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完善新时期我国外语能力标准的必要性

和国外的语言能力标准相比，我国原有的标准（2018年以前）在层次性、精细性、可操作性上均有一定的差距。首先，这些标准是输入驱动而非输出驱动的，在本质上属于内容标准，编排体例主要遵循了学科体系的逻辑。其次，这些外语能力标准虽然在总目标中提及学科能力，但没有将外语学科能力作为明确的编排原则，没有明确规定不同年级和学段要培养的外语能力及其应达到的表现水平。这种学科内容取向的编排模式产生的影响如下：①课程实施程度和外语能力标准模糊不清，使教学管理和改进、学生学业评价缺乏明确的参考依据；②课程过分强调学科内容和知识点的传授，学科能力或素养培养不突出、不系统。

我国原有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以下简称《要求》）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语能力标准（韩宝成、常海潮，2011：43），原因在于：①《要求》缺乏明晰的语言能力理论基础，只有对语言能力的分项描述，缺乏系统性的总体描述；②《要求》的能力描述参数过于简单，有的是早期传统语言能力描述方式的继续和延伸，虽体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但缺乏对学习者语言表现行为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岑海兵、邹为诚，2011：36）；③《要求》量表对语言教育内部目标的描述较为单一简略，不够清晰翔实，在“确定性”“独立性”“一致性”和“语境游离性”等方面存在缺陷，缺乏应有的解释力，不能与国际权威性的能力标准相匹配（王笃勤，2008：18；韩宝成、常海潮，2011：44）；④《要求》主要还是基于研制者的经验和定性调查，研制方法不够科学，其级别的划分和各个级别的描述项目尚有待实证检验，仍然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杨惠中、桂诗春，2007：36；王勃然，2015：41）。

此外，和国外标准相比，国内原有标准学习目标较为单一，主要体现为对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视，强调通过各种语言技能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国外语言能力标准更强调对学习者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和学习态度、性格、情感、动机等方面的培养与发展，追求综合素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的提高。尽管新的标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18）已经颁布，但是这只是我国量表向着科学化、国际化迈进的第一步，后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笔者选取经济较为发达、教育质量较高的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语言能力标准为研究对象，对上述标准及其研制完善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从能力标准的设计编排原则、指标的选取、指标的描述、权重的设定、研制过程、修订过程质量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外语能力标准进行完善的建议。

笔者认为：①研究国际先进的语言能力标准体系，有助于我国的外语能力标准完善并与国际上最新的能力标准接轨，借鉴他国研制和修订的过程和经验，为我国外语能力标准的完善和修订提供参考。②输出驱动型外语能力标准的研究符合当前的国际发展趋势，可解决当前外语课程标准主要关注学科内容的问题，转变育人模式，改变国家和地方测评过分依赖考纲的现状。③完善现有的外语能力标准有助于对新时代我国的外语教育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对协调各学段的外语教学、外语测评体系的开发和应用、明确课程实施程度、学生学业评价等提供理论框架和水平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