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和讨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缘起于德国哲学家柯亨197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该书主要是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和内容，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地位，阐明其真理性与科学性，被认为是引起国外唯物史观研究和争论的导火索，典型代表是保罗·韦瑟利于1992年编著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当代争论》，主要围绕柯亨的辩护展开对话。此外，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理查德·米勒的《分析马克思》，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巴里巴尔、海因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成果也都对这场讨论有所涉及。从内容上看，国外学者的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唯物史观的内容是否有“唯心宿命论” “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自由意志主义”的成分。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对厘清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在讨论过程中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中存在一些缺陷和矛盾的地方，使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动摇，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国外学术界对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较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领域。进入21世纪，西方关于发展的学科建设逐步展开，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化学、战略学等领域，都有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方向，这些学科主要围绕社会经济增长、社会全面进步、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展开。代表学者有阿瑟·刘易斯、华惠·罗斯特、弗朗索瓦·佩鲁等，他们在谈及西方社会的发展时，大都无比自豪地提及工业革命所给予西方经济的馈赠，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常变日新、蓬勃兴盛的动力之源。在当今世界，西方的所谓自由发展被许多人当作典范性的发展范式在全球范围推广，并将其树立为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标尺，甚至在经济危机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仍有人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作为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步入现代化、是否是自己盟友的判断标准，以此否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

新发展理念提出后，国外学者的关注热情比较高，也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不看好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等观点，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会长远，更不会是良性健康的，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另一类是从较为客观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中国效率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观点，普遍肯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将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国外学者专门针对新发展理念的研究相对零散，多是报道性的解读，有的是针对整体的发展理念，有的是针对某一项发展理念，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两方面，专门的体系化的研究较少。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阐释了新发展理念，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型治理模式。与之相呼应，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在学理层面从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渊源、概念辨析、结构体系和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体现了学术界在推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

（一）关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

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二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从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看，前者的研究和宣传较多，而后者的探索较少，在数量和研究深度上相对薄弱。目前，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大都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部分，学术界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角度，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内涵、性质及其实质进行了相应的阐述。

关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对方法论体系理论的阐发，注重从不同角度的总结。有学者总结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包括五大板块，即现实逻辑框架论、历史辩证分析论、历史动力推进论、历史主体创造论和历史标准评价论[3]。有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来阐述，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三部分，具体来说，包括实践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有机体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认知和价值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研究方法等。

关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性质，目前的研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是从普遍规律的层次上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实质与核心是人的发展，充分肯定了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

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关系认识，学术界也有许多探讨，较为一致的认识，就是追根溯源，应该从唯物史观的产生历史过程中去分析。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的分析，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内在运用了科学的历史观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离不开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挖掘，离不开对唯物史观本身产生过程的把握。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具有科学指导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唯物史观，对于探讨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研究”的兴起，源于中国社会的实践需求。1978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农村发展，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对当前社会发展的期望，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社会需要怎样的发展规划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健康有序，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回顾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依据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等，可以将改革开放后对发展理论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学术研究与时代发展是分不开的。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学者，他们既有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实践素养，又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研究。他们致力于中国社会发展史，并非一时一地的地方史、专门史，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研究方向集中在发展的必要性、价值意义、发展方式改革等方面，致力于建立一个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年表。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发展能量已经逐渐式微，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攻坚阶段，处处布满暗礁，发展格局错综复杂，发展的方向需要不断调整，发展的动力需要不断更新，发展的目标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充分凸显，研究重心向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发展的协调与重点的关系等方面发生转移，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证与重释、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等层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之后。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有很大不同，怎样将社会发展的研究工作承接下去是后继学者思考的问题。在诸多难题中，学术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解读和阐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经典论述，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而言，是一件幸事，但同时也带来焦虑。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较少，对于中国社会不同阶段和地区发展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了解，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中丰富的。经典文献资料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结合时代涌现的新问题，这些文献被重新解读与阐释，从而指导学者们思考新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文本研究、中西发展理论对比研究、新时代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研究等重要方向，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三个阶段，表明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走过了一条由引介、吸收、运用到批判借鉴的发展之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推进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学术界注重汲取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围绕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展开了集中讨论，开展对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自觉地承担起了理论研究的学术责任。学者们不但注重培养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方法的研究，而且更注重培养在实践中解读经典文献的功力、体悟和敏感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特色和魅力。

当前是马克思主义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突破和飞跃的重要契机。这些成果立足于对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深切把握，是在改革开放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学者们将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置于讨论的中心，对于科学的发展理念要紧密地把握时代的精神这一点，已达成共识。可以说，学术界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围绕社会发展的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展开了集中讨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人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发展实践勾连起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

新发展理念提出的时间虽短，但是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发展理念的研究热情较高，成果甚丰，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从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把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有整体性研究，也有个案研究，涉及各个方面，使新发展理念的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

学术界相关代表性著作比较多：有丛书系列，如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党建读物出版社的“新发展理念案例选丛书”，每套丛书都分5卷，分别对五个发展理念进行专题论述。有专著系列的，如中央党校编著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版），鲁言著《话说新发展理念》（学习出版社2016年版），胡鞍钢等著《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人民日报社理论部编著《“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巨乃岐、卢晓莉主编《改革开放30年铸就：科学发展理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些成果对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条件、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历史地位、宣传普及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以宏观性的综合研究为主要特点。

与专著的综合性阐释不同，研究新发展理念的期刊论文，多是从微观层面切入，研究内容主要针对发展理念中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特征，或者某一个角度等。通览现有学术成果可以发现，多数成果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背景、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关系、科学方法、历史定位与意义等方面，从不同维度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方向和路径进行了科学阐释。在背景研究方面，辛鸣、施芝鸿、成龙、任理轩、刘武根、艾四林等学者探讨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其理论源泉，中国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经验是其实践基础。在内涵方面，辛鸣、施芝鸿、程恩富等学者主要从新常态、发展理念发展史等角度予以解读，认为新发展理念各有其独特的内涵，是发展理念的新概括。在特征方面，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了新发展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是对新时期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新发展。在内在逻辑方面，学术界研究集中表现在对新发展理念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与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任理轩等学者指出，认识把握五大发展理念所蕴含和彰显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我们完整理解五大发展理念至关重要。在历史定位与意义方面，学术界主要把新发展理念的定位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进程中来认识。

从总体上看，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了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与实效性，共通于注重文献与实践的结合，研究视角较为多元。这些成果从新发展理念的宏观性概括入手，渐渐走向微观的理论研究，后来又扩展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研究。从对新发展理念的个案的探讨，到对新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内容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视野越来越宽阔，研究方法越来越灵活。这些成果在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域提出了新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这种研究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不过，在充分肯定现有学术成果的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内容上，选题重复现象较为严重，多注重对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研究、内涵阐释、意义分析等方面，对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历史渊源与必然性认识不足。二是研究方法上，宏观性分析多，具体性研究少；学理性研究多，讨论实际问题的操作性研究偏少。三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概括性论述多，个案分析较少，尤其缺少深入系统地总结新发展理念的经验和规律、实践成效与路径的研究，从方法论层面的分析研究较为薄弱。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广泛关注的热点，不仅国家与政府层面关注，甚至普通百姓也关注。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发展本身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且还因为发展问题也是历史演进和现实实践的重要动力点。在人类历史中，几乎所有的社会改革或革命，都遵循了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形态理论”或“五形态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其考察的中心也围绕社会发展的规律、动力等问题展开。唯物史观与新发展理念是内在契合的，本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这一理念的方法论内容及规律，对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增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历史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