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王子群中的穷光蛋

台湾当時实施军事管制，适用年龄延伸到35岁，无人能获准出境，所有外国货一律禁止进口。除了稻米、蔗糖和鳯梨，台湾没有其他的生产，也就无法创造就业机会。大学生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所以毕业生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毕业即失业。」海外进修计划一公布，所有近五年毕业的，以及在校最后一年、即将毕业的学生都申请了。因为不需要学历证明，也没有年龄规定，我还等什么呢？评选标准只根据一连串考试的成绩，在我此后的生命中不会再有其他的机会了，于是我提出了申请，渔船队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申请了。

所有申请者都获准参加基础科目考试，包括公民、中文和英文三项。只有短短几周可以准备。

我无法准备中文和英文，语文靠的是长期的学习；虽然公民可以在短期内死记硬背，但我没多少时间了。

1951年2月28日，我参加了基础科目考试。这是离开学校后的第一次考试。三周后，我收到通过基础科目测验的通知，获准参加下一阶段专业领域研究的考试。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通过了那些测验！离开学校这七年间，我没碰过任何印刷品，更别说阅读了。但下一阶段的考试是专业领域研究。说实话，我甚至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中学时，我们是依据标准课程学习的；现在我该怎么准备呢？又准备些什么呢？捕鱼吗？

关于捕鱼，我所知道的只有拖网、起网、不停地补网、插绳和缠结缆绳。我开始捕鱼时是用围网渔法，后来用拖网、延绳钓及海藻采集，但对鱼类行为、鱼群迁徙、渔业养殖、加工或鱼类学完全没有概念。正在我不知从何下手去寻找相关数据时，吴景宣拿了一大迭书给我。

「就读这些。」他说：「考试时他们要问你的，都包含在这些书里。」

吴景宣是葫芦以前就读农校的同班同学。后来，他们在上海创立了一个蔬菜农场，专门供应租界里的外国人。他不是渔夫，但当他听说我申请了海外进修计划，就跑去台湾大学图书馆借了所有书名带有海、洋、鱼、渔业和鱼类学等关键词的书。

只剩六周时间可以去消化这些书的内容了，我分秒必争，只好向王士同辞职。

「你不应该辞职，」他对我说：「只要请假就好。假如没考上，你还可以回来。」

我被他的建议所感动，但如果知道自己有退路，可能就不会尽全力准备。我必须破釜沉舟，斩断自己的后路。

「我想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对王士同说：「你最好找人来接替我的职位。」

「我会为你保留这个职位。」

人要到遭遇困难的时候，才会知道他的朋友们有多关心他。除了王士同和吴景宣，山缪尔‧李和我在岸上赋闲时，曾经共住过一间公寓。他听说我正在准备奖学金资格考，便对我说：

「蔡先生是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他要我为渔业考卷打字。」山缪尔是我们渔业公司的英文秘书。「我在打初稿时犯了一些错误，蔡先生要我重打。等我把修正稿拿给他，他就把初稿丢进了废纸篓。后来，我把它捡了起来。就是这张。」他递给我一张破皱的纸片。

的确很诱人，但这不是作弊吗？我问自己。

「不，谢了。」我对他说。

「我只是想…」

我知道他是想帮一个朋友，至少我该感谢他的好意。可是我想，如果我向他致谢，他会误以为我接受了，所以我对他说：

「如果我接受你的帮忙，我妈永远不会原谅我。」

「那么，我就把它扔了吧。」

我必须说，山缪尔只是想帮一位朋友，我的拒绝会让他感到内疚。为了让他知道我不是圣人，便对他说：

「别扔在这里。把它撕了，丢得远远的。」

我上了岸，并登记入住一间为滞留岸上的渔夫所准备的宿舍，等着他们分配房间。最后，我分配到一张床和一个读书的地方。

1951年5月11日，最终的口试。

从一连串笔试被挑选出来的入围者，必须接受口试。那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被许多灰发的外国面孔包围着的长桌末端，真搞不懂我是怎么被挑选为渔业学的四名入围者之一。

「周先生，跟我们说说你自己吧。」坐在我对面、长桌另一端的委员会主席说。这让我回想起一年前，海事法庭对我发生船难所进行的审讯。

「周船长，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想起上一次经历的审讯过程，我想与其让他们用令人尴尬的问题来折磨我，还不如把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深吸一口气，我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怎么从中学休学从军，在缅甸参战，出海捕鱼，以及在南海的东沙环礁发生海难的经过。

「你是在哪里学会说这样的英语？」一名美国口试委员打断了我的陈述。

「长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可能我用错了时态和双重否定，比如‘I says I did not see nothing’?。

「我是说，你讲的英语怎么会有斯堪地那维亚口音？」

「我曾经和挪威人一起捕鱼，长官。」

「你是说，有挪威渔夫在中国捕鱼？」

「不是的，长官，他们是从西雅图来的。」

「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

「不是的，我出生在北平。」

「可以不要叫我长官吗？周先生，你现在不是在渔船上。」

「是的，长官。」

接着，坐在桌子最前面的那一位对我说：

「谢谢你，周先生。你可以离开了。」

在船难调查会议中，总船长不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吗？接着我就被解雇了。

两星期后，当我拿起日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进修计划录取的36人名单中看见自己的名字。

计划的目标，是训练当地人来取代农、工业复兴中的外国专家。日据时代，日本人限制本地人学习某些科目；而且在高等教育中，外国语文着重德文，而不是英文。为了选拔更多本地人，只有20%名额留给大陆来台人士。也就是说不管具备什么资格，大陆人在36名录取者中只占了7名。

看了一下被计划录取的人的背景，我被这些头衔震惊了：教授、博士、院长，以及各产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

举个例子，有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工程师，在台湾大名鼎鼎的高玉树。他曾参加台北市长选举以失败告终。

还有一位曾在日本受教育的行政人员杨基铨；苏君莹和林朴两位，是台湾大学教授；赵广绪是拥有中国科技菁英学府清华大学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钱唯襄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农业科学家。

其余的还包括几位医生和高级行政人員。我是七名被录取的大陆人，唯一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更别说大学学历了。我唯一的资格是五年的捕鱼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