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堂隆谏魏明帝劳役百官、不修德政
背景
高堂隆其人。高堂隆，字升平，泰山郡平阳县（今山东新泰）人。历任丞相军议掾，历城侯曹徽的文学（侍从之官），又转任历城国国相，曹叡即位后，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高堂隆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多次劝诫魏明帝要爱惜民力、节俭治国。在曹叡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时，他多次上疏劝谏，指出这样做会劳民伤财、影响国家稳定。高堂隆不仅关注国家大事，还独具慧眼地预见到了曹魏皇权的危机。他提醒曹叡要防备异姓强臣威胁皇室，并建议让曹氏诸王在封地内建立军队以拱卫皇室。
奏疏背景。魏明帝大兴土木，宫室极尽奇淫巧技，不仅劳役百姓，甚至文武百官都要被征调修建宫室、园林。这种做法让百姓、官员怨声载道。高堂隆认为这是穷尽天下之力来供养一人，长此以往没有不亡国的。于是给皇帝写下了这边奏疏。奏疏中言辞犀利陈述国家存亡之道，皇帝看完后大受震撼。”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原文段一
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掘〕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注解
魏明帝愈来愈热衷于增建宫殿。雕刻装饰楼台阁榭，开凿太行山的石英石，采集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中堆筑起景阳山，在太极殿的北面建造起昭阳殿，还铸造了黄龙、凤凰等奇伟的雕像，用来装饰金墉城、陵云台、陵霄阙。各种工程纷纷兴起，参与建造的工匠数以万计，从公卿大臣到学生，无不竭尽全力，皇帝更是亲自挥锄掘土，以此作为榜样来率领大家。然而，辽东地区却不来朝见。与此同时，悼皇后也去世了。天空连绵降下大雨，冀州地区洪水泛滥，冲走了百姓的财物。在这种情况下，高堂隆上疏恳切地劝谏皇帝：
“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大的宝物是君位。如何守住君位呢？答案是仁爱；如何聚集百姓呢？答案是财富。”然而，士人和百姓是国家的根基；粮食和布匹是士人和百姓的命脉。粮食和布匹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人力去耕种和纺织的。因此，皇帝亲自耕种以劝勉农民，皇后亲自养蚕以制作衣服，这是为了恭敬地侍奉上天，虔诚地报答上天的恩赐。
从前在伊祁氏和唐尧氏的时代，正值阳九厄运的时期，洪水滔天，让鲧去治理，但没有成功，于是举荐了大禹，他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前后历时二十二年。灾害的严重程度，没有超过那个时候的；征发劳役的时间，也没有比这个更长的了。然而，尧、舜这样的君臣，只是坐在朝廷上治理国家。大禹治理了九州，众多的士人因功勋而得到封赏，各有不同的等级，君子和小人，都穿着符合他们身份的衣服。
现在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紧迫的局势，却让公卿大夫与工匠们一起从事劳役，这样的消息如果传到四夷，不是好的名声；如果记载在史书上，也不是好的记载。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从自身来取法，从万物来借鉴，要温和地养育百姓，所以称“和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上下都在从事劳役，又有疾病和灾荒，耕种的人很少，饥荒接连不断，百姓无法度过一年，应该加以怜悯和体恤，来解救他们的困境。“
原文段二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
天道既著，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注解
我观察古代书籍所记载的，关于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不应验的。因此，古代的圣明君主，敬畏上天明确的旨意，遵循阴阳变化的规律，兢兢业业，唯恐有所违背。这样，治理国家的道路才得以兴盛，德行与天意相符。当灾害和异象发生时，他们会感到恐惧并修正朝政，因此没有不使国家延期昌盛的。然而，到了后世，昏庸的君主不尊崇先王的法则，不接受正直之士的直言进谏，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乐，对变故和警戒漠不关心，没有不因此招致祸难，最终导致国家颠覆的。
既然天道的规律已经很明显，那么让我再用人道的角度来论述。人的六种情感和五种性格，都是共同存在的。贪欲和廉洁、正直，各自占据其中一部分。当它们活动起来时，会在心中相互争斗。如果欲望强大而本性虚弱，那么就会放纵无度，无法禁止；如果真诚的情感没有得到控制，那么就会泛滥无度。情感所集中的地方，不是美好就是喜爱，而美好和喜爱的事物，不是靠人力无法成就，不是靠粮食和布匹无法维持。如果情感没有限度，那么人们将无法承受过度的劳作，物品也无法满足过度的需求。劳作和需求同时到来，将会引发祸乱。因此，如果不割舍过度的情感，就无法相互供养。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定，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限制人们的身份和地位，而是为了远离祸害并促进国家的治理。
原文段三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备）〔禅〕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崇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雕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注解
如今吴、蜀这两个敌人，不仅仅是占据小块土地的小虏寇或者聚居村落的盗匪，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和便利的水流，拥有众多士兵，僭越称帝，想要与中原王朝一争高下。假如现在有人报告说，孙权、刘禅（此处原文有误，应为刘禅而非刘备，因刘备已逝，此处可能是笔误或引用时的错误）都在修行德政，重新回归清廉节俭，减轻租赋，不追求奢华玩乐，行动前都咨询德高望重的老人，做事都遵循礼制。陛下您听到这样的报告，难道不会心生警惕，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迅速讨伐消灭他们，从而为国家担忧吗？
如果报告的人说，那两个敌人都在施行无道之政，奢侈无度，役使百姓，加重赋税，百姓无法承受，哀叹之声日益加剧。陛下您听到这样的报告，难道不会勃然大怒，为他们困苦我们无辜百姓而愤怒，想要迅速对他们进行讨伐，或者至少庆幸他们疲惫不堪，攻取他们不再困难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换位思考，理解事情的道理和规律也就不远了。
况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修筑阿房宫，不忧虑宫廷内部的变故，而大兴长城的劳役。当他和他的臣子们做出这样的决策时，也是想要建立千秋万代的基业，使子孙永远拥有天下，哪里会想到有一天一个普通人振臂一呼，天下就倾覆了呢？所以我认为，如果先代的君主知道他们所做的行为必将导致失败，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做了。因此，亡国的君主自认为不会亡国，然后才导致亡国；贤明的君主自认为将要亡国，然后才不至于亡国。从前汉文帝被认为是贤明的君主，他亲身践行节俭，对百姓施恩惠，养育百姓，然而贾谊却将他与危亡的国家相比，认为天下有三大可痛哭之事，两大可流涕之事，三大可长叹息之事。何况现在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斗一石的粮食储备，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驻守边疆，内有大型土木工程，州郡动荡不安，如果有敌寇入侵的警报，那么我担心那些正在修筑工事的人将无法拼死抵抗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