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研究缘起

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始终伴随着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断的文化与民族融合，文化认同则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历史演进和理论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本书选择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及其研究意义的探寻。

（一）“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研究问题的思考与追问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长期过程中，哪些思想文化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宗教思想文化为何成为历史上各民族实现文化认同的主要思想资源和推动力？宗教思想文化具体以何种途径和方式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与认同？宗教思想文化与当时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历史上有关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史实和思想创见，能够为当前提供哪些历史经验和理论参考？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正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缘起。

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同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思想文化需要更加关注。现有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宗教史论述，主要都以汉、唐、宋、元、明、清等中原王朝和大一统政权的宗教和学术思想为研究主题，对于同时代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则颇为不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中国”哲学或思想，实际上主要是“中原王朝”和汉民族的哲学与思想文化；但中国历史上如北魏、辽、金、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亦有其思想上的创新，其思想文化也属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和论证中国多民族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实合理性，以及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内涵时，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思想文化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此外，宗教思想文化值得更加关注。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中，学术界一般按照历史顺序及思想内容，将中国哲学与思想史视为以下几大思潮的发展演变历史：即先秦诸子思想、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近现代新学等思潮的历史[1]，而相关研究著作的写作一般也围绕这些代表性思潮而展开。这种研究视角虽然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各时代最具创新性及代表性的思潮，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一部分值得关注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思想。虽然学术界不乏中国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但通观此类通史性质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其主体依然是儒学思想（如经学、理学等）。在论证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时，宗教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涵及价值仍需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

（二）“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研究“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理论意义是：

第一，有助于拓展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对于辽夏金元时代（10—14世纪）的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学术界传统上都将关注重点放在两宋王朝的理学思想（如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的理学思想等）、佛教禅宗思想等方面，并且侧重于哲学史或学术史角度的研究。对于辽夏金元及高昌回鹘、喀喇汗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政权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学术界的研究颇显薄弱，如该时段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创新及其理论价值，其主体思想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仍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史的全貌，尤其是理清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之间思想过渡的具体细节，中原儒家思想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和“多元统一”的内涵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有助于丰富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中国宗教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及其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就辽夏金元时代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来说，学术界主要关注北宋禅宗、天台宗等中原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虽然对辽金元佛教、西夏佛教、喀喇汗朝伊斯兰教、回鹘佛教等领域也有较多探讨，但其研究内容主要以历史脉络梳理、文献考察为主，对这些宗教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创新、宗教思想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因此，对辽夏金元宗教思想进行哲学、宗教和社会维度的深入考察，将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思想史全貌的理解。

第三，有助于弥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不足。10—14世纪的中国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元及高昌回鹘、喀喇汗朝、西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存在着汉、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吐蕃等众多民族。历史上的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思想都曾对这些民族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可以说宗教思想文化是这些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主体。目前学术界在10—14世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探讨相关民族的族源、发展演变历史、社会组织、政治制度、语言文字、风俗等问题，而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理念、思想创新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因此，对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中国民族融合、文化交融和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认识，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第四，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与丰富内涵。辽、西夏、喀喇汗、金等各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政权之间展开了深入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元朝则在政治和文化上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融合和统一，因此辽夏金元时代也成为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文化认同、民族融合、“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等深入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其中，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则是其核心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在10—14世纪各民族政权并立和交流的同时，各少数民族一方面学习和吸收了中原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中原及西域地区的佛教、道教及伊斯兰教等思想文化，并由文化交流、融合走向文化认同和统一。因此，对于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内涵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于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研究，虽然属于哲学史与宗教学的考察，但对于当前中国的民族、宗教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首先，可以为当前妥善处理中国民族关系提供历史的经验。“多民族并存”是中国的重要历史现象及当前的国情之一，“多民族并存”在历史上、当前以及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存在。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前提下谋求全社会的发展，这是当前和今后都需要特别关注和谨慎处理的重要课题。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解决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等方面积累了众多宝贵经验和教训，而以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文化研究为切入点，揭示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和社会关系问题的历史经验，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当前及未来的民族关系。

其次，可以为促进宗教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中国宗教思想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艺术创作、社会管理、民众教育、道德教化等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和积极作用。而就中国当前的宗教状况来说，如何更好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则是一项值得特别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中国历史上不乏促进宗教与社会积极互动的成功经验，因此，对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考察，也可以为这一课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案例。

再次，有助于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文化建设和发展走向提供参考经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需要具有核心凝聚力的主流文化作为其思想保证，这是中国历史提供的宝贵经验，中国历史上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思想就发挥了这种作用。而10—14世纪的佛教等宗教思想文化，也曾在辽、西夏、元和高昌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中发挥了主体文化的作用，汉传大乘佛教思想文化等更成为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的重要媒介。因此，探讨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将为中国在当前和未来建立更具凝聚力的主体文化，进而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等，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及理论参考。

综上所述，本书选择“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出于对以上问题和答案的思考和探索，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追寻和讨论。

二、“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概念界定

首先，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公元10—14世纪，对应于中国历史上的辽、西夏、金、元时代（或五代宋元时期）。以此时段为研究时间坐标的原因是：自唐帝国崩溃至元朝大一统帝国的再次出现，这五百年间是中国哲学史、宗教思想史和民族史上的重要过渡期，中古时期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融合和中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具有研究时段上的典型性。

其次，这里所说的“辽夏金元时代”，主要是指以10—14世纪中国出现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及其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以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重要少数民族政权。此外，本书在研究中还涉及这一时期回鹘族建立的高昌回鹘和喀喇汗朝，以及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和北宋、南宋王朝。对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思想文化的考察，将丰富对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认识。与此同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在的中国西北、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区，也是本书所确定的研究空间范围。

最后，这里所说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是指研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与辽夏金元时代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关系，即宗教思想如何促进各少数民族认同中原汉文化[2]，并与汉民族实现文化的交融和统一。一方面，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是当时各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或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10—14世纪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上述宗教思想对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政治管控、社会观念及精神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探讨和揭示宗教思想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时，也具有典型性意义。

（二）“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具体研究对象

10—14世纪的中国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元及高昌回鹘、喀喇汗朝等少数民族政权，流行传播着汉传佛教（中原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萨满信仰等多种宗教信仰。本书将采用整体考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对长时段和大地域内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行通贯研究：一方面以时间、地域、著作为三大坐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宗教思想流派、思想家、理论著作等为切入点，探讨当时宗教思想与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社会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则从宏观角度把握辽夏金元时代主要宗教及其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趋势、理论创新，进而探讨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全书将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内容展开论述：

第一，以代表性宗教思想文献的研究分析为基础，探讨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内涵及其理论创新。

本书将选取现存的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代表性宗教文献（含传世典籍及出土文献等），对其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与哲学史和宗教学的考察。具体来说，需要对以下几类代表性宗教文献进行重点整理与研究：一是传世辽朝华严宗、密教经论疏钞，以及现存的重要辽代佛教发愿文、经幢碑刻等文献；二是传世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学论疏（含西夏华严宗、禅宗及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著作等），以及西夏时代的佛经发愿文等文献；三是传世金朝佛教禅宗、全真教的重要著述，涉及三教关系的金朝儒家著述，以及金朝佛道教碑刻等文献；四是传世元朝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及藏传佛教萨迦派等的重要宗教著述，以及反映元朝宗教发展情况的宗教史传、碑刻等文献；五是与高昌回鹘佛教相关的出土文献，以及反映喀喇汗朝伊斯兰教思想的《福乐智慧》等论著。本书将通过对这些代表性宗教著述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及其核心概念范畴的分析，发掘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创新。

第二，在宗教文献及其思想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揭示辽夏金元时代宗教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总体趋势。

在综合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还将在宏观视域下，对辽夏金元时代宗教思想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历史脉络进行研究和揭示：一是对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进行学术史考察，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宗教组织、宗派分支和学派传承等，明晰其历史脉络；二是厘清中原大乘佛教思想（以辽朝华严和密宗、西夏华严宗和禅宗、金朝禅宗、元朝禅宗和华严宗等思想为主）、藏传佛教思想（以西夏噶举派和萨迦派、元朝萨迦派等思想为主）、道教思想（以金元全真教思想为主）、伊斯兰教思想（以喀喇汗朝伊斯兰思想为主）等进行哲学与宗教学的分析研究，揭示其思想发展理路；三是阐述10—14世纪中国宗教思想的总体发展规律，如“三教合一”“佛教诸宗融合”“汉藏圆融”“佛道合一”等思潮的产生与演变过程。

第三，研究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时代课题及其宗教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宗教思想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主要宗教思想及其理论创见，在本质上也是对其时代课题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解答。以这一认识为基本线索，本书将研究以下内容：一是揭示10—14世纪的辽、西夏、金、元等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所共同面对的，以“社会与文化秩序的重建”为核心的时代主题；二是探讨宗教思想与各民族政权的关系，即佛道等宗教思想为辽夏金元等政权提供的统治合法性论证，为巩固现实统治和社会稳定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支持等；三是宗教发展与各民族政权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各民族主流宗教思想对共同思想主题的解答，宗教思想对各民族文明化、社会发展进步及政治稳定等现实需求的回应等。本书一方面以此展示当时中原大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在各民族中流行的深层原因、历史过程及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则借此阐明，宗教思想并非是思想家或宗教信徒自身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种与当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政治需求等密切相关的社会产物。

第四，考察各民族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揭示宗教思想文化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作用。

10—14世纪的辽夏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文化上的认同和统一。在这一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宗教思想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本书将研究和探讨以下内容：一是通过对宗教思想内涵及其理论特色的研究，揭示出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中包含的共同思想主题、共同思想资源、共同思想路径等文化共性；二是通过考察宗教思想与各少数民族政权和社会的互动，梳理出各民族宗教思想所解决的共同时代课题、所造就的共同观念、所产生的共同社会影响等；三是通过考察各少数民族宗教思想文化所包含的汉文化属性，揭示辽夏金元时代宗教思想与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统一关系。

总之，本书将围绕“时代课题及其解答”这一基本线索，选取10—14世纪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及其主要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典型性宗教思想，进行宏观与微观结合的通贯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将进一步探讨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文化与汉、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等民族文化的统一关系，进而揭示宗教思想在文化和民族认同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和巨大推动力，以及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的地位和价值。

三、“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从整体上看，对于10—14世纪的两宋、辽、夏、金、元及喀喇汗朝、高昌回鹘等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研究，虽然学术界对其宗教演变历史、理论内容、社会影响等已有较多的专门研究，并涉及政权之间（如辽宋、夏宋、西夏吐蕃、金元等）宗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考察。但就“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这一角度来看，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尚待深入。对此，本书将就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择要回顾。

（一）辽朝宗教思想研究

学术界对于辽朝宗教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辽朝佛教的探讨上，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具体可以分为辽朝佛教著述研究、佛教宗派（以华严和密宗为主）研究、佛教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等几类：

第一，辽朝佛教概论及佛教文献研究。

一是辽朝佛教史研究。对于辽朝帝王的崇佛政策、佛教宗派、寺院、《大藏经》等佛教史的考察，学术界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其中，日本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3]，有关辽朝佛教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神尾弌春的《契丹仏教文化史考》（满洲文化协会1937年）和野上俊静的《遼金の仏教》（京都：平乐寺书店1953年）两书，《契丹仏教文化史考》内容分七篇，讨论了契丹民族兴亡及其佛教文化源流、契丹寺院、佛塔、契丹《大藏经》、契丹高僧及其思想、契丹佛教文献东传、契丹佛教对金元佛教的贡献等问题，虽然这些文章在内容上多为概要性质的叙述，但在研究对象方面却具有开拓性。《遼金の仏教》由十六篇论文组成，辽代篇包括八篇论文：《遼朝と仏教》《遼代に於ける仏教研究》《〈龍龕手鑑〉雑考》《遼代社会に於ける仏教》《遼代燕京の仏教》《遼代の邑会について》《契丹人と仏教》等，对于辽朝佛教史概况、辽朝佛学研究、佛教邑会、佛经雕印、佛教与辽朝政治等问题都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至今对辽金佛教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4]。

就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说，主要有李家祺的《辽朝佛寺分布研究》、王吉林的《今存辽文献中有关佛教史料之研究》〔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丛刊》之《中国佛教史论集》（宋辽金元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57年〕、郑恩淮的《辽燕京佛寺考—应县木塔辽刻经、写经题记所见辽燕京寺庙》（《辽金史论集》第四辑，1989年）、朱子方、王承礼的《辽代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学僧》（《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1期）、黄凤岐的《辽代契丹族宗教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张践的《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黄震云的《论辽代宗教文化》（《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对辽朝佛教史的基本脉络、辽朝重要佛教寺院及主要佛教宗派等内容进行了论述。

二是辽朝佛教文献研究。现存的辽朝文献主要是佛教著述，学术界对这些佛教典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并以房山辽刻石经和《契丹藏》的研究为主。就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说，塚本善隆的《石經山雲居寺と石刻大藏經》（《東方学報》第5号，1935年）是相关领域的早期成果；此外，气贺泽保规主编的《中国阿北における刻経事業の総合的研究—房山雲居寺石経を中心にー》（富山大学，1993—1994年）一书收录了中纯夫、藤本幸夫、谷井俊仁等学者关于应县木塔所出契丹藏经、房山辽金刊刻石经、高丽《大藏经》和契丹《大藏经》等辽金佛教经典的研究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学者的相关成果如下：朱子方、王承礼的《辽代佛学著译考》（《辽金史论集》第二辑，1987年）、王薇的《辽代著述研究》（《辽金史论集》第六辑，2001年）二文系统梳理了已知辽朝佛教著述的基本情况；高华平的《〈全辽文〉与辽代佛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指出与佛教相关的文献在《全辽文》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这显示出佛教在辽朝社会的巨大影响力；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文物》1982年第6期）、王尧的《辽刻〈契丹藏〉发微》（《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期，1983年）则根据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朝刻经，探讨了《契丹藏》的内容等问题。

李亚泉的《从高丽义天大师的著述考察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辽金史论集》第六辑，1987年）、严耀中的《述论辽宋时期〈法华经〉及天台教义在北方的流传》（《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武海龙、彭杰的《吐鲁番博物馆所藏〈契丹藏〉佛经残片考释—从〈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看〈契丹藏〉传入高昌回鹘的时间》（《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秦桦林的《P.2159V〈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写卷重探—兼论辽国通往西域的“书籍之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13卷，2019年）等文，则从佛教文献流传的角度入手，探讨了辽与高丽、北宋、西夏、高昌回鹘等周边政权的佛教文化交流。

第二，佛教与辽朝社会关系的研究。

一是佛教对辽朝政治影响的研究。佛教作为辽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与当时的政权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宗教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得到学术界较广泛的关注。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的《胡族国家と仏教》（《真宗同学会年報》第1辑，1943年）较早探讨了佛教与辽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韩国学者李龙范的《辽金佛教之二重体制与汉族文化》〔张曼涛主编：《中国佛教史论集》（宋辽金元编），1957年〕则从辽政权“胡汉二重体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辽朝佛教兼具胡汉文化的特色。就国内相关研究来说，王月珽的《辽朝皇帝的崇佛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论述了辽帝崇佛的主要表现及佛教的社会影响；刘浦江的《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总第5期，1996年）一文系统地考察了辽金两朝佛教政策的不同，探讨了辽朝佞佛之风的消极后果及金朝利用与限制并重的佛教政策；陈晓伟的《辽以释废：少数民族社会视野下的佛教》（《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则主要从佛教的消极作用出发，探讨了佛教与辽朝封建化之间的关系。

二是佛教与辽朝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佛教作为辽朝的主要宗教信仰，对辽朝社会和民众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文固的《辽代的寺院经济初探》（《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对辽朝佛教寺院土地、邑社制和二税户等问题做了辨析；张国庆的相关研究具有代表性，他的《辽代燕云地区佛教文化探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佛教在辽朝燕云地区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则从思想、家庭财产处置、日常行为、生活习俗等方面探讨了佛教文化在辽朝家庭生活中的广泛影响。此外，刘远《辽代燕云地区民间佛事活动与社会秩序—以〈辽代石刻文编〉为例》（《民族史研究》第十五辑，2019年）、高福顺《辽代佛学教育运行机制述论》（《契丹学研究》第一辑，2019年）等文也从社会秩序整合和教育角度讨论了佛教与辽朝社会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辽朝佛教的社会影响时，普遍认识到佛教自上而下浸润到整个辽朝社会的突出现象。野上俊静在其《遼金の仏教》一书中就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辽朝佛教“千人邑会”及其社会影响，塚本善隆、田村实造、神尾弌春等日本学者都对这一由佛教信仰推动形成的社会组织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辽朝佛教思想研究。

一是辽朝华严宗及其思想研究。华严宗是辽朝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日本学者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取得了许多辽朝佛学思想（华严宗和密教）研究成果[5]。就辽朝华严思想的研究来说，镰田茂雄、木村清孝等人的论著颇具代表性，镰田茂雄的《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和《華厳学研究資料集成》（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3年）等通史著作中包含了对辽朝华严思想的讨论；木村清孝则在其《中国華厳思想史》（京都：平乐寺书店1992年）第八章中专节论述了辽朝鲜演、觉苑的华严思想；吉川太一郎的《鮮演の真妄論》（《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04号，2004年）及《〈釈摩訶衍論賛玄疏〉における華厳思想の影響》（《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11号，2007年）则专门探讨了辽朝华严学匠鲜演以及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的思想[6]；吉田睿礼的《辽朝佛教与其周边》（《佛学研究》总第17期，2008年）则揭示了辽朝佛教义学概况及其发展脉络，华严思想在佛教界的主体地位，以及辽朝佛教义学对高丽、西夏、北宋等周边政权的影响。

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魏道儒的《辽代佛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佛学研究》总第17期，2008年）一文对辽朝佛教包括华严宗的情况做了概要性论述，并提出辽朝华严学是在密教刺激下发展的；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十卷中也对辽朝华严宗、密宗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陈永革的《论辽代佛教的华严思想》（《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袁志伟的《辽朝鲜演的华严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文对辽朝鲜演等人的华严学内涵及思想特点进行了研究和述评；王颂的《十一世纪中国北方广泛流行的华严禅典籍与人物》（《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4期）一文则述及辽及西夏等地区流行的华严禅经典及代表人物。

二是辽朝密宗（密教）及思想研究。在辽朝密宗及其思想的研究中，国内外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辽朝佛教中华严与密宗结合的独特现象，并讨论了辽代密宗著作中包含的华严思想。相关的论著主要有：日本学者胁谷㧑谦在《遼代の密教》（《無尽灯》1912年号）一文中，通过研究辽朝密宗学匠觉苑的《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和道㲀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等文献，指出辽朝华严思想中包含密教；镰田茂雄的《華厳思想史よりみた遼代密教の特質》（《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6号，1960年）、多田孝正的《顕密円通成仏心要集の六字大明をめぐっ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6号，1988年）等文，也通过对上述辽朝密教文献的分析，对觉苑、道㲀等人的“显密圆融”思想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吕建福在其《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述及辽朝密宗和华严宗的融合现象，以及觉苑、道㲀等人的著作和思想；蓝吉富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初探》（杨曾文、方广锠编：《佛教与历史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及唐希鹏的《中国化的密教—〈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思想研究》（四川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则围绕准提信仰，专门探讨了道㲀《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的内容和思想特色。日本学者吉川太一郎的《覚苑の〈大日経〉理解》（《仏教文化研究論集》）12号，2008年）、远藤纯一郎的《覚苑撰〈大日経義釈演密札〉に於ける華厳と密教の関係性について》（《蓮花寺仏教研究所紀要》2008年号）二文，则对觉苑《大日经义释演密钞》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在辽朝禅宗、律宗等宗派的研究方面，黄春和的《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佛学研究》总第8期，1999年）探讨了辽朝后期临济宗和曹洞宗在燕京地区传播的历史；温金玉的《辽金律宗发展大势》（《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4期）和《辽金佛教政策与律学发展》（《佛学研究》总第17期，2008年）、彭瑞花的《论辽代菩萨戒的流行》（《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等文，则论述了辽朝律宗和律学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脉络。

综上所述，对于辽朝佛教宗派、寺院、邑社、《大藏经》雕印、代表高僧及其著作的主要情况，以及辽朝帝王的崇佛政策、佛教对辽朝民间社会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多关注史实的考证，对于辽朝佛学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与辽朝社会、契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尚需深入。

（二）西夏宗教思想研究

学术界对西夏宗教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夏佛教的研究上，可分为西夏佛教文献释读、西夏印经与版本、西夏佛教史、西夏与周边佛教关系、西夏石窟艺术与考古等五个方面。其中，对西夏文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刊布、甄别与释读是西夏佛教研究的主要内容[7]，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如苏联时期及当代俄罗斯学者聂历山、克恰诺夫、孟列夫，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西田龙雄，中国学者周叔迦、王静如、史金波、李范文等人都有相关的重要论著问世[8]。此外，学者还在文献释读的基础上，对西夏佛教思想、佛教与西夏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关论著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佛教与西夏社会研究。

一是西夏佛教史概论。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是国内最早对西夏佛教进行整体性和系统研究的著作，该书对西夏佛教概况、寺院、佛经、僧人、宗派、佛教艺术等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史金波的《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一文则利用新见西夏文献和文物，对西夏佛教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做了新的探讨：包括西夏帝师制度的形成、西夏的主要帝师、西夏对元代帝师制度的影响、西夏皇室发愿文的学术价值、西夏佛教信仰的多民族融合风格等研究。

二是西夏佛教管理制度研究。随着西夏法典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发现，学术界对西夏佛教的僧团组织、佛教管理制度等内容也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如俄罗斯学者克恰诺夫著、徐悦译《西夏国和僧侣》（《西夏学》第五辑，2010年）一文，就依据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等文献探讨了西夏佛教的地位、僧侣组织、宗教制度等问题；韩小忙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所反映的西夏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以及崔红芬的《〈天盛律令〉与西夏佛教》（《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等文，也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其他汉文资料出发，对西夏佛教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做了论述，并重点讨论了赐衣、封号、度僧和籍帐等制度，揭示了佛教在西夏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佛教与西夏文化研究。对于西夏佛教文化的地位，及其与西夏儒学等思想文化的关系，学者也有较多的讨论。如史金波的《关于西夏佛与儒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等文认为，佛教并非西夏国教，儒学是西夏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李华瑞的《论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西夏学》第一辑，2006年）、李吉和、聂鸿音的《西夏番学不译九经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则分析了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分野，指出在西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佛教而非儒学。此外，艾红玲的《论西夏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影响》（《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初步分析了佛教与西夏礼制建设之间的关系，而张迎胜的《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一文则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方面，探讨了佛教对西夏文字创制及西夏文化的重要影响。

第二，西夏汉传佛教及其佛学思想研究。

一是西夏汉传佛教（中原大乘佛教）研究。就目前所见资料可知，华严宗是西夏最具影响力的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并对西夏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俄罗斯学者索罗宁的《西夏佛教的“真心”思想》（《西夏学》第五辑，2010年）及《白云释子〈三观九门〉初探》（《西夏学》第八辑，2011年）等文则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华严宗及禅宗文献的分析，提出西夏佛教形成了一种以华严思想为基础的“真心”思想，指出该思想是西夏佛教特殊性的表现，而西夏禅宗也是一种附属于华严宗的“华严禅”。白滨的《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西夏学》第一辑，2006年）一文对元代慧觉法师所辑《华严忏仪》一书做了考证，并探讨了华严学在西夏传播的概况；马格侠的《西夏地区流传宗密著述及其影响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一文主要论述了西夏地区流传的宗密著作，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这些作品的内容及其对西夏禅宗、华严宗的影响；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文献》2011年第2期）及《西夏文〈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考释》（《西夏学》第六辑，2010年）等文则确定了俄藏西夏文文献中的华严学著作，并探讨了黑水城文献的来源以及华严宗在西夏、元代的传译；崔红芬的《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探讨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信众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此经流行的社会原因。

二是西夏佛教与周边佛教交流的研究。对于西夏佛教与周边宋、辽、金等政权的佛教交流研究，主要成果有：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及冯国栋、李辉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著作考》（《文献》2011年第3期）等文，考订出俄藏黑水城佛典中包含有辽朝高僧希麟及通理大师恒策的佛学著作，揭示出西夏与辽朝佛教之间的密切联系；陈爱峰、杨富学的《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西夏与印度之间的佛教联系，即印度高僧入西夏讲经与西夏高僧赴印度求法等，并指出了西夏在沟通中印佛教交流中起到的桥梁作用。

第三，西夏藏传佛教及其佛学思想研究。

一是西夏藏传佛教的概论性论著。在西夏佛教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藏传佛教在西夏后期的传播及其重要影响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对此，史金波的《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一文从西夏与吐蕃的民族渊源、历史基础、政治关系以及西夏的帝师制度、藏族僧人在西夏的活动、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等方面，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乃至整个西夏文化的重要影响，以及西夏对于藏传佛教东传发挥的重要作用；沈卫荣的《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及《论西夏佛教之汉藏与显密圆融》（《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1期）等文，依据黑水城发现的罕见汉文佛典，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提出11—14世纪在高昌回鹘、西夏等西域地区的宗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是藏传密教，而且西夏佛教具有“汉藏圆融”和“显密圆融”的重要特色。

二是西夏帝师制度研究。帝师制度是西夏的重要宗教制度之一，并对元朝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夏帝师制度的起源及其影响也是较早受到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学术界的相关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邓如萍著、聂鸿音等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探讨了西夏统治者与吐蕃高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西夏帝师制度的产生和该制度对元代的影响；陈庆英的《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及《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总第9期，2000年）则通过对藏密佛典《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考证了西夏高僧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夏帝师制度、西夏王朝自称“中国”的历史缘由、贺兰山“五台山”与山西五台山的关系等问题；聂鸿音的《西夏帝师考辨》（《文史》2005年第3期）则考证出了四位西夏帝师的姓名及其简要生平；崔红芬的《再论西夏帝师》（《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也对学界的西夏帝师制度的研究观点做了部分补充和修正。

三是西夏藏传佛教思想研究。对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进行宗教学和思想史的解读分析是近年来西夏佛教研究的热点之一。对此，陈庆英的《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及《〈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朝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3年第3期）两文通过对藏密佛典《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的西夏及元代汉译文的研究，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以及宋元时期民族间宗教文化的广泛交流；袁志伟的《西夏大手印法与禅宗关系考—以〈大乘要道密集〉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一文，则通过对比《大乘要道密集》与中原唐宋禅宗文献，指出西夏藏传佛教大手印法受到中原禅宗思想的重要影响。此外，学者还展开了对西夏与藏文文献的对读研究。林津英在其《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9]一书中，对西夏文译本《真实名经》与汉藏文本进行了对勘研究及阐释，并借此探讨了西夏藏传佛教的传播地域及历史；黄杰华的《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实修文书〈慈乌大黑要门〉初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探讨了西夏流行的藏传密教大黑天信仰，以及该信仰在西夏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从整体上看，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涵盖了西夏佛教思想的主要方面，在内容上主要关注西夏佛经版本的文献学考证，以及夏汉、夏藏文佛经对勘的语言学研究；对主要佛教宗派、高僧及帝师、佛教史等方面也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但由于资料限制和学术关注点等方面的原因，学界对西夏佛教思想的哲学内涵、理论特色、思想创新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宗教思想与西夏社会、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显欠缺。因此，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西夏佛教思想文化的全貌。

（三）金朝宗教思想研究

对于金朝宗教思想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关注金朝佛教（以禅宗和万松行秀思想为主）和道教（以全真教思想为主）的研究，其内容则以金朝宗教发展史、基本义理及代表性宗教著作的研究为主，此外还关注探讨金朝的鬻卖寺观名额、度僧等宗教管理问题。相关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金朝佛教及佛学思想研究。

首先，对于金朝佛教的通论性研究，日本方面较早展开了相关研究。胁谷㧑谦《遼金仏教の中心》（《六条学報》135号，1913年）是日语世界辽金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野上俊静也在金朝佛教研究领域做了开拓性研究，他的《遼金の仏教》（京都：平乐寺书店1953年）一书《金代篇》由《金帝室と仏教》《金李屏山考》《金の財政策と宗教々団》《「二稅戸」考》《「全真教」発生の一考察》《宋人の見た金初の仏教》《「金代の仏教」に関する研究について》等八篇论文组成，研究内容涵盖了金朝佛教与帝王统治者、佛教与金朝财政政策的关系、宋人眼中的金初佛教、金朝著名居士李屏山思想，以及道教全真教的发展史等。而就国内相关研究来说，主要有宋德金的《金代宗教简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王德朋的《金代佛教政策新议》（《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6期）、《论金代佛教的历史渊源》（《兰州学刊》2018年第9期）等文，这些成果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梳理了金朝佛教的发展脉络和主要问题。

其次，具体到金朝佛教宗派、人物及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关注作为金朝佛教主体的禅宗，以及金朝佛学代表人物万松行秀等人的著作和思想。对此，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其《学思想史》（东京：玄黄社1925年）下卷的第六编《道変衰の代》中就曾述及万松行秀的禅学思想；此外，阿部肇一的《万松行秀伝と〈湛然居士集〉—金代曹洞の発展》（《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年）、木村清孝著、戴燕译《万松行秀的禅世界—万松行秀与华严思想的关系》（《中国文化》1992年第1期）等文，较早对金元之际万松行秀及其曹洞禅思想进行了阐发。就国内的相关研究来说，则以程群、邱秩浩的《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法音》2004年第4期）、刘晓的《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段玉明的《万松行秀〈请益录〉研究》（《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4期）、蒋青的《圆融与会通：万松行秀禅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著较具代表性，这些论著对万松行秀的生平经历、代表著作及其禅学思想的内容和特色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此外，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遼金代燕京の宗》（《学研究》88号，2010年）对以燕京为中心的辽金禅宗传播进行了研究；刘晓的《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和李辉的《金朝临济宗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二文也利用佛教史传等文献资料，梳理了金朝临济宗和云门宗的法脉传承和发展脉络，厘清了金朝禅宗（曹洞为主，临济和云门次之）的基本格局；扈石样、扈新红的《〈赵城金藏〉史迹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方殿春的《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再证》（《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管仲乐的《房山石经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王新英的《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等文，则围绕现存的《赵城藏经》及房山石经、碑刻塔铭等金朝佛教文献入手，讨论了金朝佛教经典的内容、金朝民众的奉佛情况等问题。

第二，金朝道教及其思想研究

学界对于金朝宗教的研究，除了佛教禅宗之外，还集中于全真教历史及其教义思想的讨论上。首先，对于金朝全真教的通论性研究，日本金元道教专家窪德忠于20世纪中叶就撰有《初期全真教団の一性格》（《東方学》1号，1951年）、《全真教団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宗教研究》157号，1959年）、《宋代の新道教教団—全真教を中心に》（《歴史教育》12号，1964年）、《全真教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2号，1966年）、《全真教の清規について》（《東京大学宗教学年報》13号，1995年）等一系列论文，涉及全真教的产生与发展史、全真教的基本教义等问题，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近年的日本学界也有金朝道教的研究成果问世[10]。国内的相关重要论著则有高良荃的《试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兴盛的原因》〔《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王德朋的《金代道教述论》（《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李洪权的《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赵建勇的《金元大道教史新考》（《道教学刊》2018年第2期）、张方的《金元全真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等论著。

其次，学者还围绕丘处机、王重阳等全真教代表人物，讨论了金元全真教的发展历史及教义特点。对此，如日本学者桂华淳祥《金末の全真道士孫伯英》（《東方宗教》53号，1979年）、钟海连《金元之际全真道兴盛探究—以丘处机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高丽杨《试论王重阳对时代精神的融摄与金元全真旨趣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9期）、张广保《全真教史家姬志真及元仁宗延祐六年〈云山集〉的史料价值》（《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倪博洋《论金代全真道士长筌子词》（《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等论著，对金元全真教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个案研究。

再次，就全真教思想的研究来说，重要论著有日本学者松下道信的《宋金元道教内丹思想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9年），其中第二篇《金代の全真教における性命説とその諸相性命説》讨论了全真教的“性命说”及相关教理思想；杨大龙的《金元全真道功行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高丽杨《金元全真道的戒学思想及戒律传授》（《中国道教》2019年第12期）等文，则就全真教的功行和戒律等思想进行了专门讨论。此外，西方学者如姚道中（Tao-chung Yao）、Pierre Marsone（马颂仁）、J.Lagerwey（劳格文）等人对于全真教的研究工作虽然多为介绍性质，但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特色的研究论著。

第三，金朝儒学及三教观思想研究

除了佛道教之外，学界对于金朝宗教思想的研究也涉及金儒的宗教思想及其三教观等问题。对此，早期研究成果有日本学者窪德忠的《金代の新道教と仏教—三教調和思想からみた》（《東方学》25号，1963年）等论文。金朝著名儒家士大夫与佛道教之间多有交往，其儒学思想及三教观也受到佛道教的重要影响，这可以耶律楚材、元好问、赵秉文、李纯甫等人为代表。国内外相关成果主要有：日本原田弘道的《耶律楚材と万松行秀》（《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55号，1997年）、孟广耀的《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兼释他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王月珽的《论耶律楚材的宗儒重禅》〔《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朋·乌恩的《耶律楚材儒释道观评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与《耶律楚材与孔门禅》〔《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文，都重点关注并探讨了金元之际著名儒家士大夫及政治家耶律楚材的佛教、儒学思想和三教观。

姚乃文的《元好问与佛教》（《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4期）、孟繁清的《赵秉文〈道德真经集解〉与金后期的三教融合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李正民、牛贵琥的《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方旭东的《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霁虹、史野的《李纯甫儒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等论著，则对金朝儒学代表人物元好问、赵秉文、李纯甫等人的三教观或宗教思想进行了个案研究。

此外，刘达科的《佛禅与辽金文人》〔《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李洪权的《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对孝道伦理的维护》（《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申喜萍的《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孔子研究》2015年第5期）、刘辉的《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文，则从宏观视域考察了佛道教对于金朝儒学和文人士风的影响。

第四，金朝宗教与社会关系研究

首先，金朝曾长期推行出卖紫衣师号及僧道度牒、寺观员额的制度，这也反映出金朝宗教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此，日本学者的研究开始较早，如前述野上俊静《遼金の仏教》一书中的《金の財政策と宗教々団》（最早发表于1939年）、今井秀周的《金朝に於ける寺観名額の発売》（《東方宗教》45号，1975年）和《金大定二十年の寺観等存留制限》（《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7号，1979年）、桂华淳祥的《金代邑会の一考察》（《竜谷大学における第31回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学術大会紀要》，1981年）等论著。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有白文固的《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冯大北的《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王德朋的《金代度僧制度初探》（《文史哲》2014年第2期）、祝贺的《金代宗教管理研究》（吉林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论著。

其次，学者也关注到金朝佛道教与女真民族和金朝社会的密切关系，前述日本学者窪德忠的《全真教団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宗教研究》157号，1959年）、《宋代の新道教教団—全真教を中心に》（《歴史教育》12号，1964年）、《全真教の成立》（《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2号，1966年）等文，较早讨论了全真教与金朝社会的关系。而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来说，李洪权的《金元之际全真教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抉择》（《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及赵玉玲的《金元全真道社会功能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文，也讨论了全真教在政治参与、精神慰藉、社会教化和文化整合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上可知，国内外学界在金朝宗教的整体情况、金朝禅宗与全真教的历史脉络和代表人物、金朝佛道教主要著作和教义思想、金儒三教观和三教关系、金朝宗教管理制度、宗教对金朝社会的影响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海外研究则以日本方面为主，欧美学者主要侧重于文献学、语言学研究，真正与宗教、社会与民族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虽然这些成果在某些方面涉及宗教与民族融合关系的讨论，但对于佛道教思想和女真民族文化认同关系的具体研究，尚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四）回鹘宗教思想研究

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鹘是回鹘民族在今中国新疆等地区建立的重要少数民族政权，但限于研究材料等方面的限制，对于其思想及社会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佛教与高昌回鹘研究。

10—14世纪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政权，除了上述的契丹辽王朝、党项西夏王朝（包括五代宋初的甘肃地区的敦煌归义军政权、甘州回鹘，后归西夏统治），以及云南的白族大理国政权、西藏地区的吐蕃地方政权、青海地区的吐蕃唃厮啰政权（后归北宋统治）等；而就今新疆地区来说，则主要是高昌回鹘政权。

对于高昌回鹘佛教的研究，在早期有关西域或新疆佛教的通论性著作中都有涉及，如日本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的《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年）、高永久的《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周菁葆、邱陵《丝绸之路宗教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杨富学的《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才吾加甫的《新疆古代佛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耿世民的《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等论著。不过，这些成果多为概述性质的史实描述，对包括高昌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佛教思想的具体内涵，研究还不够深入。

就高昌回鹘佛教的专门研究领域来说，国外学者目前已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其中，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德国突厥学家Annemarie von Gabain（葛玛丽，1901—1993）是世界公认的维吾尔学奠基人，她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发表了许多与回鹘佛教研究相关的成果，代表作如Das Uigurische Konigtum von Chotscho（《高昌回鹘王国》）等；此外，德国学者Peter Zieme（茨默）的《佛教与回鹘社会》（原题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中亚出土古回鹘语佛教文献之尾跋与施主》）一书，也是西方学界回鹘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11]。

就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说，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及《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书依据传统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所得资料，较为全面地梳理论述了回鹘佛教的历史发展脉络及佛经翻译、宗派、信仰，以及回鹘与周边民族（如汉、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的佛教关系等问题；此外，孟凡人的《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高昌回鹘佛教简史、主要佛教遗迹、回鹘文佛经、佛教信仰等内容；高士荣、杨富学的《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出土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指出回鹘佛教实际上可视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一种翻版；田卫疆的《试析高昌回鹘内部的三次宗教传入及其后果》（《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论述了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及景教等宗教的传播演变历史，并探讨了回鹘社会、文化背景在宗教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李泰玉的《新疆佛教由盛转衰和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根源》（《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则论述了新疆佛教逐渐衰落与伊斯兰教兴起的历史过程；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十卷中的《回鹘佛教》，也对回鹘佛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

此外，学术界对回鹘佛教的研究还集中于出土回鹘佛教文献的文字对勘、语法、语音等语言学研究方面，如对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金光明经》《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等佛教文献的释读与研究，耿世民、杨富学、牛汝极、张铁山等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12]，如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两部论文集中收录有许多与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相关的成果；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则对西域、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

第二，伊斯兰教与喀喇汗朝研究。

对于10—12世纪喀喇汗王朝伊斯兰教的通论性研究，主要有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兴化等编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编《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高永久的《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但从内容上看，这些著作对新疆早期伊斯兰教的研究多为历史脉络及重要史实的概述。

此外，华涛的《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和刘正寅的《和卓家族兴起前伊斯兰教派在西域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探讨了伊斯兰教在喀喇汗朝早期的传播过程以及清代以前新疆伊斯兰教派的活动；赵荣织的《论伊斯兰教在新疆兴起的社会根源》（《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及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特点》（《新疆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文，则从政权的利用扶持、地理人文环境、文化交融等方面概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原因。

第三，《福乐智慧》与喀喇汗王朝研究。

学术界对喀喇汗朝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11世纪维吾尔文学和哲学名著《福乐智慧》的探讨上[13]。目前学界对《福乐智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文学角度的研究，包括文献版本和语音词义考订，以及诗歌修辞、象征意义、美学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哲学和思想史角度的研究，包括对该书的哲学、宗教、伦理、历史、政治、法律思想等内容的研究；三是比较文化史角度的研究，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侧重探讨了该书所反映的中原汉文化及希腊、伊斯兰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体系之间的交融情况。

首先，学者对该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如吴昌年的《论〈福乐智慧〉的哲学思想》（《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论述了该书所反映的自然哲学，以及其中表现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及辩证的发展观；阿布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依明著、马德元译《〈福乐智慧〉中的自然哲学观念》〔《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书中泛神论基础上的自然哲学观念，集中评介了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关于物质、精神、天体、人的自然基础等思想，并认为其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帕林达的《〈福乐智慧〉中所反映的早期苏非》（《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郎樱的《试论〈福乐智慧〉中的佛教思想》（《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等文，讨论了伊斯兰苏非思想和佛教思想对《福乐智慧》的影响。

其次，《福乐智慧》一书并非纯哲学著作，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并为求得幸福提供门径，因此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法律、伦理等社会思想，这些思想也为学术界所关注。买买提明·玉素甫著、张宏超、刘宾译《〈福乐智慧〉与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哲学社会学思想》（《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吴昌年的《论〈福乐智慧〉的政治法律思想》（《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蔡灿津的《论述〈福乐智慧〉中的法制思想》（《新疆社科论坛》1991年第6期）等文都侧重探讨了该书中“法制”思想的内涵及价值；刘志霄的《11世纪维吾尔社会思想与〈福乐智慧〉》（《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则从喀喇汗王朝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出发，将该书视为对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回应与解答。

再次，《福乐智慧》一书中包含了中国儒家文化及古希腊、伊斯兰、佛教等多种文化成分，因此许多学者注意从文化比较的研究角度探讨该书的思想价值，并取得了较多成果：郎樱的《试论〈福乐智慧〉的多层文化结构》（《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该书中包含的佛教、儒家文化、古希腊、维吾尔及突厥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刘宾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思想史背景》（《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则围绕“智慧”观念探讨了该书的古希腊和佛教文化背景；张凤武的《试论〈福乐智慧〉的中国文化背景—兼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人道理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该书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中原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的内在渊源，并认为《福乐智慧》主要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上孕育并产生的；陈恒富的《〈福乐智慧〉与祖国传统文化》（《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则比较了该书与中国传统箴言书之间的相似性，指出玉素甫继承了与中原文化关系密切的回鹘民族文化精神。此外，还有学者将维吾尔与儒家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比了《福乐智慧》与同时期北宋儒学的关系[14]。

就《福乐智慧》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多从哲学分析的视角，对该书中体现的自然哲学、朴素辩证法、宗教哲学、伦理观、法制观等思想内容进行了梳理；并从文化史角度对比研究了该书体现的多元文化；但对《福乐智慧》思想与喀喇汗朝社会、回鹘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尚待深入。此外，对喀喇汗朝社会与伊斯兰思想的关系，新疆佛教衰落与当时思想演变的联系等问题，也需要做更全面的探讨。

（五）元朝宗教思想研究

学术界对元朝宗教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元朝佛道教历史、元初佛道教关系与“佛道之争”、元朝藏传佛教与帝师制度等方面。在内容上则以宗教发展史和代表人物的学术史梳理为主，较为关注元朝宗教格局的调整，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佛道关系、禅教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第一，元朝汉地佛道教研究。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原金朝及南宋的汉传大乘佛教及道教在元朝得到了继续发展，学界对于元朝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汉传佛教宗派，以及全真教等道教派别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其《学思想史》（东京：玄黄社1925年）下卷第六编《道変衰の代》论述了雪岩祖钦、天目中峰、元叟行端、天如惟则、石屋清珙、楚石梵琦等元朝禅宗代表人物的思想，是相关领域的早期代表成果；日本学者竺沙雅章的《宋元時代の慈恩宗》（《南都仏教》50号，1983年）介绍了宋元时期唯识宗的基本发展演变情况，中村淳的《クビライ時代初期における華北仏教界—曹洞宗教団とチベット仏僧パクパ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駒沢史学》54号，1999年）、朱建路的《元代北方临济宗的法脉传承》（《法音》2020年第3期）则对以曹洞宗和临济宗为代表的金元北方禅宗教团情况进行了论述。竺沙雅章的《元代華北の華厳宗—行育とその後継者たち》（《南都仏教》74号，1997年）、杨维中的《元代大都以宝集寺为核心的华严宗传承考述》（《佛学研究》2017年第2期）等文则梳理了元朝北方华严宗的基本发展脉络。而就元朝全真教的研究来说，李洪权《全真教与金元北方社会》（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北方社会与全真教发展演变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形态、政治状况、伦理道德和社会救济等角度，阐释了全真教对金元北方社会的重要影响，以及全真教的演变原因；李玉用的《论元代南方地区全真道教的新发展—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求索》2014年第3期）则梳理了元朝南方全真教的基本情况及其教义思想特点；日本学者松下道信的《宋金元道教内丹思想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9年）一书也述及元朝全真教等道教派别的教义思想。

第二，元朝佛道之争与禅教关系研究。

元朝佛教与现实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忽必烈等统治者出于巩固元政权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管控及调整，元朝的佛道二教之争、禅教论诤等就是其主要体现，这也较早被研究元朝宗教的中外学者所关注。对此，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东京：玄黄社1925年）下卷第六编第一章《元初の仏教と仏道二教の争》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的《元代道・仏二教の確執》（《大谷大学研究年報》第3辑，1943年）、滋贺高义的《元の世祖と道教—特に正一教を中心として》（《大谷学報》46号，1966年）、中村淳的《モンゴル時代の「道仏論争」の実像—クビライの中国支配への道》（《東洋学報：東洋文庫和文紀要》75号，1994年）等文，都以忽必烈时期的“佛道之争”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元朝统治者的宗教管控政策，及其防止全真教、禅宗等汉人宗教集团势力过于强大的现实政治目的。此外，中国学者杨曾文的《少林雪庭福裕和元前期的佛道之争》（《法音》2005年第3期）梳理了曹洞宗领袖雪庭福裕组织和参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佛道之争”的情况；陈高华的《元代江南禅教之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二辑，2012年）和李辉的《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则关注元初南北方汉地佛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论述了至元时期江南禅宗僧人与天台宗、唯识宗等“教门”僧人论诤的内容，以及忽必烈的“崇教抑禅”政策。

第三，元朝宗教制度和社会影响研究。

对于元朝宗教制度和社会影响研究，日本学者野上俊静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元の宣政院に就いて》（《東洋史論叢：羽田博士頌寿記念》1950年）、《元の上都の仏教》（《仏教史学》2号，1950年）、《元代僧徒の免囚運動》（《大谷学報》38号，1959年）等文章，讨论了元朝设立的宣政院等宗教管理机构以及元朝保护佛教的相关政策；佐藤达玄的《元代叢林の経済生活—勅修百丈清規を中心とし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6号，1967年）则探讨了元朝的寺院经济、僧人生活及其社会影响。中国学者邓锐龄的《元代杭州行宣政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赖天兵的《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都总统所》（《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等文，也从历史学角度厘清了元朝行宣政院、江南释教都统所等南方佛教管理机构的产生原因及兴废演变的脉络。此外，学者还注意到元朝宗教政策中所体现的政治性、民族性，以及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等内容，如张践的《元代宗教政策的民族性》（《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提出，元朝的崇佛压道、崇教压禅等宗教政策虽然体现出统治者的政治意图，但也具有加强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意义；任宜敏的《元代宗教政策略论》（《文史哲》2007年第4期）则肯定了元朝宗教政策中体现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其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和优礼。

第四，元朝藏传佛教与帝师研究

作为日本辽金元佛教研究的代表学者，野上俊静在元代佛教史方面尤其关注喇嘛教（藏传佛教）研究，他曾于20世纪发表《元代仏教に关する一问题─喇嘛教と汉人佛教》（《塚本博士頌寿記念仏教史論集》1961年）等论文，较早讨论了元初汉藏佛教的关系等问题；国内学者才让的《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藏传佛教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陈高华《元成宗与佛教》（《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则讨论了元成宗时期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发展情况；能仁《元代“藏—汉”佛教体制的形成》（《佛学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元朝统治者对汉藏佛教的支持，促使“藏汉”融合的统一佛教体制的形成。

作为元朝重要宗教制度的帝师制度，以及作为元朝佛教重要代表的帝师，也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日本学者稻叶正就的《元の帝師に関する研究—系統と年次を中心として》（《大谷大学研究年報》17号，1966年）、西尾贤隆的《元末帝師の事績》（《大谷学報》48号，1969年）是这一领域的早期成果。陈庆英的《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上、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2期〕、日本学者中村淳的《元代法旨に見える歴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国仁王寺》（《待兼山論叢》27号，1993年）、《モンゴル時代におけるパクパの諸相—大朝国師から大元帝師へ》（《駒沢大学文部研究紀要》68号，2010年）等文，都对元朝帝师的产生、历史作用、历任帝师沿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此外，朱丽霞的《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与《和合共生—元代帝师与汉地佛教的关系》（《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等文，则讨论了元朝帝师管理汉地佛教的史事，以及元朝汉藏佛教的融合情况。

此外，陈庆英的《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萨迦道果新编〉）》〔《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沈卫荣的《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欧亚学刊》第七辑，2007年）等文，则围绕现存的《大乘要道密集》（汉译噶举派、萨迦派佛教文献）和黑水城出土文献，讨论了藏传佛教在西夏与元朝的流传，以及西夏对元朝藏传佛教的影响；陈高华的《元代内迁畏兀儿人与佛教》（《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接受藏传佛教、成为佛教高僧或元廷高级官员的元朝回鹘裔民的情况，展示了佛教对于元朝少数民族融合统一的重要影响。

由上可知，学界对元朝宗教的研究多集中于佛教史的考察、经典文献的考证、宗教政策的述评等方面。虽然学者在研究中也关注到元朝宗教政策对于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意义，但尚未围绕“文化认同”和“多元统一”的角度，系统梳理元朝的汉藏佛教、道教等宗教的思想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六）“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必要性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学者是辽金元宗教研究的主要力量，并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们从佛教文化史的角度，试图打通唐、宋、辽、金、元佛教的传承关系，这对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术界在辽夏金元宗教思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中青年学者也成为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主流群体。与此同时，英语、德语、法语世界也有许多相关论著问世，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多属于学术史论述或个案考察。本书在此通过对辽朝、西夏、金朝、喀喇汗朝、高昌回鹘、元朝宗教思想研究相关成果的简要学术史回顾[15]，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对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尚待补充。

通过以上的学术史回顾，可知关于“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这一研究课题，目前学术界并无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就10—14世纪的宗教思想研究来说，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主要以思想家或某一宗教的个案考察为主，如辽朝华严宗与密教思想、西夏汉传与藏传佛教思想、金朝禅宗思想、喀喇汗朝《福乐智慧》的研究等，缺乏不同宗教思想体系之间的综合对比与整体考量；在地域上则多以少数民族政权为单位进行局部研究，虽然也关注到辽、西夏、金、喀喇汗朝及高昌回鹘等政权内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但缺乏各民族政权及其宗教思想文化间的整体比较与宏观考察；虽有部分论著涉及相邻政权间（如辽宋、夏宋、西夏吐蕃等）的思想与文化交流，但整体性的研究仍显不足。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以史实考述为主，对宗教思想内涵及理论特点尚需深入发掘。

从以上研究成果的具体内容来看，对于宗教思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宗教著述的文献学考察和思想家的学术史探讨两类：前者以版本辨别、文字校勘、语音语法辨析、佛典译文等研究为主，这在如辽金佛教典籍、西夏文佛教文献、喀喇汗朝《福乐智慧》等文献的研究中较为普遍；后者以思想家生平、重要活动、著述、师承关系考辨等研究为主，这在如辽金佛教高僧、元朝帝师等研究中较为普遍。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多属于具体史实的考述，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涵、理论特点及其宗教和哲学史价值，在研究深度及广度上仍显不足。这在辽朝华严和密宗思想、西夏汉传和藏传佛教思想、回鹘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

第三，在宗教思想研究中以概念辨析为主，缺乏思想与文化认同关系的深入考察。

在辽夏金元宗教思想的研究中，学术界目前主要关注其中的哲学概念及理论体系的辨析，但对于宗教思想的社会原因及其现实影响等方面，相关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而在辽夏金元宗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宗教思想对10—14世纪中国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的作用等方面，学界的相关研究则更显薄弱。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成果虽有所不足，但都属于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并体现出严谨的治学与深刻的思考。这些个案、局部或微观研究，正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等方面的重要借鉴。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辽夏金元宗教思想的研究，在整体上多属于宏观的历史脉络梳理，或宗教学和文献学的个案和微观研究。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在辽夏金元时代中国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研究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宗教思想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和融通关系、宗教思想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等重要问题。因此，“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具有研究的必要性，这既有利于展现10—14世纪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民族史的全貌，揭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将对当下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讨论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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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960年）及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岂之主编，方光华、肖永明、范立舟分卷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论著。

[2] 这里的“中原”主要指广义上的中原文化，即以中原地区为基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其意义与汉文化等同。而在本书的论述中，则具体指唐宋时代的汉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如哲学、宗教、政治制度、艺术）及物质文化等方面。

[3] 参见[日]松森幸秀：《日本关于辽代佛教的研究》，《佛学研究》总第17期，2008年；杨曾文：《日本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怡学主编：《辽金佛教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4] 近年日本学者藤原崇人所著的《契丹仏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5年）一书是值得注意的辽朝佛教研究专著，其中包括《契丹帝后の崇仏の場》《契丹皇帝と学僧》《契丹皇帝と菩薩戒》《契丹の授戒儀と不空系密教》《契丹仏塔に見える密教的様相》《立体曼荼羅としての契丹仏塔》等六篇论文，对辽朝帝王的崇佛、佛教高僧、辽朝律学、辽朝密教等内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5] 参见尤李：《辽代佛教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2期，第12—18页；王德朋：《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第105—118页。

[6] 吉川太一郎于200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遼代仏教思想の研究》是近年日本学界关于辽朝佛教思想研究的专门性著作。因客观条件限制，笔者当时未能看到这一研究成果。几乎与此同时，笔者于2010年完成了同样以辽朝佛教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辽代华严思想研究》；2014年该文经修改扩充，成为笔者博士学位论文《10—12世纪中国北方民族的佛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本书第一章《辽朝佛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主要内容。

[7] 参见杨富学、张海娟：《新世纪初国内西夏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6—241页。

[8] 参见崔红芬：《20世纪西夏佛教研究概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23—28页。

[9] 收入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47—1113页。

[10]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出版的古松崇志、臼杵勲、藤原崇人、武田和哉编《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一书，汇集了日本学界较为前沿的金朝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藤原崇人《金代の仏教》、阿南·ヴァージニア·史代《金代燕京の仏教遺跡探訪記》等文探究了金代佛教的概况，松下道信《金代の道教―「新道教」を越えて》则探究了金代道教的概况。

[11] 参见[德]茨默著，桂林、杨富学译：《佛教与回鹘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12] 参见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61—171页；杨富学：《新世纪初国内回鹘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77页。

[13]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与《福乐智慧》相关的研究论文有260多篇；学术著作主要有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蔡灿津的《〈福乐智慧〉哲学思想初探》（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年）、热依汗·卡德尔的《〈福乐智慧〉与维吾尔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书。此外，学术界对同属喀喇汗朝时代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真理的入门》等著作亦有研究，但相关成果较少。

[14] 参见热依汗·卡德尔的《〈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福乐智慧〉与〈四书〉的可比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福乐智慧〉与〈庄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等文。

[15]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文献综述并非对辽夏金元宗教研究的全面回顾，而仅是针对与本书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的梳理和综述，由于笔者能力及篇幅叙述等的限制，上述文献综述难免“挂一漏万”，许多成果未能在此一一列出。对此，本书将在下文的具体阐述和讨论中，进一步随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