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辽夏金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是志伟研究佛教哲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思想的阶段性总结。

志伟在西北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就有志于从事佛教哲学和少数民族宗教史的研究。后来在西北大学攻读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为《辽代华严思想研究》，开始把注意力聚焦在辽夏金元宗教思想史研究。2011年我与他讨论其博士论文选题时，确定以10—12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宗教思想为研究对象，初拟以《10—12世纪中国西北的思想与社会》为题，研究契丹民族与辽朝佛教、党项民族与西夏佛教、高昌回鹘佛教和喀喇汗朝伊斯兰教思想，以“宗教思想和文化认同”作为研究和讨论的主要线索。他经过两年的辛勤写作，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10—12世纪中国北方民族的佛教思想与文化认同》。在西北大学任教工作后，他按照在博士阶段就已确定的研究计划，继续对辽夏金元时代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和文化融合时期的宗教思想进行研究。2018年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13世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研究”获得立项，以此为契机，终于初步完成了对辽、西夏、金、元和高昌回鹘、喀喇汗朝等10—14世纪中国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宗教思想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约八十万字的学术专著就是其多年研究的集成。

10—14世纪中国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等民族相继建立了辽朝、西夏、金朝、高昌回鹘、喀喇汗朝和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则是其主要宗教信仰。这些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与当时各民族的社会存在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从社会存在对宗教思想的影响来说，各民族的宗教思想在本质上是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秩序重建”这一时代课题的解答，即为“如何吸收先进文化以促进本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并为民族政权的巩固提供理论支持”这一时代课题提供思想方案，这正是各民族宗教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社会背景。

志伟认为，自南北朝以来，汉族政权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夷狄”身份否定其政权的合理性，并以此彰显汉族政权的正统，这在两宋时代表现得尤其突出。而与强调“华夷之别”的儒学相比，佛教所宣扬的“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论、“众生平等”的业报和缘起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在佛教信仰者的视域下，汉族与少数民族拥有共同的“众生”身份，以及作为佛教信徒（“居士”与“僧尼”）修行佛法的平等权利，因此其民族和阶层差异也被相对淡化或消解。此外，佛教哲学如华严学所提倡的“圆融法界”“事理无碍”等思想，则从哲学层面为不同民族间矛盾对立的消泯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从“法界圆融”的平等角度来看，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差异都有其内在本质的统一性。佛教及其思想文化更能为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稳定和民族认同提供理论依据。这是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就受到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所接受的重要思想原因，也是辽夏金元及高昌回鹘等政权推崇佛教思想的深层原因。因此，相比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与“君臣之义”，辽、西夏、元朝等政权的统治者更愿意采用“佛法”教化和统治帝国的臣民。究其原因，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和宏大世界观，也在思想上突破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中“夷夏之辨”和华夏中心论的界限，更有利于论证少数民族君主对中原的合法性统治，并且为政权的对外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宗教思想文化是辽夏金元时代各民族思想文化的主体，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等民族在吸收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了具有民族个性、独立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这既是各民族政权文化个性的表现，也为其民族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中，辽朝建立了以华严学为核心、以“显密圆融”即华严和密宗结合为特点的统一佛教思想体系，并在“重教轻禅”“融禅入教”等方面表现出与北宋思想界的对立；西夏则在华严与禅宗思想结合、中原大乘佛教与藏传佛教思想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了汉藏融合的佛教思想体系，并表现出与宋辽佛教界的鲜明差异；金朝在继承辽宋佛道教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三教圆融”为特点的佛教体系和以全真教为代表的新道教；高昌回鹘政权在继承唐代佛教和藏传佛教文化、建立综合性佛教思想的同时，也在心性思想及净土信仰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而喀喇汗朝思想界则围绕伊斯兰教思想，建立了综合伊斯兰和中原文化的独特思想体系。元朝则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对上述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综合和重构，从而建构了以佛教文化为核心，“三教合一”“汉藏圆融”的宗教文化格局。

宗教思想对各民族政权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实政治方面，宗教思想通过神化君主而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提供了论证，并通过提倡忠君护国思想以巩固政权、提倡圆融和平等思想以缓解社会和民族矛盾，从而为北方各民族政权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提供了社会秩序重建的方案；在精神观念方面，宗教思想作为各民族建设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主要资源，塑造了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提升了各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并为各族民众提供了精神归宿和人生目标，发挥了精神支柱与道德准则的积极作用，从而提供了文化秩序重建的方案。宗教思想发挥的这些积极影响，正是对各民族社会的时代课题的解答。

从整体上看，10—14世纪的辽夏金元时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宗教思想文化则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辽夏金元和高昌回鹘、喀喇汗朝等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体系，是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等民族思想文化创新的代表与主要成果和文化个性的重要标志。在促进这一时期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各民族政权的宗教思想文化也表现出鲜明的共性。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原宗教文化在契丹、党项、女真、回鹘、蒙古等民族中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发展，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格局的丰富与发展，并强化了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它们与儒家文化、各民族原有文化等一起，共同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本书首次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辽夏金元时代的宗教思想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首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该时期各王朝的主体宗教思想与中原汉族之间文化认同的细节、路径与特点，在相关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同时，本书还比较深入系统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各主流宗教思想文化的具体内涵和理论特点，探讨了各种宗教形态、思想与辽夏金元社会的互动，及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本书对辽、金、西夏、高昌回鹘等代表性宗教典籍和思想理论的系统整理和释读，具有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学术参考价值，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特别是辽夏金元宗教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不足。

将文献学考证与哲学宗教学分析结合，将传世经典与出土文献结合，将文字资料与造像建筑等文物资料结合，是本书研究方法的特点。本书的史料涵盖各类代表性宗教文献：一是传世辽朝华严宗、密教经论疏钞，以及现存的重要辽代佛教发愿文、经幢碑刻等文献；二是传世及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学论疏（含西夏华严宗、禅宗及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著作等），以及西夏时代的佛经发愿文等文献；三是传世金朝佛教禅宗、全真教的重要著述，涉及三教关系的金朝儒家著述，以及金朝佛道教碑刻等文献；四是传世元朝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及藏传佛教萨迦派等的重要宗教著述，以及反映元朝宗教发展情况的宗教史传、碑刻等文献；五是与高昌回鹘佛教相关的出土文献，以及反映喀喇汗朝伊斯兰教思想的《福乐智慧》等论著。可以看出志伟博士对侯外庐学派所提倡的“文献考证为基础，关注社会思潮，重视学术史考察”等学术方法的继承。

深刻和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上宗教思想对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宗教思想文化的内涵以及特点，对于当前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宗教文化研究、佛教中国化研究、整理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志伟还制定了更为长远和全面的研究计划，即以公元3—9世纪的宗教思想为研究对象，考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佛道教思想及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志伟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方光华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