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有的相对应性思维理论之起源：龟卜术

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传统思想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思想家优先使用相对应性思维理论体系即相互关联的理论原理（该词来源于法文corrélavité），而西方思想家优先使用因果性逻辑思维理论体系。西方汉学家中最优秀者，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都曾指出这两种思维理论体系的主要差别。那么，相对应性思维理论是什么呢？与以原因和结果相联系来解释事物的因果性逻辑不同，它以因事物之间有共同结构而相互感应的道理来解释事物规律。比方说，凹面镜的聚光原理是为了让东西燃烧，《淮南子·天文训》曰：“天道曰圆……圆者主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火曰外景……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8中国思想家强调事物的形，即聚光燃烧时的“圆”形，而西方思想家则强调因凹面镜聚光所产生出“火”的结果，即因果关系（causalité）。

上面提到的这两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差别，起源于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文化以神学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以占卜学为基础。西方神学关系到上帝之命令的概念，神学学说是因果性逻辑理论原型。至于占卜学（我称之为准科学），它起源于龟卜技术，这一技术始于中国原始时期的巫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并不信仰至高无上的上帝，而是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本来只有巫觋通过通灵术才能进入超自然境界，后来巫觋变为占卜专家，即史官，龟卜术替代通灵术。龟卜术使不可见的超自然神灵力量在龟甲上体现为“卜”形的坼裂（后演变成《易经》的卦），占卜的史官以灼龟之坼裂纹（后用《易》卦）判断兆象，定吉凶。因此，中国古代先民们认为占卜标识所体现的可见兆象（也就是“卜”的各种坼裂形象）具有一种超自然力量（surnature），这是占卜学的关键概念，亦即超自然的灵性动力（例如阴阳五行）与自然（nature）中万物的相互感应而形成的相对应性思维理论体系。

《易经·系辞》说：“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9按照相对应性道理，变化是在天（自然而上）的灵性力量与在地（自然而下）的感应相交会而发生的。在天之“象”通过灼龟显于兆象，在地之“形”通过“器”（即相对的事物）来诠释事物变化。因此，用占卜学考察天“象”（其占卜性标识符号）结构，才能知道地与它对应的含有同样（或类似）结构的“器”（相对的事物）的变化。所以相对应性思维理论是一种构造主义的思维理论。比方说，它思索与八卦结构的“象”相对应的事物，因而系统化地呈现含有数字“八”的相关概念，如八个自然现象：雷、风、火、地、泽、天、水、山；八个方位：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种动物（含超自然动物，如“龙”）：龙、鸡、雉、牛、马、羊、豕、狗；八种家族关系：长男、长女、中女、母、少女、父、中男、少男，等等。它亦有与因五行构造而生的“象”相对应的概念，这个系统均含有与数字“五”相关联的东西，如五脏：肝、心、脾、肺、肾；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谷：麦、菽、稷、麻、黍；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等等。这类构造主义的相对应性思维探索系统为中国思想家所偏爱，因而被大量地构思出来。最古老的例子就是干支历法系统，下面将对它加以讨论。

中国传统历法在测量时间时，在月与日中间用代表三分之一月的“旬”，而不用代表四分之一月的“星期”。站在原始角度上思考，这很可能是因为旬日数等于两手手指数目的总和，而要算时间，很自然会通过掰手指来计算。因为需要理论化十日的旬的体系，中国古人才想象出了帝俊与妻子羲和生十日，与妻子常羲生十二月的神话。此后，当时的思想家，即占卜的卜官，将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的情况考虑进去，发明了用月、日等时间单位计算时间的历法。这是如何发明的？他们观察到的天象是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在他们看来，太阳出没的运动力比月亮盈亏的运动力要大得多，所以他们认为时间的运动规律主要是以日为动力来带动月。那么，白昼和黑夜变换的这种机械运动又如何衡量呢？史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发明了历法。他们用构造主义的相对应性思维方式，观察到天上三百六十五天一年的太阳运动带动全年十二个月的月亮运动，由此认为，地上十天一旬也应该类似月亮运动以十二个月为单位的运动过程。所以他们创造了由十天干、十二地支两个系统结合而成的历法。这个历法确实是这样创造的，证据见于《左传》一书。据《左传》记载，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史官伯瑕说：“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杜预注：“谓以子丑配甲乙。”10史官从天上可见的月球与太阳的交会（天上的日、月之会——朔月），推测出地上不可见但应有的“子丑”与“甲乙”之结，这就是计算旬日历法的日、月之会。

帝俊与妻子羲和生十日，以及与另一妻子常羲生十二月的神话，其结尾是神射手后羿射掉了九个太阳，只留下来最后一个。根据《淮南子》说法，在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是羿建下了这个功勋。而根据另一个版本的神话传说，是黄帝时代一个叫容成的大臣创建了第一部历法。

应该注意的是，天干地支历法的基础与实际上的天文学说没有关系，它是一种理论性的说法。所以，不能仅仅用占卜时的“兆象”（所谓凶的兆象）来判断天文现象中的日食。殷代的占卜者已经知道如何计算日月历法（礼拜仪式历法），以及能够精确地将年的概念定义为三百六十五又二分之一天——彼时将“年”称为“祀”。为使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符，殷人设置了闰月。这种历法确实是一种想象，却是一种理性的想象。通过这种理性的想象，占卜学代替了神话。这种想象是中国民间的择日学和堪舆学的核心，至今仍然很有生命力，它计算着人们的出行以及办各种事情的日期，推算吉和凶。直至今天，它在中国依然作为另一种历法，按照日常流动岁月，依六十年一轮的体系运转。

另外，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认为最能充分体现中国相对应性思维理论特点的还有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医学的基础是症状学，它根据察看身体上某些症状，来揣摩或推断与其相对应的身体内部某些器官的疾病状况。这种观察和诊断方法十分契合中国思想家所特有的相对应性思维方式。而尤其具有特色的是针灸取穴的方法。比如，针灸取穴理论核心是腧穴理论。腧穴理论和天干地支历法理论是一样的，没有身体上的实在性，完全是理论上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天干地支历法理论的基础是空的，而腧穴理论的基础是实的，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奏效。

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极具表现力，所以中国思想家特别喜欢文学，而不喜欢西洋文化特有的哲学。在文学方面，相对应性思维理论所揭示的思维方式，于中国文学中运用得很广泛的修辞方法即“相对成文”上，显得尤为突出。“相对成文”指在语法结构中，文字所表达的词或词组，随着文法结构的相同或相反，其意义也会显现出相同、相似，或相对、相反之处。文学家们所创造的文章本身的形式常常与所想表达的事物相对应。中国古典文学有它特有的力量。正如《文心雕龙》所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