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的转变既始于经验性研究，也源于理论性探索。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理论”（theoria）一词出自“观察者”（theoros），意指“旅行”“看”“解释”等，需要我们一方面对现象进行缜密分析，另一方面寻找能够重新审视既定现象的思考方式。特别是对于想要修缮现有制度，或是用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的人们来说，理论探索是必不可少的。就像那些前往德尔菲神殿接受神谕的人一样，为了防止问题的重演，他们不能执着在当前问题的现状上，而是要努力探寻其根源。或者更直接地说，如果无法主动摆脱习惯性的思考方式、缺乏真诚的自我省察和深思熟虑后的反复诠释，那么就只会纠缠于当前问题的直接利害关系，而无法认识到问题所反映的迫切社会经济要求。
本书基于上述思路，整理了25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尽管每一章只是围绕一个核心提问去讨论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但是本书所阐述的内容都是政治哲学的独特问题，它们无法被简化成单一的主张，也无法被替换成其他的特殊语境。笔者不厌其烦地介绍思想家们的生平经历，重新诠释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另外，笔者还从新的角度去考察脍炙人口的经典文本，将这些久远的思想归结为思想家们对未来所作的真挚思考与诗意想象。
以方法论而言，这是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的结合。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中，没有比“结合”更加危险的尝试。因为侧重文本或侧重语境的人们可能批评这种结合是对文本或语境的一无所知，或者是随意结合不同想法、毫无自己主张。但是，围绕文本和语境的长期争论足以凸显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大部分学者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反对那种过度强调文本或过度强调语境的立场。[1]
例如，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讨论君主政体时说“国王就是人民”[2]。这句话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君主政体的个人见解，二是对于“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只有主体不同，而在行使主权的方法上相同”的政治本质的哲学判断。[3]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著述的时候，一方面应当考虑作者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环境与作者想要通过著述来实现的修辞目的，但不应该用时代来束缚作者对本质性、根源性的政治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力；而另一方面，即便思想家的关注点在于超越个别经验的普遍问题，为了进行恰当的解释，我们也有必要通过历史脉络和修辞情景来重新考察思想家的言辞所具有的意义。
另外，有时候我们还需要考察同一文本中出现的多种观点。因为，不仅需要努力寻找著作的中心思想，也需要借助其中的悖论和矛盾来发现隐藏的含义和故意的偏离，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然而，我们也不能打着“文本之外（hors-texte）别无他物”[4]的旗号，在解释文本时完全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面向的读者听众。即使深入文本中诸如作者感情之类的各个部分，我们也不能忽视著作所具有的政治社会意义和思想家的政治社会意图。为了克服对著作的偏见，我们欢迎对于现有解释的创造性破坏，但即便是彻底的文本分析的结果也无法完全超越社会现实，后者在政治哲学家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思考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此，苏格拉底式的真理探索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生活热情仍然富有启发性。苏格拉底式的怀疑主义对于现有的一切东西都表示怀疑却不否认真理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式的审慎则对随意附和大众偏好与盲目相信少数精英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我们从这些思想中汲取灵感，试图消解哲学和历史的紧张关系。对于人类理智局限性的自知之明，对于通过辩论可以化解矛盾的乐观展望，它们展现出了这样一种智慧：既能克服打着自明真理之旗号、将暴力正当化的意识形态的傲慢历史，又能借由多样性所带来的益处，为政治生活的更多可能性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在探讨各种方法论之前，应当首先反思政治哲学家或政治哲学的作用。
二
政治哲学讨论的是所谓“政治事物的本质”[5]。然而，正如无法将“政治事物”的意义局限在几种特征化的状态或特定政治行为上一样，把政治哲学的范围限制在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领域，或者称其仅仅在于寻找政治本质和正确政体都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今天，政治社会现象的产生依赖于多样的主体与复杂的途径，我们很难通过“信息”和“知识”的差异，或是“意见”和“真理”的区分来说明政治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无论是把政治思想定义为区别于政治哲学的、包含“信息”与“意见”的知识之流，还是把政治理论定义为通过分析政治现象以预测未来并实行政策的一种整体性推论，都显得不够恰当。
然而即便如此，在面对政治与社会问题时，政治哲学所提供的解决思路实则相当独特。“伪善”（hypocris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哲学和伦理学的一般视角来看，“伪善”被看作道德污点或伦理歧途。但在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伪善”却被升格为特殊情况下必须使用的一种政治手段，或是解决矛盾时的必要行为的政治本性。正如我们所知，前者是“以共同体存续等为目的的政治行为不能用道德尺度来评价”的政治决断主义的习惯主张，后者则是“为了解决矛盾需要伪善”之政治现实主义的冷静判断。当然，比起“伪善”，大部分政治哲学家更喜欢“高洁”。但事实上，相比西塞罗提出的正义基础——“信赖”（fides），马基雅维利向君主劝告的“欺骗”（inganno）受到人们更多的青睐[6]；相比奥古斯丁所谓真正的“爱”（caritas），托克维尔的形式性“礼节”（manières）更加为人们所需。这样的现象总是与政治相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7]
因此，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伪善”并不是保守思想或现实主义的专属物。在古希腊时期，“伪善”（hypokritēs）的本义是“带着面具上台的演员”，它本身并没有道德上的贬义。即便基督教基于其信仰尺度将这种“涂上”（tsavu'a）不同于内心想法的外表行为批判为“伪善”，即便斯多葛传统根据“欺骗术”（fraudatio）的蔑视态度来确立对待“伪善”的伦理根据，“伪善”也仍然有其作用，它促使权力的等级转变成关于制度性权威的义务与服从。因此，从消极角度来看，我们即便不接受尼采试图借助“怨恨”（Ressentiment）来恢复的主权抵抗，也可以发现对于试图颠覆支配价值、成为历史主体的弱者而言，强者的道德正是为了隐藏权力等级的一种伪善。另外，从积极角度来看，就像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既承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又向往“平等”的价值，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伪善视为一种权宜手段，利用它来政治地解决那些尖锐矛盾所导致的问题。
如上所述，面对政治社会问题，政治哲学要求的是与哲学或伦理学完全不同的思考。就像和平主义者强调“为了和平也需要战争”一样，政治哲学有时用“决断”、有时用“伪善”来使有道德缺陷的、非道德的“调整”变得正当。同时在政治哲学中，所谓“无法理解”之答复可以成为“见解不同”的另一种表述，“民主的领导力”这类自相矛盾的修饰手法（oxymoron）则被人们理所当然地使用。虽然政治哲学的边界日益模糊，但是将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简化到抽象的程度是不合理的；完全忽视政治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既不慎重，也不恰当。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考察了展现政治哲学独特性的代表性思想家，并讨论了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哲学核心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经过我们的生活而得到了回响。笔者希望，通过这本教材，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能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研习者带来一些帮助。
三
政治哲学的生命力与正确看待生活，与改变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便改变世界的努力有时也会沦落为暴力行径与社会工程学，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政治哲学存在的意义正是在于避免“教条思想的复制”，努力“实现最佳可能方案”。在非理想的现实状况中探讨实现政治理想的方法，政治哲学的正确作用清晰地呈现出来；努力宣扬以自由、平等为代表的重要政治价值，政治哲学家的批判性思考开始受人瞩目。
政治哲学需要讨论。政治哲学家对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的批评应当具备妥当论据，经过理性论证，并在未来接受更多人的挑战。同时，政治哲学还应保持警惕，避免讨论沦为多数人的专有物。我们应当强调人人都可以保持不同见解，揭示妥协的必要性，创造一种包容少数群体与弱势群体意见的政治社会条件，弘扬一种承认与鼓励“说服”的政治社会文化，以此来努力实现道德上的进步。
本书通过提问来整理政治哲学家思想的原因就在于此。苏格拉底离开哲学之彼岸世界，走向了欲望漩涡之生活世界；同样，25名思想家也带着各自的问题意识走向了集市和广场。他们努力守护自己坚信的价值，为了克服现实中的困难而高声疾呼。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政治哲学家们最终为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带去了生命的变化。因此，如果能够带着疑问去反复思考他们的问题意识，那么我们就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同时，与其盲目相信他们主张的内容，不如关注这个一起思考特定主题、一起寻找最近似答案的过程。
最终，该教材希望提供作为观察者（theoros）的一些审慎思考，使得思想冲突的人们之间的对立不至于发展为暴力对峙。如果我们能够运用人文学的想象力去认真体会本书涉及的思想内容，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观察者的眼光与审慎去反思现实的问题所引发的激愤运动，并且反复实践这样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政治想象力能够超越偏见和现实的壁垒，使新制度成为可能。而且，如果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政治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将拥有更广阔的空间，让经由我们的思考而成熟的理论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四
过去6年，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西方政治哲学，该教材正是在这一期间酝酿而成。本书首先考虑的读者是大学里第一次接触政治哲学的学生，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任何人都容易获取的政治哲学知识，但同时也避免沦为百科全书或课外补充材料。为了让学生们在独自阅读主要著作之时可以与思想家们直接会面，本书还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和对争论焦点的诠释。
在这种背景下，即便是早已成为一般常识的叙述，本书也不厌其烦地为其加入脚注；为了能够通过文本直接考察近年的学术热点，本书在引文选择和翻译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只要认真参考被引用的文章及相关文献信息，就能发现与特定思想家著述相关的、更为丰富的政治哲学资源。如果我们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审慎的弓箭手”那样，把目标瞄准得再高一点的话，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是一座桥梁，渴望深度阅读的读者们将通过它走近思想家们的政治哲学智慧。
最后，向仔细阅读本书译稿、给予建议的诸位友人，特别是四川大学黄梦晓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博士生何通、花晓雅、汤少威及硕士生褚致博、刘琳、贾永泽、马钟鸿、赖秋霞，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Derrida，Jacques.1997[1967].Of Grammatology，trans.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eidegger，Martin.2001[1962].Being and Time，trans.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Cambridge，MA：Blackwell.
Hobbes，Thomas.1998.On The Citizen. edited & translated by Richard Tuck & Michael Silverthorn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osko，George.2011.“Introduction，”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ed by George Klosk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hiavelli，Niccolò.2006.Il Principe.cura.Mario Martelli.Roma：Salerno Editrice.
Strauss，Leo.1959.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The Free Press.
Tocqueville，Alexis de.2010.Democracy in America，edited by Eduardo Nolla & trans.by James T.Schleifer.Indianapolis，IN：Liberty F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