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诸题举例

收入此编的一束文字，大部分写于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亦即我一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时期。其时刚刚完成了“先秦三部曲”（《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计划中的题目是“唐诗物象考”，并为此准备了不少材料。然而在通读《全宋诗》之后，发现两宋士人生活中的茶事、花事与香事构成了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诗情和诗境，而诸事所依托的“物”，却鲜有人关注，那么我正可从“物”中寻找流失的诗意，填平文与物之间的疏离。——彼时关于宋代种种，尚远非热门话题。于是放下唐诗，直接入宋。收在这里的诸题，多数即为此而作。

从遇安师问学，得到最多的教诲，便是要把琐细的考证结系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唐宋时代的床和桌》，原来题作《家具发展史中若干细节的考证——以唐五代两宋为中心》，勉强可以算作努力贴近历史发展主线的一次尝试。文章的资料搜集以及写作过程，使我想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觉得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由席坐转向高坐具的垂足坐，观念、习俗的影响竟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具不必说，居室的格局，服饰的样式，各种新器具的出现，乃至若干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情事，诸般新变之迹皆可追索其中的内在因由。同时撰写的《帷幄故事》、《隐几与养和》、《行障·画障·立轴》、《宋代花瓶》、《砚山与砚屏》等篇，也都是意在考校一器一物的始末源流，从生活用具的沿革中发现隐含其内的历史脉络，以期即小见大。关于《两宋茶事》，在《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中，我曾写下这样几行文字：“茶事只是社会生活之一端，但在《全宋诗》与《全宋词》的范围里检阅其详，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丰富。茶事中的细微末节，在茶诗中原是有情，有境，有性灵；饮茶方式的选择，也每每显示着饮者的气度和风神。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的‘文’。那么士人之茶与世人之茶是否有所区别？从考校名物入手，应该可以发现茶诗与茶事相互映衬中若干细节的意义。”二十年过去，这一点心得虽然早已淹没在茶文化的滚滚热潮中，不过自以为当日努力考索得出的结论至今也还没有过时。当年还曾为自己策划了一本书，题作“临安士人的一天：南宋日常生活二十三事”，“所举二十三事，每一事均有其事所必用之物，且事中有事，物中有物，物则源自文献、实物、图像之互证，即言必有据，物必有证，并有若干生活场景之复原。挽千丝万缕入一日，而使它眉目清晰，条理分明，琐细处皆有耳闻目见之亲切”。选题已为中华书局正式接受，但至今未能动笔，因为总以为准备尚不够充分，大概最终是要放弃了。

当日每篇草成，必要呈阅遇安师，老师也每有一二评述，并常常言道希望我能保持《读书》时的文笔，“你的考证功夫已经过关，但还要有情趣，而这本来是你的长项，一定不能丢掉”（二〇〇二年七月廿九日日记）。然而这却并不符合当今学术论文的要求，并且果然因此生出一个小小的插曲。先是，《宋代花瓶》一文投稿《故宫博物院院刊》，之后被告知这篇文章写得太漂亮了，不适合发在院刊，拟转到《紫禁城》。没想到几天后又告诉说：“李院长不同意，坚持要发院刊，说论文怎么就不可以漂亮，就是要打破论文的八股。”

《罚觥与劝盏》一篇，最初是草写《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丛考》时拟纳入其中的一节，查日记，原是二〇〇七年九月廿三日动笔，五天后即粗具规模，九月廿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把未完成的‘劝杯考’请师看，师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谈过，现在也不可能有人把它谈得这样细。但是文章的信息太密集，是写给梁启超、章太炎看的，必须大大稀释。’”之后几天的日记，都是记述写作过程。“忽然开通思路，有了重大发现。觥，为什么是觥，为什么是觥筹，一下子打开了关钮。”“由‘觥筹交错’又解开了一个结，问题更明朗化了，真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将‘觥盏与劝杯’大致草成，分上、下两篇。”十月八日，再将此稿呈请遇安师阅。不日即收到来书，其中说道：“日前承以尊稿《罚杯与劝盏》见示，仓促间未克深思。事后细想起来，这个选题非常之好，您的主要论点也站得住，完全应当把它写成一篇名物学方面的典范之作。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

也许与多数诗歌爱好者不太相同，唐代诗人我最感兴趣的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温词名作《菩萨蛮》十四首多以物象营造诗境，自然令人喜爱，即使对物象未必十分明了，也可以体味语词铺陈之美。而考索“物色”之究竟，总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历来为人激赏，然而作为词眼的“隔”字、“风”字，若不解词人所及之物，实在难得确解。它于是成为很久就放在心里的问题，虽曾写就一则《人胜·剪綵花·春幡》，发表于《南方文物》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但总觉缺少关键物证。二〇一四年初春，浙江省博物馆动议举办定州两塔文物展，机缘凑巧，我有幸随同考察，得以亲抚定州博物馆藏品，于是在观摩现场发现了——应该说是认知，因为它久已在彼，而等待我去叫出它的名字——实物证据“宜春大吉”银春幡。此后完成的《金钗斜戴宜春胜》，可以算是为春幡胜立传，而“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得实物之观照，也便意义全出。它也就是前面说到的自我订立的目标之一：名物考证应该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联。

近年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天的名物寻微，比以往增添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而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的“金手指”也无从索检，于是博物馆参观以积累实物资料乃成为一个新的治学途径。《一物，一诗，一幅画》，便是试从观展的角度读“物”，原是五年前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讲座文稿。

十二题中的十一题都是讨论器物，惟《〈春游晚归图〉细读》考证对象是绘画，然而究其实，面对的依然是“物”，是画中的茶镣担子，是“厮锣一面，唾盂、钵盂一副”，是茶床，是腰金、佩鱼、大帽，即所谓“重金”与“重戴”，因此我在文末说道“作画者的用心处似不在笔情墨韵和意境，却是在尺幅之间将有关画面主人公身分地位的器用服饰一丝不苟摹写备细”，那么我的如此读画，也可算作与画家相与会心罢。

前不久，在《文史知识》二〇二三年第五期的“顾随小辑”中读到这样的议论：“在世纪之交，有学者提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更多地采用独特的意义揭示方式’，并提出‘理论性、实证性和感悟性的结合’的研究手段。但是述学方式的形成绝非孤立的过程，而是处在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学科体制、学术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中。就近现代古典文学学科体制来说，其形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学术标准、学科边界等方面已逐渐规范化、稳定化，以科学化、系统化为追求的学术著述作为学术生产的主要目标，其模式早已在学科‘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定型。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单一的科学化、系统化的著述方式，而试图去寻求一种更符合古典文学学科研究对象自身特点的述学文体，或者说，希望形成一种富有学科特色的述学方式，那么顾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仲浩文《诗人性情与学术“体制”的矛盾》）所谓“富有学科特色的述学方式”，令人颇有同感。学术生产定型于“规范化、稳定化、科学化、系统化”，固无可非议，但如果不为体现个人风格的遣词造句、叙述方式，包括标点符号的使用留下一点馀地，恐怕也是一种缺失。我自然没有“诗人性情”，但却始终在意文字的个性，大约一是生性使然，一是《读书》十年受到的濡染。主编老沈再三强调取稿标准是“好看”，清楚记得他曾向我们推荐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说它历史讲得通透而难得文字可人，并特别举出书里他印象很深的一处表述，即讲到汉与匈奴和亲，说单于们希罕的是布帛金银，“而不是托名公主，未必娇妍的汉女”。后来买了《中国史纲》，果然读了非常喜欢，虽自己的写作不能臻于此境，而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