，2008；胡磊，2012）；有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译制片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系统考察的（麻争旗，2005）；有通过历史描写的方法探究国内视听翻译实践的历史与现状的（邓微波，2016）。

第二，对影视翻译原则、方法、技巧进行研究。许多学者本身是从事影视翻译工作的，经验丰富。他们从自己的实际工作出发，总结影视语言特点，并根据其特点，探讨影视翻译原则和技巧。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同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有张春柏、钱绍昌、麻争旗、肖维青、金海娜、赵速梅等人。

张春柏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和英语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有编著或主编教材与词典近10部，译著6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6篇发表在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The Perspective和Meta上），翻译电影和电视剧约300部（集），包括大家熟悉的《神探亨特》《欲望号街车》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张春柏教授在《影视翻译初探》一文中讨论了影视艺术语言的即时性、大众性等特点，并且结合影视翻译与普通的文学翻译的差别，研究了影视翻译的性质、原则与技巧。其在该文中还分析了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结合实例探讨了对双关语的翻译技巧。

钱绍昌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是我国影视翻译领域的领军人物。他长期从事影视翻译工作，翻译的影视作品近千部，其中多数在国内颇有影响，如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美剧《成长的烦恼》《饭店》《荆棘鸟》等。钱绍昌教授在影视翻译理论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他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影视翻译——翻译园地中愈来愈重要的领域》中就呼吁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给予重视。钱绍昌教授在该文中指出了影视翻译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影视作品的语言同文学作品和书面语的区别，并且总结了影视作品语言的五大特点，即聆听性、综合性、瞬间性、通俗性和无注性，并且根据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了影视翻译的七条经验，认为在影视翻译时做到“信、达、雅”中的“达”最为重要。

麻争旗是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有着近30年的影视翻译实践经历，曾经为中央电视台《正大剧场》《国际影院》等栏目翻译电影、电视剧50多部，电视连续剧、系列片600余集，其中《失踪之谜》《居里夫人》还曾经获得全国优秀译制片“飞天奖”。早在1997年，麻争旗教授就曾经在《论影视翻译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以业内人士的专业视角，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案例，从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口型化、通俗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影视翻译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尝试探索影视译制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麻争旗教授的专著《影视译制概论》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影视翻译研究的专著。该书从本质论入手，明确了译制片的概念，讨论了译制片本质、属性以及译制片存在的意义。该书从传播学、二度编码理论、符号学和解释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影视作品的译制原则，分析了影视译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并且创造性地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影视译制的艺术规律，讨论了影视翻译的美学问题和配音的艺术性，并且对于译制片的批评与鉴赏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肖维青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教授，2010—2011年度中美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入选2012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多次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同声翻译。她的研究领域为翻译教学、影视翻译等，发表各类学术论文60余篇，近5年发表在《中国翻译》《学术界》《外语教学》等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近20篇。她的专著《英汉影视翻译实用教程》从厘清西方电影基本概念、历史流变入手，分析中国和主要欧美国家影视翻译实践与研究的现状，阐释影视翻译的特殊性和基本原则，从翻译实践、跨文化交际的视角讨论了影视翻译的两大类型：配音译制和字幕翻译。她通过大量练习和评析，揭示了影视翻译的规律和特点。该书还讨论了片名翻译、歌曲翻译、剧本翻译、影评翻译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探讨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外国作品“引进来”的影视翻译策略。

金海娜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翻译与翻译史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电影外译史研究”、国家社科中华学术外译研究项目“影视文化论稿”等国家级科研项目。金海娜于2013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无声电影翻译研究（1905—1949）》，在《中国翻译》《现代传播》《当代电影》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她的专著《中国无声电影翻译研究（1905—1949）》以我国早期国产电影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其中的英文字幕翻译，从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我国早期国产电影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探讨我国电影翻译的起源、深层原因与翻译类型。此外，她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早期电影的中文字幕及其英文翻译进行考察，分析早期电影中英文字幕的特征、翻译现象与翻译策略。

赵春梅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的资深编辑，长期从事外国影视剧剧本的翻译。她在《论译制片翻译中的四对主要矛盾》一文中，结合实例讨论了影视配音译制过程中最常见的四对矛盾，即口型与内容的矛盾、语序与画面的矛盾、归化与异化的矛盾以及音译与意译的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这些学者从自身影视译制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影视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此启发，其他学者对影视翻译特征和原则技巧进一步加以归纳总结、拓展深化。有的学者分析字幕翻译特点和相应的翻译策略（李运兴，2001）；有的学者对配音基本原则进行概括（马建丽，2006）；有的学者分析声画同步策略（柴梅萍，2003）。还有不少学者研究字幕翻译的限制因素和规范、字幕技术性处理原则、译制片配音的内外部技巧等。

第三，运用各种西方语言学和翻译理论阐释分析热映电影翻译。吕玉勇和李民（2013）以关联理论、功能对等理论对电影《黑衣人》和《马达加斯加》的字幕翻译进行分析，论述了近年来字幕翻译中出现的大量网络流行语、古诗词等“中国特色”的娱乐化改写倾向。他们指出，电影字幕译者是在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娱乐化翻译改写字幕原文，以达到娱乐预期观众群的目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应该把握适度原则，否则随意地“添油加醋”和“改头换面”会适得其反。蒋卓颖（2007）、陈琳（2012）和彭志瑛（2013）从语境顺应论的角度研究华语电影字幕翻译，指出电影字幕翻译就是译者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根据语言、语境以及交际语境，做出不同程度顺应的过程。范定洪（2010）运用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研究电影《英雄》的翻译，总结了指导电影字幕翻译的四原则，即易读原则、节减原则、等效原则和概括原则。张捷（2012）从关联理论视角以中国现实主义喜剧电影的代表人物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为例，采用举例的方法，对电影中幽默台词的英译字幕从语音、词素、词汇、修辞等线索加以评析和改译。付永霞（2010）和郑卓（2011）从目的论的角度研究了电影《赤壁》的翻译，通过对字幕翻译的目的和限制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字幕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文博昕（2013）通过借鉴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电影《爱情天梯》字幕翻译中对篇章翻译词、句的误译现象以及译者翻译时的心理状况。李红丽（2014）在《功能对等理论在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一文中提出应该提高奈达的翻译对等理论在翻译界的地位，并结合实例指出功能对等理论下翻译出来的翻译作品更符合源语影片所要传达的思想。

第四，关于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阮红梅（2006）、刘性峰（2009）和陈映丹（2016）研究了英语电影片名的翻译方法、改写和文化适应。邵艳（2010）和万蓓（2012）对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英语片名的翻译进行了对比研究。甄玉（2009）不但研究了华语电影译名的文化缺失现象和应对策略，而且还从归化和异化两个翻译策略研究了华语电影片名中文化意象翻译（甄玉，2010）。刘丽艳（2009）和王青（2010）从功能目的论视角探讨了华语电影片名翻译，提出音译、直译、意译、删减或添加的翻译策略。李晓滢（2012）从后殖民主义角度也研究了华语电影片名翻译。

第五，关于文化方面的专题研究。胡婷（2010）提出在字幕翻译中采用直译、意译、缩译等手法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缺省和文化冲突。张添琼（2011）以《霸王别姬》《卧虎藏龙》为例，对电影中的文化缺省字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中成功与不够成功的文化缺省台词的翻译，指出归化策略在传达源语文化内容方面所起的副作用以及译者采用该种策略的原因和心理，并对日后该领域的文化内涵的字幕翻译提出相关建议。周亚莉（2013）概述了我国影视翻译从著名影视翻译家到民间字幕组的实践活动，横向比较了国内外相关影视翻译理论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影视翻译实践路径的偏离以及理论研究式微，呼吁社会与译界为了影视翻译事业的美好未来，要重视影视翻译的文化传播性、加强影视翻译研究的理论性、加大影视翻译人才培养力度。谭慧（2016）以电影《狼图腾》的翻译为例，探索了中国电影对外翻译研究体系的建构框架，论述了电影“走出去”的有效渠道和主要障碍。

第六，关于影视翻译课程教学的研究。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肖维青（2010, 2013）认为，上好专业性较强的影视翻译课程必须在教学理念、资源利用以及师资培养等方面转变观念，即突出学生的主体角色、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与市场的联系、加快与国内外高校的交流。肖维青还从技术路径阐述了影视翻译的教学。金海娜（2013）提出，适应市场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引入工作坊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参与性；邀请影视作品译者进行学术讲座，分享翻译经验；为学生提供课外实践的机会。

综上所述，我国影视翻译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组建专业的译制队伍，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存在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如国内尚无基于语料库的影视翻译研究，而其他翻译语料库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他鲜有研究的方面包括语言在各种视听翻译模式中的地位、影视翻译对小语种群体的社会文化影响、英语作为影视翻译的源语和中心语的研究以及影视翻译的其他影响因素，如立法、生产配额、播放许可、经济赞助、生产和发行政策等。已有研究缺乏对现有影视翻译背后的种种社会、历史以及译者等多方面剖析的描述性研究与个案的比较研究（除了金海娜对早期华语电影外译史的研究为今天的华语影视外译提供了史学参照），仅仅局限于“信、达、雅”和“功能对等”等中西方传统译论对这特殊领域的制约和影响，没有更多地借鉴电影美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领域的滞后严重阻碍了我国影视翻译研究的发展。因此，我国影视翻译研究的视野有待开阔，需要积极吸收西方影视译制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发展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开创性的影视翻译理论，系统全面地研究影视译制艺术，扩大翻译学在当代传媒中的影响力，努力完善国内整个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这些年来，影视翻译已经引起专家们的重视，各种会议和研修班纷纷召开，我国影视翻译学者们跟国外学者开始了交流、对话与沟通。

首届全国影视翻译研究论坛于2012年12月8日至9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该次论坛回顾影视翻译的历史，探讨当前影视翻译研究的趋势，并分析和总结了国内高校影视翻译课程建设及人才培养的情况。

2013年12月28日，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办，上海电影译制厂协办第九届大学生影视配音翻译邀请赛。该赛事旨在加强中外影视译制领域的深度合作，打造长效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中国影视作品全球译制合作的高端人才队伍，提高中外影视作品（含电影、电视、纪录片、动画）跨语言互译的规模、层次、质量、规范，让更多优秀的中外影视作品能通过高水平的译制走进亿万人民的心灵，成为沟通文化的桥梁。

2015年6月11日至15日，上海国际电影节联合举办了“2015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作为首个由中国发起以影视译制合作为专题的高级别国际会议，此次研修班消息发布以后，在全球影视译制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来自美国、德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突尼斯、越南、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坦桑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关注中国影视作品译制的专家、导演、影视制作与发行机构负责人纷纷报名，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增添了一个亮眼的专业板块。50多名中外代表齐聚上海，就中外影视译制合作的现状、前景、工作规范、机遇与挑战以及合作方向等课题开展了为期5天的深入讨论和交流，就各方关心的话题畅所欲言、畅谈合作。来自梦工厂、迪士尼等全球一流译制与配音机构的首席专家首次与中国资深的电影译制机构——上海电影译制厂知名专家以及各国影视译制代表共同分享，比较中外影视作品译制专业流程的异同，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各国通用的影视多语言译制行业指南，让影视译制更加规范化。同时，由中国电影集团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电影频道、上海电影集团、埃及尼罗河电视台、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等30多家中外影视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外影视译制合作产业联盟倡议书》正式发布，为拓宽国际影视产业链条上制作、翻译、配音、发行、贸易、传播、教育等环节的合作通道奠定了基础。以中国文化译研网为代表的全新网络媒体平台将启动与全球多语言受众直接对接的中国影视多语种项目资源库建设以及中外影视译制人才跨国合作的线上线下联动培养平台，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能够借助国际化网络协作平台和本地化人才培养机制，迅速突破语言瓶颈，更好地走向世界。

2016年6月11日，影视翻译教育与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旨在交流影视翻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通过中外译制专业人才之间的交流实现多元文化的发展。

2016年7月10日，由全球领先的多语信息处理及服务提供商传神语联网主办的语联网+电影译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多位行业资深嘉宾应邀出席。研讨会现场，与会嘉宾重点针对如何能将引进的国外影片实现语言更加本地化的优美表达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2017年4月17日至18日，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2017年“影视互译·文化共享”国际论坛汇聚了国内外影视译制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外影视互译合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影视译制与合作水平的提高，不断推进影视作品在传播文化、沟通人心方面的作用，推动中外优秀影视文化作品的互相借鉴与传播，不断提升中外影视译制合作水平，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

2017年6月16日，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全国高端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基地）和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北京墨责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2017高级影视翻译研讨会举办。该研讨会为期3天，研讨会首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麻争旗、虫二传奇创意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付博文先后做了题为“电影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和“漫威系列电影翻译案例解析”的专题讲座，引起了参会听众的极大兴趣和热情。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张春柏教授、中国外文局教育培训中心外籍专家尼古拉斯·贝尔蒂奥姆（Nicolas Berthiaume）、人人影视字幕组组长张旭分别以“影视语言与配音翻译”“字幕翻译中的跨文化误区及改进意见”“影视剧字幕翻译与技术”为题展开研讨。

翻译实践本身始终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直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批富有清醒理论意识和强烈探索精神的学者的努力，翻译研究才真正开始步入科学、系统的轨道。在此意义上的我国译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国的译学研究才开始步入“繁荣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本国翻译史上前人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开始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努力汲取诸如语言学、文化学，逻辑学、心理学、符号学、信息学、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致力于介绍和引进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各种翻译理论流派的翻译思想。我国的译学研究发展至今可以说已硕果累累，研究越来越深入、系统，方法越来越丰富、科学，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学术氛围更是令人欣慰，连口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等长期被忽视的领域也获得较为深入的探讨。只是影视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特殊分支，还引不起译学界足够关注，得不到译学学者应有的重视。译界需要形成影视英汉互译的规范与定式，满足广大群众对影视作品的消费需求。

电影的翻译过程，既受到源语文本的约束又被赋予一定的创造性。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由于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巨大差异，译者应该正确把握译语民族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不断进行选择和适应，以求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达到最大程度的功能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