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美国梦

拖网和延绳钓不一样，是整袋拖拉上来的，不是个别和每一条鱼缠斗，再用手把牠拖上船来。情况好的时候，两小时的拖曳，就可以把周围6呎的囊网装满到两噚的长度。在甲板上打开网袋倒出来，渔获会塞满后甲板的一边达到膝盖的高度，就像成千上万的秋叶在风中颤栗般跳跃着。不像鲨鱼或剑鱼会在甲板上为牠们的生存，继续和死亡搏斗；来自深海像石斑之类的鱼，在突如其来的惊恐挫折下，根本无法存活，有些甚至胃会从嘴巴挤压出来。我们开始装箱时，牠们也会全部死亡。

夜以继日，打鱼的生活一成不变。我们无法像延绳钓渔船那样，奢侈地花时间去和剑鱼或鲨鱼周旋，或享受裸泳的快乐。鱼不睡觉，我们的引擎就不停地运转，所以我们得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直到把鱼舱装满，或冰块用尽。回港后，只有48小时卸鱼、补充燃料和补给品，或进行必要的维修。当然，拖网比延绳钓赚的钱更多。对像我这种单身汉，不需养家活口，也没时间花钱，只能把收入换成「小黄鱼」(小金条)。但六、七趟航程下来，甭提黄花鱼了，连这种「小黄鱼」都无法使我兴奋。我开始质疑起生命的意义。

「我要耗费余生去过这样的生活吗？」

有一次回到母港，我注意到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谈论去美国的事。

「你们在谈些什么吗？」

他们向我出示了中央日报上的一则启示：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和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将联合赞助在美进修一年计划，并公开接受民众申请。

农村复兴跟渔业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渔业？」我问林树龙，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毕业于一所水产学校。

「渔业只是打鱼的漂亮说法。」林说。

「打鱼有什么需要进修的？」

「我猜，他们的意思是更深入地学习海产。」

「你是说，像捕鲸或养殖？」

「我不知道。」林耸耸肩说。他会是理想的计划候选人，除了是知识分子，他既年轻，又是台湾本地人。

「你申请了吗？」我问。

「没有。」

「为什么不申请？」

「我是受日本教育的，对英文一窍不通。」事实上，林对国语，也就是普通话也不精通。他是在日据时代所谓的「国语家庭」中成长的，也就是说家里人只说日语。「你应该去申请。」

「我英语说得还不错，」我说：「但没有学历；而且名声不好，曾被指控『在菲律宾海域偷渔』而关入监牢；曾经把一艘船开上珊瑚礁，还…」

「谁像你的背景这么丰富？他们会喜欢的。」

他在嘲笑我吗？

我仔细看了申请资格的描述，它没有提到任何教育背景，唯一的条件是具备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我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船难和坐牢的事。

我想我的船长王士同在我们这些辍学生中，是最有希望录取的。

「我？」王士同对我说：「你认为在我和那个婊子养的龟儿子经历了那些事后，还会去那个国家吗？」

最初王士同上船当学徒，和那些美国人有过一段可怕的相处经验。那是个炎炎夏日，在大太阳下长时间工作后，王士同走进船上的厨房接了一杯饮水。

「中国人用的水龙头在甲板上！」他被一个洪亮的声音吓到。

他环顾周遭，原来是船长，一个美国人。

王士同带着歉意的微笑，立刻关掉水龙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船队的中国人无人不知，阿尔特是最吝啬的美国人。他不接受王士同的道歉，竟然再三交代徒弟：

「里面的水龙头是给美国人用的，中国人要用外面的。知道吗？萨维？」

老王是典型中国人，总是循规蹈矩。但这些带有歧视和羞辱意味的话语，对他造成强烈的冲击，瞬间使他血压飙升、心跳加快。

老王的英文程度仅限于在学校教科书学到的；但在会话方面，却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说为自己辩护，何况他生性害羞。

这时，老王倒掉杯子里的水，面对在场所有惊讶的人，一口气用英文滔滔不绝地说出：

「四个二十又七年(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老王加重每个音节，继续以单调的声音倾吐出林肯的盖兹堡演说，好像他正站在中学时期的英文老师面前。

美国船长愣住了。几分钟的静默后，他走向水槽，从「只有美国人」能用的水龙头接了两杯水，递了一杯给老王。接着，举起手上的一杯像敬酒一样说：

「敬四个二十年！剩下的都见鬼去吧，我再也记不起来了。」

从此，对美国佬来说，老王的名字变成了四个二十年，并被允许从厨房的水龙头饮水；而其他的中国人，还是得遵照「只有美国人可以」的规定，只能从甲板上的水龙头接水喝。

自由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别人主动给予的。对王士同来说，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美好，他立即面临两难的困境：是要享受靠自己争取来的自由呢？还是继续和他的中国伙伴生活在「只有美国人可以」的规则下呢？

「别在乎他们。」大副试图安抚老王：「这些人渣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真正的美国人长什么样子？」

「黑的。」

「你怎么知道？」

「二战时，我在英国的蓝烟囱轮船公司的货轮上当过钳工，靠泊过很多美国港口。那些人渣都不让中国人上岸。」

「那你们在那里看到真正的美国人？」

「码头工人有工会，会员都是黑人。」

「没有白人吗？」

「有一些，不过从来不跟我们打交道。他们看起来就像在上海看到的那一群可能跟我们一样的外国人。他们一跟我们接触，就会说我们不准这样，不准那样。黑人是友善的，会和我们搭讪，还会给我们香烟和烈酒，甚至会协助我们偷溜上岸。」

父亲曾经告诉我，美国是一个凡事自己动手做的国家：「那里没有什么你能做或不能做的限制。」他说：「但对中国人来说，那些混蛋设下了特殊法律来限制我们。这没关系，只要你够努力工作，包括能承受侮辱，并容忍他们所谓的法律，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美国人尊敬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工作，以及能打败他们的人。一个矿工可以不发动革命就成为总统；航行在旧金山和中国之间最大的轮船公司老板罗伯特‧大莱，十三岁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最初只是在贮木场当一名厨师的下手。刚到美国下船时，口袋里的钱够我买到学校的火车票。在大学就读时，我靠照顾骡子和冲洗马廐里的马粪来养活自己。这个工作正适合我，因为我爱马。在家时，我照顾祖父的马；现在是校长要我照顾他的马，和帮他家拖拉煤炭，这让我觉得自己简直到了天堂。他叫我『小伙子』，我就回答：『是的，先生。』还有一次，运煤卡车经过他家没停下来，我必须骑他的马跑上好几哩路，亲自去把煤运回来。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完成一项工作，也是一种自由奔驰的快乐。接着而来的感恩节，他邀我和家人共进晚餐。从此，我不再被叫『小伙子』，而是变成『周』」。尊重是努力赢得的，不像现在的学生在街上摇旗吶喊呼口号。」

我母亲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美国，那是一片充满艺术、音乐和精采民间故事的土地。「所有的艺廊和博物馆都开放给民众免费参观，还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她告诉我：「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坐靠近天花板的包厢里欣赏歌剧音乐会；而楼下座位得花上一大笔钱。唯一要付出的代价，是闻到周边意大利人身上散发出的大蒜味。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参观教堂。不同的教堂有不同的音乐，在黑人的教堂里，你可以听到他们的灵歌，这会让你想看看开阔的田原，在那里工作的都是黑人，他们连工作时都唱着歌。」

「别忘了，你妈赴美留学拿的是政府奖学金，不需要为生活去打工。」父亲解释道：「她在船上买的是头等舱，住的是高级小区的女子宿舍，后来是寄宿家庭；我来美国买的是统舱船票，跟骡子一起睡在马厩里，吃的是剩饭剩菜还要刷马、清粪和拖煤炭。我们看到的，自然是不一样的美国。」

母亲一到美国，就有一位领事馆人员来接她，并护送她上岸。父亲正好相反，他被扔进旧金山外一个小岛的移民拘留营接受审讯。「拘留营，得了吧！」父亲用嘲弄的口气说：「它比监狱还糟糕，没有空间可以伸腿，更谈不上运动。他们自称是法治国家，但那里没有法庭，没有律师，也不能和外界接触。他们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根本就是个笑话。」

我最早遇到的美国人，是战时在学校任教的两名教师，他们是传教士。学校之外，成都街上有很多飞行员，穿着令人羡慕的整洁紧身卡其制服和皮夹克，还戴着雷朋太阳眼镜，小孩会追着他们讨糖菓和泡泡糖吃。在缅甸，我看过美国大兵和开卡车的黑人驾驶兵，向我们要在死去的日本兵身上找到的「膏药旗」。战后，我在上海外滩看到从停泊在黄浦江里的美国军舰上岸的水手，他们都很粗鲁，一开口就是找女人和酒；只用一双尼龙长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女郎睡上一晚。等尼龙袜用完了，他们会典当毛衣、夹克、靴子、香烟、肥皂、毛巾、毛毯…任何他们可以从船上偷出来的东西。南京路的人行道上就有成排的小贩叫卖这些物品。

在海上，我经常在值夜班守舵时打瞌睡，这会让船偏离航道，却从来没被抓到。在美国船长走进驾驶室前，我就会醒过来，把船拉回航道。几次以后，梅尔问我：

「我从你背后走过来，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一天他问我。

「我闻得到你的气味。」

缅甸的美国大兵、甸缅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或渔夫，他们身上的气味都一样。美国的妇女又如何呢？她们看起来都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美丽又甜蜜吗？

妈告诉我，美国妇女和男性不同：「她们甚至没有投票权。」

「为什么要投票？」我问。这跟气味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她说：「生在一个社会里，身边所有人都被允许做某件事，而你除外，那会是什么感觉？即使这件事对你不具有任何意义，就像投票。」

这种美国式的民主是有传染力的。在台湾，我们开始办选举。卡车载着候选人在街上到处跑，用扩音器大声呼叫：「投我一票，我是某某某！」等到投票当天，会有挂着候选人名牌的卡车等着拉选民去投票所：「等你投完票，会请你吃饭。」

美国人为什么投票呢？在美国的正宗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我真的认识一个美国人，和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大兵和渔夫都不一样。当我告诉她我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她极力怂恿我：「去吧，那怕只是一趟短程旅行。等你回来，可以告诉我有关的一切。」

「妳还想知道什么呢？你不是从美国来的吗？」

「我七岁时就离开了。我现在只记得我们的房子和屋前的草坡，我喜欢从上面滚下去。我还记得我就读的学校，每天早上都得走过五个街口到校，路上还有一只恶犬和一个顽劣的男孩。即使他们只出现在他家的前院，我都得绕路而行。其他的事，我都说不准是真实，还是想象，甚或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中日战争爆发后，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中国。途中，他们搭乘的轮船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沿海、一个囚禁罪犯的小岛(绿岛)搁浅。乘客获救后被送到马尼拉；几星期后，她父亲带着两个女儿到了香港，妈带我和三儿去接他们。当时我十一岁。

就在妈妈和我们所迎接的人说话时，我注意到两个女孩中较大的那个。她只会讲英语，我只会讲华语。我们互相注视着，忽然她向我伸出拿着一个苹果的手。我的自发性反应是躲到妈妈的背后，这时听到一个细柔的声音：

「这是给你的。」

我在学校学过这个英语词汇。妈妈把我从她身后拉出来，对我说：「说谢谢妳。」我谢过她，接下了那颗苹果。

「那个女孩是谁？」事后，我问妈妈。

「她是你堂妹。」

「她从美国来的？」

「加拿大。」

「加拿大在那里？」

「亚美利加。」

「我是这么说的呀。」

「亚美利加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美洲大陆，一个是美国。」

「她怎么会是我的堂妹？」

「她爸爸是你爸爸的哥哥。」

「我们怎么会来这里接他们？」

「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她爸爸到船上来接我。」

「这就是你认识爸爸的原因？」

「可以这么说。」

「她叫什么名字？」

「维拉。」

「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晚餐吗？」

几天后，这家人来到我们的住处。妈妈要我们带两个女孩去我们住家后面、名为钻石山的小丘。

「钻石是什么意思？」她不会说华语。

「Diamonds.」

「Diamonds？」

「来，我指给妳看。」

「我的鞋子！」

「把手伸过来。」我握着她的手领着她上山。她穿着考究的鞋子，爬起来有困难，所以紧紧拉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握女生的手。

「妳看！就在这块岩石下面。」我指着一块紫色石头。

「Diamond！」她叫了出来。

「给妳。」

那是我毕生送人的唯一一块石头。

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十六岁。这时的她，讲华语比我还流利，用的是正宗的BJ腔。我提议要在我的船上为她烤一个苹果派，可惜她从没来过。第三次见到她是在台湾。她住校，我的船刚好到台湾卸鱼。我从鱼舱里挑了一尾最大的红鲷送去她家。第四次是在广州。当时我在海南打鱼，给她带去一罐油炸的发酵咸鱼。那时的她，讲起广东话就像个当地人。

最后一次见到堂妹，我们在海上共度了整整一星期。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一起探索基隆和台北的大街小巷。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只有一张照片钉我的床边。

「你的女朋友？」我所有的同船伙伴又羡慕又嫉妒地问我。

「我妹妹。」

他们的声音立刻从嫉妒变得友善。

「可以介绍给我吗？」

「我干嘛要介绍给你？」

妹妹也可以指「堂妹(表妹)」或「爱人」。

幸好她人在香港！如果是在这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让她躲开这群海上狼人。她的个性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不满二十岁的她，还很多愁善感。这些渔夫都是从中学辍学的，他们的爱情观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男性沙文主义，要的是漂亮、性、婚姻、烧饭、养儿育女和顾家。与此相反，她在香港的朋友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