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言
此刻，雅典公民们正倾听着舞台上两位演员的争论（agon）。“如果朋友是杀人逃犯，包庇他是否正确？”“如果家人背叛国家，包庇他是否正确？”一系列难以判定的问题借由演员之口传达了出来。主人公在无法挣脱的人性边缘高声疾呼，令观众们产生共鸣并置身于这种无法判断是非的疑难（aporia）中。这时，即便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公民也会意识到，在规则的矛盾中需要政治判断。
柏拉图（Platon，前428/427-前348/347）在《法律》（Nomoi）中将雅典称为“听众”教育“诗人”的社会。正如末流的诗人只考虑满足听众的嗜好而不在意作品的完成度，在雅典社会里，腐败的领导者为了满足公民的要求，可以轻易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8]。虽然柏拉图借由雅典人之口表达此意，但很明显这是他自己的判断，即当时的雅典民主退化成了作为观众的公民主导的“听众政治”（theatrokratia）。面对未能按预期发展的“多数人政治”，恐怕没有比这更辛辣的批判了。但同时，这恰恰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它展现了剧作家在雅典民主中所具备的影响力。
幸好在这“听众”教育“诗人”的时代里，索福克勒斯迎来了其作为剧作家的高峰期。在庆祝萨拉米斯战役（前480）胜利的舞台上，他被选为领唱者，以演员的身份开始受到关注。正是这个时候，雅典品尝到了人民参与政治所带来的社会繁荣与军事胜利。[9]公元前468年，索福克勒斯成为当时最优秀的悲剧作家。也正是这一年，雅典凭借强大的海军力量称霸地中海。另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在自己的支持者客蒙（Kimōn，前510-前449）于公元前462年遭到陶片放逐以后，索福克勒斯仍然可以不受限制地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由此可见，在他活跃的那个时代，“诗人”的不同主张至少不会为公民所排斥。[10]因此，他的作品并非只在文化史的层面上引起人们关注。
二 政治家索福克勒斯
索福克勒斯出生于雅典西北部的科罗诺斯（Kolonos）地区，是武器作坊主索菲罗斯（Sophilos）的儿子。由于父亲财力雄厚、知识渊博，索福克勒斯从小就接受了贵族式教育，并享有权贵子弟才能拥有的富裕生活。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中才会常常出现诸多雅典传统贵族所强调的品德。比如说，他强调家族的名誉，并对民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另外还把在科罗诺斯迎接死亡的俄狄浦斯（Oedipus）等地方神话当作创作素材。
索福克勒斯是一名家喻户晓的剧作家。在公元前468年的狄俄尼索斯庆典上，他击败了当时最优秀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iskhulos，前525-前455）夺得冠军，并且连续18届在国家级悲剧大赛中取得胜利。他不仅是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中获奖最多的，也是雅典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剧作家。因此，他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古希腊悲剧的形式与内容。推动剧情发展的合唱团（khoros）由50人缩减至12人，展开论辩的演员则由2人增至3人，人取代神成为悲剧的原因，家庭（oikos）取代种族（genos）成为剧中与国家对抗的主体。[11]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忽视了索福克勒斯的政治经历。他大概是所有剧作家里唯一当选过“将军”（strategos）的人。据文献记载，在公元前441年与萨摩斯（Samos）岛人的战争中，他与伯里克利（Perikles，前495-前429）一同作为将军参与其中，并在两年前担任管理同盟国捐款及提洛同盟资金的“财务官”（hellēnotamias）[12]。尽管没有特别显赫的战功，但他的“将军”一职并非雅典公民抽签的结果而是选举的结果，同时其“财务官”一职也是由权力最高层抽签选出的。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剧作家，也同样是代表雅典的政治家。
值得关注的是，索福克勒斯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时期成立的“咨询委员会”（probouloi）中担任委员。[13]雅典人在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于公元前413年特别成立了“咨询委员会”[14]。它由代表十个部落的十名长老组成，向负责筛选“公民大会”（ekklēsia）中讨论议题的“五百人会”（boulē）提出建议。可见“咨询委员会”具备着相当强的寡头政体性质。[15]在这个机构里，索福克勒斯以84岁高龄出任委员有着许多含义。这既意味着他作为元老受到了大家的尊敬，也意味着他被卷入了导致雅典民主衰落的贵族与公民的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心。
三 诗人的孤寂
有一种观点认为索福克勒斯是敌视民主而拥护寡头政治的贵族派成员，但这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该观点的主要论据如下：他成为剧作家是因为受到了客蒙的支持，后者因与斯巴达（Sparta）的友好关系而遭受陶片放逐；过分强调传统贵族所拥护的家族名誉；批判了操纵雅典民主的政治家；与发起寡头政变（前411）的塞拉门尼斯（Theramenes）的父亲、曾任将军的哈格侬（Hagnon）一同担任“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然而这些都难以称为充分的证据。
在民主政治盛行的时期，索福克勒斯被选为支援伯里克利的将军，可见他并不敌视民主。另外，担任咨询委员一事，也无法证明他赞同谋求建立寡头制的政变[16]。与晚年的政治履历不同，索福克勒斯的政治立场既非寡头制也非民主制。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支持雅典民主的核心原则。他担任咨询委员，正是为了保护雅典免受阿尔西比亚德斯（Alkibiades，前450-前404）和年轻权贵子弟的侵害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另外，索福克勒斯悲剧中出现的贵族品德也不应看作他支持寡头制的证据。当时的大部分悲剧都体现了传统贵族的价值观[17]。即便是在赞颂雅典民主的作品里，也能轻易看到大力推崇贵族品德的主人公形象。同时，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卓越统治者和健康公民所领导的民主社会抱有极大敌意。只能说面对愚昧煽动者与腐败公民所导致的混乱，他深切感受到了这些贵族价值的必要性。
四 《安提戈涅》的政治哲学
从这个脉络来看，在索福克勒斯悲剧中最富政治哲学含义的作品是《安提戈涅》（Antigōne）。这主要是因为后世学者往往期待这部作品中出现的论争能够很好地体现政治巅峰时期雅典公民的想法。据信，他在被选为将军的公元前441年前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该作品创作期间他刚好担任“财务官”，或者说有机会亲眼见证雅典政治的运转模式。因此，剧中主人公之间的论争，并非只是在单纯地重构神话。它展示了诗人兼政治家所看到的雅典民主的横截面，是一份珍贵的政治哲学材料。
同时，《安提戈涅》常常被当作西方政治哲学史课程的必读书[18]。此书不仅讨论了对人类局限性的苦恼，也讨论了人类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性问题。神的法律与人的法律、国家与家庭、政治和道德等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是主要的论争主题。故事始于新成为忒拜（Thebe）统治者的克瑞翁（Kreon）下达命令，禁止埋葬因发起叛乱而死的波吕尼刻斯（Polyneikes），然而安提戈涅认为必须安葬哥哥的尸体，拒绝服从命令[19]。随后，合唱团唱起了关于“神的法”和“人的法”的歌曲[20]，对抗过分权力的安提戈涅获得了名声（kleos）[21]，而克瑞翁则为下达过分的处罚付出了代价——他成为悲剧的主人公。[22]
此处最吸引人的主题是政治与道德的紧张关系。虽然所有主人公都强有力地阐述了自身的立场，但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互不妥协的态度最终将两人的关系加速推向了无法和解的绝望处境（deinon）[23]。克瑞翁虽然表示能够理解安提戈涅的立场，但是为了城邦的安全他拒绝网开一面。这不是单纯地无法忍受对自己权力的不服从，而是认为共同体的成员们一旦确定了前进方向，那就应当齐心协力、井然有序[24]。另外，安提戈涅为了维护家族名誉也坚决不予退让[25]。虽然安提戈涅的牺牲俘获了观众的心，并成为反抗过分权力的英雄，但她与克瑞翁一样，都是固执自身立场的人。
从这样的思想脉络来看，《安提戈涅》反映的政治哲学课题大致有两种。第一，即便是规范价值导致的矛盾，也需要政治的判断。安提戈涅的立场通过宙斯（Zeus）取得了正当性[26]，而克瑞翁也希望通过宙斯来证明自己决定的正当性[27]。尽管政治和道德的冲突本身并未达到极致，但是这两个极端化的角色动员天神站在自己的立场却最终把自身推向了无法妥协的境地。第二，试图将不确定性完全排除在外的政治判断有可能导致残暴的结局。正如合唱团所唱[28]，好的判断（euboulia）源于对各种意见的收集，城邦的安全源于一般原则和特殊情况的平衡。或许，诗人早已预料到了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民主即将面临的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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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建议
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集》，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Ormand，Kirk.2010.A Companion to Sophocles，edited by Kirk Ormand.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