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所探讨的终极议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是建立在不同的发展理念基础上的。由于不同阶段、不同国家与地区呈现出了不同发展模式，使具体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各有不同。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棘手的发展难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以分析和解决社会发展规律为理论主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1]。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入新时代，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发展瓶颈，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长远发展，也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彰显。

面对这一情势，中国共产党放眼世界，坚持将发展放在第一位，与时俱进，不断提升和深化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强调“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这一重要任务，提出了对发展理念创新的要求。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全面综合考察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在把握中国社会历史性变化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了一个中华民族建设小康社会、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时代要求中国当前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学的发展理念，这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改革思维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理论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2]。主导一个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突破各种瓶颈制约，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社会发展提到国家建设的核心位置。

遵循与落实新发展理念，科学的方法论探究不可或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称为唯物史观，由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总结归纳出来，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为人们说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明了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目标，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给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是人们认识社会与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在解决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得以丰富和不断进步。

唯物史观是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中国革命先驱就开始接受与运用这一观点与方法，探索救国之路，尝试把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而明确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确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唯物史观是贯穿这一体系的同一主题。在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中，唯物史观经历了从被质疑、否定、批判到被赞同、肯定、运用的过程。唯物史观的某些具体论证和结论，有的可能因为不合理而被证伪，有的可能会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取代，但其基本原理与原理指导下的方法论，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是不可能被驳倒、推翻的。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需要在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要与实际相结合，经过不断改进、补充和丰富，唯物史观才能更系统、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理论与实践也证明，中国的自立、自信、自强都需要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和新发展理念，都把人类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作为目标主题。因此，对于如何更好地理解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唯物史观可以为我们提供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层面的有益借鉴。同时，新发展理念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创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逻辑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水平，既是对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主动顺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崭新起点。本书着重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掌握与运用，结合唯物史观解析新发展理念，深入剖析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方法论，运用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等方式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从理论高度上概括新发展理念体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而且更侧重把握这一理念体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发展策略，进而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