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基础的神学相比较之中国的占卜学
中国文化在它古老的历史年代里最闪光的时代特征是什么？是当时出现的一种极端复杂的通过占卜仪式进行的实践活动：即用龟卜方式占卜。这一复杂技术活动中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什么呢？
1.选择龟甲（把龟甲当作宇宙的微缩模型）作为占卜媒介。
2.占卜者要对龟甲进行锯、刮、错、磨等一系列精心的加工、整治和清洗。
3.占卜裂痕（兆纹）的预处理是钻或凿龟甲，继而灼龟见兆。这一点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这里所谈的占卜实践形式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都没有的。例如，占羊肝（hépatoscopie）方式曾广泛流传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手法很高明，但是远比龟卜粗糙。因此，史前中国可以说达到准科学（或类科学）高度，我称它为占卜学（manticologie）。
让我们再来看“钻”和“凿”。它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道理？这里有审美因素，更有古人在实践中用“卜”的标准。不同组合的钻凿处“井然有序，如棋布星罗”2，使占卜缝隙（坼）规范化、标准化，形成“卜”的形式。此后，占卜者们将这些“卜”兆基本形式“坼”压缩或归并成6到7种有变化但很精确的类型，如：
然后结合这些变化中的每一种细微变化来推断是好、不太好或是坏（大吉/小吉，大咎/小咎）3，去进行占卜，并据此提出或寻找一种准科学性的预测，哪怕这种理性是建立在一种荒谬的、脱离常规的，某种程度上甚至近乎魔幻的基础上。
正是这种类型学从龟卜中派生出了占筮。4当时的占卜者会非常自然地根据占卜中出现的裂缝，找出经常出现的规范化的“卜”兆现象，进行数字式的抽签，这样的程序远比灼龟来得容易。我想，占卜者就是这样用前置的数字卦（hexagrammes numériques）中的1、5、6、7、8、9来组合早期“卦”的结构，并对这些符号进行分类、编号，使之规范化。占卜者继续发展《易经》式的占卜，通过龟卜引发出占卜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他们把某些不一致的数字，例如基础数字6、7、8、9标准化，同时将这些基数带到规则互为相反的偶数阴爻（- -，表示8/6）和奇数阳爻（—，表示7/9）里去，使这两个标准颇为相似的系列从粗糙的骨占法（ostéomancie）提高到高水平的龟占术，最终形成《易经》系统。
中国表意文字系统的发明，嫁接于这一表征中国古代文化特性的、从原始卜筮到知性占卜学的演变过程之中。这个系统与苏美尔和埃及的表意文字系统完全不同。苏美尔人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代表一种口语语言的文字书写系统，而中国的语言系统从最初开始就不是语言性的书写体系，而是一种源于占卜数据的准科学的符号性质的学问体系，属于表意书写系统。我的论点是，这个发明是在如下情况下形成的，即当占卜家们非常注意地观看裂纹（卜兆）时，开始不仅仅把作为“兆”的裂纹当“卜”文来看，而是在读“卜”文时，把意味着“占”的符号当作“词”来读。从那时起，人们的创造就可从“卜”文上的一个图形符号去推断其他类似的图形符号，以此记录占卜数据，继而发明中国汉字。这种方法使我们看到，与流行观点相反的是人们最初创造的图形文字并不是“牛”“羊”或“月亮”等图画文字，而是一些占卜学中常用的词——如“贞”和“占”，或标明时间的词，如六十进位日历中的“甲、乙、丙……子、丑……”等模仿型“卜”文，是非象形的抽象文字。
殷朝时，甲骨文所表意义，并不是原先的口语词义，而是用占卜学思维按照所谓“六书”原则重新组合的词义结构。六书理论虽然是汉朝人总结出来的，但其原则在甲骨文中早已落实。甲骨文字汇、节段都与口语句子大不相同。
表意文字系统范围逐步被占卜者和史官扩大（当时卜官本人就是史官），已超出最初占卜职能，而越来越多地见于其他非占卜工作。例如变为青铜器上记录礼仪的铭文，或对天子、诸侯所作所为的记录，乃至各类行政文件。这个系统演变为图形语言——文言。这种文言仍然与口语有很大不同，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说话系统，但职能分别为书写和说话。
直至孔子时期，文言仍为占卜者（史官）所垄断。孔子坚信自己受上天委托以恢复周朝机构，他承担国家档案修改工作，倾毕生精力整理“五经”，在行政管理领域外为中国文化开辟出通往正确方向的文学之路，开拓个人著书路径。最早走这条道路的作者为诸子百家。在接下来三个世纪中，他们的作品彻底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文化面貌。他们的书面写作语言仍是文言文，他们富有成效的工作是从最重要的作品《易经》开始继续完成“五经”。正如杨庆中所言：“《周易》被列为‘五经’之首，此后的两千余年间（清末之前）儒学独尊，儒家经典始终处于学术核心的位置，而易学更是核心的核心。”5
西方文化发展道路截然不同。首先，它所运用的书写系统是表音文字系统。该系统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从古代近东借来的，之后在借用这种书写系统建立文学基础的优势上融以自身文化并承继口头文学，抄袭、编撰了神话故事《伊利亚特》（L’Iliade）和《奥德赛》（L’Odyssée）。在这些故事里，自然现象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被描绘为人或神的行为，这些人、神形象在天界里互动、漂移。我们西方人的思想与中国人的思想不同，比如中国人的阴阳、五行学说等，是由占卜学理论来推测的，柏拉图是用漫画形式改变神的真正本质而创立了“神学”，把上天的神“物理性”地变成造物主。亚里士多德之后又发展了这个被称之为“论非物质的实体之形而上学”的理论。随后，犹太教和基督教采用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西方“形而上”理论，即一方面有“形而上”（méta-connaissance，来认识人类世界的规则），另一方面有“物理而上”（au-dessus de la physique，不注重形式，而注重本体）的理论，以加强自己一神教的合理性和教条性。6任何西方哲学和科学都是基于这一类型的神学理论，直到尼采宣告“上帝之死”以及海德格尔宣布“形而上的终结”为止。
西方神学世界观的两个明显特点是：（1）神学的世界是一种创造，有开始，也有结束，而中国占卜学中的宇宙是不断变化的，正如“万物”无始亦无终；（2）人类神学史，就是一部戏剧（或悲剧），历史的戏剧化是通过原始神话思想的回声来表达的，是一部由“原始堕落”引发的剧，人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类“赎罪”的结论。在中国占卜学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 manticologique）中，历史可以不被解释为一个悲剧，而是作为五行相生相克之循环的继续。
即便在上帝死亡和“形而上”学结束之后，这些特征仍代表着西方精神。创造的观念已经变成当代科学宇宙观的“大爆炸”（指好像“big-bang”的声音），人类救赎的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中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的概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