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阜谏魏明帝卑宫室、慎出游等事
背景
杨阜其人。杨阜，字义山，是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三国时期曹魏的名臣。建安十七年（212年），马超反叛，杨阜率领官员和宗族子弟与马超苦战。从正月到八月，死守城关，但救兵不至。刺史、太守最终投降，杨阜与同僚十多人成为马超部下，但暗中联络为韦康报仇。不久后，杨阜和姜叙在卤城起兵，赵衢劝说马超出城，之后与梁宽救出杨岳，关闭冀城大门，杀死马超妻儿。因功被曹操封侯。历任益州刺史、武都太守、城门校尉和少府等多个官职，在职期间以其德才兼备和刚正不阿的性格而深受曹魏三代君主的器重。
奏疏背景。魏明帝当政时期不仅大兴土木，弋猎无度，而且搜罗美女广充后宫，“时初治宫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杨阜因此上疏劝谏。
原文段一
阜上疏曰：“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绨：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暗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注解
杨阜上呈奏疏道：“臣听闻英明的君主在位时，臣子们都会毫无保留地进谏。尧、舜拥有圣明的德行，他们主动寻求过失并接受劝谏；大禹勤勉于治水之功，致力于建造低矮的宫室；成汤遭遇旱灾时，将责任归咎于自己；周文王以身作则，对其妻室进行教化，以此来治理国家和家庭；汉文帝亲身践行节俭之道，穿着粗制的衣服。这些都是能够彰显美好名声，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治国谋略的典范。陛下如今承继了武皇帝开创的伟大基业，守护着文皇帝圆满完成的初步成果，确实应当效仿古代圣贤的善政，全面审视末世放纵无度的恶政。所谓善政，就是注重节俭、重视民力；而所谓恶政，则是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希望陛下能够考察历史，了解历代之初为何能够显赫一时，以及末世为何会逐渐衰弱乃至灭亡。近来回顾汉末的动荡变迁，足以令人心生警惕和恐惧。假如桓帝、灵帝没有废弃高祖的法律和文景二帝的恭俭之道，太祖曹操即使有超凡的武略，又能在哪里施展他的才能呢？而陛下又如何能够居于如此尊贵的地位呢？如今吴、蜀两国尚未平定，军队在外征战，臣希望陛下在行动之前要深思熟虑，慎重考虑后再行动，对于出入宫禁等事务要格外谨慎，以过去的经验为鉴戒来指导未来。言辞虽然可能显得轻松，但成败的后果却极为严重。近来天气多变，常有突如其来的暴雨，雷电异常，甚至导致鸟雀死亡。天地神明将王者视为自己的子民，如果政令不当，就会显现为灾害和谴责。克制自己的欲望并进行内心的反省，这是圣人所记载的。希望陛下能够忧虑那些尚未显露的祸患，谨慎对待那些微小的萌芽，效仿汉孝文帝释放惠帝后宫美人，让她们得以自行婚嫁。最近所调送的小女（指朝廷征召的女子，可能是杨阜的亲属或属民），听说品性不佳，应为此后的选拔做好打算。所有修缮整治的事务，都要力求节俭。《尚书》中说：‘家族和睦之后，就能协调万邦。’在处理事务时要考虑是否适宜，以符合中庸之道，精心策划计谋，节省开支。等到吴、蜀平定之后，才能使上下安乐，宗族和睦。如此持续下去，先祖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即使是尧舜也难以比拟。现在应当向天下展示诚信，以安定百姓，并昭示远方之人。”当时，雍丘王曹植因被轻视而心怀怨恨，作为藩国的至亲，法律禁令又极为严格，所以杨阜又陈述了九族和睦相处的道理。皇帝下诏回复道：“近日收到你的密奏，你先陈述古代明君圣主的事迹，以此来讽喻朝政的昏暗，言辞恳切，情感真挚。我退朝后反思过错，准备顺应你的建议进行匡正补救，你的奏疏内容详尽周全。阅读你这些恳切的言辞，我非常赞赏。”
原文段二
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议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去四甚，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注解
之后，皇帝下诏广泛讨论政治中不利于百姓的方面，杨阜在议论中提出：“实现政治清明在于任用贤能之人，振兴国家在于重视农业。如果舍弃贤能而任用私人，这是忘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广泛建造宫殿馆舍，高耸地搭建楼台亭榭，妨碍百姓的农事活动，这是对农业危害极大的行为。工匠们不致力于制造实用的器具，而是竞相制作新奇精巧的物品，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是伤害国家根本的严重行为。孔子曾说：‘苛政比猛虎还要凶猛。’现在那些墨守成规、拘泥于文俗的官吏，治理政务不通晓治国之道，只知道追求繁琐苛刻，这是扰乱百姓的严重行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应当去除这四种极端行为，并同时诏令公卿及郡国，举荐贤良方正、敦厚朴实的人才并加以任用，这也是寻求贤才的一个途径。”
杨阜又上奏疏，希望裁减那些未被皇帝宠幸的后宫嫔妃，于是召来御府的官吏询问后宫的人数。官吏坚守旧有的规定，回答说：“这是禁密之事，不能泄露。”杨阜愤怒，对官吏处以一百杖的责罚，并责备他说：“国家不与九卿等高级官员保持机密，反而与小吏保持机密吗？”皇帝听闻此事后，对杨阜更加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