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人往高处爬

宾夕法尼亚号拖网船和我们同时进港。它一泊靠码头，警察就登船把全部船员带走。

原来他们盗渔被逮，所有船员和船长未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但船不能闲着。船队里的船出海归来，在港内停泊的时间只够卸鱼和补给燃料、淡水、粮食，或修理一下引擎和渔具。宾夕法尼亚号必须尽快出海，它需要一名船长。

王士同被指派接管宾夕法尼亚号。

王士同是我们在联合国培训班的五名同学之一。加上宾夕法尼亚号，我们掌控了两艘船。这是王士同第一次指挥一艘拖网船，他要我去当大副。

「由我负责导航和渔捞，你负责其他所有的事，包括找船员和管理他们。」

找船员很简单，只需要挑选一名渔夫长和一名轮机长，他们会去找自己的团队。

渔夫长我挑了唐昌明，虽然他除了跟我一起从上海跨越海峡来台，没有任何海上作业的经验，到现在，他一直在网具部门工作，熟悉拖网结构，不但是个网针快手，还擅长拼接绳缆。我知道，如果我让他挑选自己的伙伴，他会找那些能弥补他弱点的人。反正，我也会在甲板上和船员一起工作。

小苗是我在马丁尼兹号上打鱼时认识的，他在船上为3名澳洲船员作饭，澳洲人让他跟我们一起用餐。我喜欢他的厨艺，所以请他来当我们的厨子。

小苗本来是木匠，他爷爷退休后，他的母亲指定他全天候照顾老人家。他爷爷曾在德国的海图测量船上当船长的舱房服务生。他的任务之一是服侍船长用餐，所以船长决定教他爷爷外国料理和餐桌礼仪。

「记住，开胃菜通常在正餐开始时上桌，」他仔细阅览每天一套不同的菜单：「随后要上汤。第一道菜通常是鱼，接着是烤羊肉，要提供搭配德国酸菜和水煮胡萝卜的薄荷酱…」

这种单向对话日复一日，爷爷每天都谈着新菜单。

有一天，小苗在报上看见从美国来的联合国渔船队征求西餐厨师的广告，他认为爷爷会感兴趣。

「我太老了，」老人对他的孙子说：「你应该去应征。」

「我？我从来没做过菜，爷爷！」

「我教你的已经够好了，」老人家说：「西餐没别的，就只有菜单。你只要知道什么配什么，不太需要烹调。煮蔬菜谁都会；至于烘烤，你只要留意颜色就行了。去吧！」

小苗去应征，做出了德国船长喜欢的料理，当场就被雇用了。

我请鲍勃王担任轮机长。虽然他的海上经验仅限于三千吨坦克登陆舰，但对引擎很在行，曾经是高雄鲔钓船的总机师。

鲍勃原名鲍利斯‧色拉波洛夫。出生在哈尔滨的他，有个俄国妈妈和中国爸爸，在上海法租界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法国学校教育。殖民时代，外国人在各方面--从社会地位到职业、再到治外法权，都比中国人得到的待遇要好，所以他就从母姓，领苏联护照，这让他得到一个总机师的好差事。有一天，他收到通知要被驱逐出境到香港，那是最接近台湾的外国政权管辖地。可是鲍利斯一生都在中国度过，娶的也是中国人。他威胁要将此事提交联合国「驱逐出境委员会」。刚好他所管的一名下属机师的父亲是驻联合国大使，如果他插手鲍勃被驱逐出境这档事，一些负责人必须响应他的行动。接下来，鲍勃收到了同意他改名、以获得公民身分的通知。有人建议他改叫王保本。「王」是他的父姓，「保」就是保留，「本」是根的意思，全名意谓「保留王家的根本」；「保本」听起来也像鲍利斯，所以他就叫自己鲍勃。

我和鲍勃的协议是：我教他航海，这只不过是测量太阳的高度，并快速查阅事先计算好的表格；他教我法文和俄文，这成了我整个渔捞生涯中唯一的学术活动。除了杰克‧伦敦的《海狼》和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或译《随风而逝》)，我没读过什么书。在《海狼》一书中，我认识了杰克‧伦敦。我读《飘》，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

我请唐昌明雇用陈家琳当甲板水手。他在历经一段前往广州的「神鬼奇航」后，一直被困在岸上无船可跑。

在上海时，我和陈家琳是哥儿们。到了高雄不久，奉命将一艘原属于联合国的坦克登陆舰交还给联合国在香港的办事处。一组干员被集合起来护送这艘船舰，陈家琳的职务是大副。

本来以为这一趟到香港的简短航程，最多只需两天。

当这艘坦克登陆舰到达香港，船员发现所谓的联合国办事处，只是一个由三名低阶雇员任职的空架子办公室。即使他们想负责，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艘船。所以船员依照指示，把船开到联合国华南执行总部的所在地--广州。当船到了广州，船员们发现联合国总部挂着一块写着「迁移」的牌子。船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把船开回到香港。

香港的联合国办事处依旧拒绝处理这艘船，只承诺向位于纽约的总部请示。在等待指示的这段期间，船员同意继续带薪留船。他们不但领到渔管处的薪水，外加相当优厚的津贴。

难不成这就是神算子所说「陈家琳会发一笔小财」？

所以不像其他的船，我们的船员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烟台、青岛、上海、宁波、温州、广州、韩国和俄国。人事问题确定之后，我问王士同：打算怎么分配红利。

他对我说：「按照惯例吧。你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每个人投入一样的努力和时间，应该分到相等的红利。为什么船长、轮机长和渔夫长要有特殊待遇呢？公司不是已经因为他们所负的特殊责任，给付了他们较高的酬劳吗？」

「正合我意。」

可是鲍勃一听到这个提议，气得跳起来。

「好啦，你拿双份。」我对他说：「其他每个人，包括船长在内，都只能拿一份。」

第一个航次是个「大丰收」。我们拍卖了渔获后，已婚的船员把收到的奖金带回去给家人；许多单身渔夫跑去泡温泉，在那里可以找到女按摩师。

王士同对我说：「我招待你去洗个澡。」

「我干嘛要你招待？」我问。「码头附近就有一口井。」

「那不叫洗澡。」

「我这辈子都是这么洗的。」

「你只要跟我去洗过一次澡，就再也不想在井边洗了。」

我心想，至少那是个温暖的地方。

战时的重庆，避开天寒地冻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美国新闻服务处的阅览室。那个地方总是挤满了在翻开的杂志前打盹的老人。上了渔船后，我发现船上的厨房里总是很热。后来，梅尔带我进美国人的淋浴间，却从来没听过公共澡堂。

除了房间加热，澡堂其实就像个室内游泳池，池里的水较浅，而且热腾腾的。在入池浸泡到出汗之前，必须先在水龙头前面把自己彻底搓洗干净。接下来，你可以在池边休闲椅上伸展全身好好休息、打盹或阅读。十分钱可以买一份报纸，一杯热茶一块钱，甚至可以点一碗面：按摩就要十块钱，还包括修脚。在出去勇敢面对严寒世界之前，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就是你所谓的日本浴室？」我问。

「不是，这是正宗的扬州澡堂。日式的没有休闲躺椅、按摩和茶水的服务。我不知道是马可波罗把罗马浴室带到了扬州，还是把扬州澡堂带到了罗马。」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鲍勃的老婆苏西吓了一跳，她跑到船上把我叫醒。

「出了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他昨晚在酒吧里跟美国水手打了一架。」

「难道他不知道不能接近那些酒吧？那是专为美国水手开的。」我说。

「记住，鲍布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他是半个俄罗斯人。」

我想起鲍勃在上海时，曾在一艘联合国的坦克登陆舰上工作，他的同事经常带他上酒吧。

苏西赔偿了鲍勃对酒吧造成的损失，又冋警察局付了罚金，我们才把他从看守所弄出来。他的头发零乱，衬衫扯破了，脸上有瘀伤，配上一只乌青的眼睛。她老婆一看就先给他一巴掌，接着，中英文夹杂地对他吼叫：

「你这个浑蛋！我就知道不该给你钱。当你告诉我，你要跟王士同和周先生一起去打鱼，我以为你洗心革面了。他们都是绅士。」

鲍勃只是摇摇晃晃地站着大笑。

「他们有三个人，」他对我说：「我扎扎实实把这三个美国杂种打了一顿。我没事。你看我…」就在他开始唱起歌时跌倒在地：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你见过喝醉的水手吗…

早就在牢里了？

哈，哈，哈，哈！

拉我一把，兄弟！」

我把他拉了起来。咻！他闻起来果真像个喝醉的水手。

一般人都认为：平等导致效率低落。这句话在宾夕法尼亚号上起不了作用。在我的分红制度下，宾夕法尼亚号上的工作精神大大提升，成为整个渔捞船队效率最高的船只。我们的船员充分感受到工作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性，不像其他船上的渔夫，不管多么努力工作，在营业处扣除成本、保险和船只折旧，船长又拿走两份半红利、大副和轮机长各拿两份、轮副和渔夫长拿走一份半后，已所剩无几，每个水手能拿到的实在少得可怜。而我们的船在没有任何船员抱怨的情况下，总是在逼近的风暴中最后一个跑去避风的；也是在进港卸下渔获后，第一个出港作业的。另一方面，轮机长感受到来自全体船员紧盯着他拿了两份红利的压力下，他尽量保持引擎运转不出任何麻烦，来转移船员对他的敌意。结果，出海时，我们的引擎出的状况最少，港内维修的时间最短。在那一年，我们的引擎岁修只花了三天，打破船队历年来的纪录。不用说，是鲍勃亲自指挥彻底翻修。

在此同时，所有岸上的朋友们都有一段艰困时日。老卢时常向我借钱来维持一家四口的收支平衡；老关下工后，在台北火车站后面的黑巷里贩卖走私的美国烟；老宋走私手表和照相机来奉养母亲，并让两个妹妹能继续求学，还经常在我泊靠码头的时候，把他的热门商品带到我的船上来；老蓝的三个孩子从没吃过街上卖的食物，更别说上饭馆了；甚至被美国大使馆雇用的菲利普，也必须自带三明治当午餐。

后来王士同打算结婚，要缺席一个航次，却不依照船队的惯例由大副来代理职务，反而去找葫芦暂代。我忽然想起加里福尼亚号的轮机长对我说过的话：「你刚刚把自己最后的机会给扔掉了。」

额头上顶着个「红字」，我还会有什么机会？台湾这么小，加上渔业社群的家族化，以致任何闲言闲语都会很快地传播开来。但又能如何？我只会打鱼。

我自知没有理由抱怨。正当政府撤离大陆的此时，国民党带了这么多「国王人马」到台湾，就业市场立刻饱合了。除了那些为政府效力的，没人能找到工作。我所认识的人之中，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有些成了走私者，有些女孩出卖自己的肉体。我的一个朋友甚至卧轨自杀，留下一封信给他的妻子：「身为一名战士，我不能违抗命令；但作为一个公民，我再也不能在这样一个把军官当勤务兵使唤的部队里服役。司令官要我送走私的可口可乐去给他太太，而她不让我从前门进去，却叫我走后门，然后把我当成乞丐般地打发走。」

我成了葫芦的大副。这是我迄今为止最痛苦的航程。我所说的痛苦，是生理上的。

出海第二天，我的牙痛了起来。到了第三天，牙痛得受不了。第四天，我问葫芦可不可以回港让我上岸。

「牙痛不是病，更不是慢性病，你就忍一忍吧。」

我们持续作业了两星期，等回到渔港，牙医发现我病牙的神经已经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