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两大阵营和跨学科研究

对不平等的态度，可分为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即“左”“右”两派。“左派”主张向穷人倾斜的政策，主要是利用高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右派”则认为高税收和向穷人倾斜的政策会影响对“创新”的激励，更有少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不可侵犯，穷人哪怕行将饿死，也不能强迫富人对他进行救济。罗伯特·诺奇克（2008）是“自由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有着不同的经济主张。民主党人主张加税，增加福利，而共和党人则主张减税，削减福利。

从文献的数量来看，研究不平等的经济学家大多属于“左派”。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具有“右派”想法的人大多是富有者，他们不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仅仅当回应“左派”时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在很多时候，“左派”很难回答穷人的“为什么他那么富有”之类的问题，也导致了此类经济学文献相对较少。

陈述不平等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诉求。因而，很多经济学家选择了以数据说话。这其中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4）最为出名，他在2014年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引发了大讨论。皮凯蒂和其他学者共同建立了“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收录了世界各国的收入、财富和不平等数据。

除了建立统一的数据库之外，皮凯蒂的贡献有三方面：一是发现了“库兹涅茨假说”是错误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不平等的自动下降；二是发现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普遍趋势，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高；三是重新引发了以不平等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

对流动性的研究是不平等事实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有学者提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美国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则对美国的流动性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建立了相关的网站。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是一条描述不平等和流动性关系的直线。迈尔斯·克拉克（Corak，2013）通过实证数据发现，这是一条向右上倾斜的直线，这表明，经济不平等越严重的国家，父母和子女在收入上相似性越大。

“右派”对于上述数据也并非毫无反击之力。通常，这些反击是基于对数据的不同解读展开的。例如，巴菲特曾经说过，他的秘书支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都比他要高。哈佛大学教授曼昆就认为巴菲特的计算有问题（Mankiw，2013）。曼昆认为巴菲特的主要收入是股息和资本增值所得，巴菲特的资本所得已经在他所在的公司中纳过税了。

除了对数据有不同的解释之外，对大公司的“避税”行为，也有不同的解释。爱德华·康纳德（Conard，2016：29）甚至认为，高科技公司储备大量现金是为了降低风险，以备“超过对手，以更多的钱购买出人意料的新兴技术，这些新兴技术可能威胁到其现有业务”。

对于皮凯蒂等（Piketty and Saez，2003；Piketty et al.，2018）的研究以及“世界不平等数据库”中的结果，杰拉尔德·奥滕（Gerald Auten）和大卫·斯普林特（David Splinter）也有不同的解释。[3]奥滕和斯普林特认为皮凯蒂等（2003）基于税收申报单的研究有偏差，如税收政策的调整导致税基变化、未申报的收入以及社会变化等。

除了列举不平等的事实之外，左派的主要观点有：高收入者有“寻租”行为；富有者的财富不是“应得”的，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

在哲学领域，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有时很难将之归类。一般地，学者们将罗尔斯和诺奇克作为两个极端，罗尔斯为一极，诺奇克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为另一极（姚大志，2008）。

“右派”除了诺奇克外，还有德沃金等众多人物。德沃金（2008）以“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机会平等主义”而出名。凡是坚持“权利至上”者都可以归为“右派”。

在经济领域，“右派”大多借用哲学领域的“机会平等”等理念以及“不平等有利于创新”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