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讨论新文科的文章近来不时地见诸学术刊物和大众媒体。我本人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讨论，并发表了一些文章。人们对此或许感到不解，甚至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新文科？它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有何不同？为什么要在当下的语境中提出新文科的概念？它对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有何帮助？当然，我们不能笼统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应该从某个个案入手。由此，在我看来，新文科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其“新”字，也即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也如同新医科和新工科等不同的学科门类一样，必然对传统的人文学科之定义及其评价体系提出挑战。

我曾撰文探讨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学科建设和发展。[11]我的核心观点是，既然翻译研究主要是外语学科的学者所从事的一个二级学科专业，那么它与外语学科的关系就是十分密切的。因此，较之传统的人文学科，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应该体现这样四个特色：国际性、跨学科性、前沿性和理论性。这应该是新文科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有所区别的地方。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的外语学科。我们如果再往前推论，便可以看出，新文科的概念尤其适用于翻译研究。

我们首先来看其国际性，也即与我提出的“全球人文”概念相关。[12]按照我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上就中国的问题发出声音，同时也要就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贡献中国的智慧，并且提出中国的方案。全球人文并非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文学科加在一起的集合体，而是要从全球的视野来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关系密切的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性话题包括：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世界哲学，全球通史研究，全球文化，世界图像，世界语言体系，等等，这些都是人文学者必须正视并予以关注的话题。中国的人文学者尤其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历来就有一种“天下观”，也即关注天下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翻译学者贡献颇多。正是由于一些中国的或海外华裔学者将儒家的“天下观”译介到英语世界并在国际场合加以阐述和讨论，国际学界关于世界主义问题的讨论才开始有了中国的声音，[13]并逐步形成一种世界主义的中国版本。

这样也就自然导致了新文科的第二个特征：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不仅体现于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分支的交叉和相互渗透，还体现于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交叉关系。这一点再一次体现了中国的学科分类特色。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被纳入广义的社会科学的大框架下，直到现在国家级的人文学科项目都被囊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总体框架下。这一点与美国的学科布局情况不尽相同。

这正好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人文学科的一大特色：它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大量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在实践上，翻译家自20世纪初以来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和俄苏的社会科学文献，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性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正如我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没有翻译，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没有翻译，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引进中国，就更谈不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了。[14]由此可见，翻译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它甚至可以引发一场（文化）革命并推进社会的变革。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与现代性这一论题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和中国学界，现代性一直是一个为人们所热烈讨论甚至辩论的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性既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同时也诉诸其内在发展的必然逻辑。因此它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我曾经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揭示翻译是如何在新文化运动（1915——1923）前后把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的。[15]正是这些西方思想观念译介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便再一次证明，翻译远不只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它具有更重要的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和人文学术翻译，既是一种语际翻译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翻译。按照马克·夏托华斯（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威（Moira Cowie）的定义，“翻译通常的特征是具有隐喻性的，在众多比喻中，常被比喻为玩弄一种游戏或绘制一张地图”。[16]既然翻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其现代意义上更是如此，那么我们所讨论的翻译这一术语就更带有文化和隐喻的特征，而较少带有语言转换之意，因为翻译激发了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当然这种革命并非仅仅体现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命，同时也包括语言和文学上的革命。

此外，新文科的跨学科性还体现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相互渗透和关联。就好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的许多现场学术和文化活动统统改由网上进行。包括我们的人文讲座和研究生答辩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而我们比较研究疫情在不同国家的蔓延就需用分析不同国家的疫情数据，这当然离不开翻译的中介，因此这就对我们传统的人文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还要掌握一定的表现和传播技术，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知识得以顺畅传播。

这一点又得借助于翻译和翻译研究。我曾经对翻译研究在当代的形态作过一个新的定义。在我看来，随着现代翻译学的崛起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冲击，人们越来越感到，仅仅从语言的层面来定义翻译显然是不够的。这时，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的研究便有了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角。也即我们经常提到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但是这种翻译的“文化转向”最终仍没有使翻译走出袭来已久的“语言中心主义”窠臼。文化转向之后又将是何种转向呢？这就是科技转向。这尤其体现于人们目前所热衷于谈论的图像翻译和人工智能翻译。这也正是我在本文中所涉及的两个热点话题。我现在先对我曾对翻译下过的定义作些许修正和补充：

作为一种同一语言内从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

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两种文字文本的转换；

作为一种由符码或信号到文字的破译和阐释；

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跨文化图像阐释；

作为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形象与语言的相互转换；

作为一种由阅读的文字文本到演出的影视戏剧脚本的改编和再创作。

作为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

作为一种以机器和人工智能实现的两种语言的转换。[17]

从上面这个定义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走出“语言中心主义”藩篱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当下跨学科形态：它不仅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界限，跨越了语言与其他人文学科分支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语言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界限。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在后面较为详细地讨论它在图像翻译和人工智能翻译的挑战下的现状及未来前景。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新文科的前沿性和理论性。为什么我要将这两个特色放在一起呢？其原因恰在于，新文科的前沿性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人文学科的人为性和主观性，加进了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可以经得起评价的学术学科，同时也为理论家提出一些跨越学科界限和民族/国别界限的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课题铺平了道路。既然这种前沿性和理论性是在一个全球语境下凸显的，那么它就离不开翻译的中介。

因此，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便为人文学者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在新文科的广阔视野下，我们无须担心我们的理论概念的学科属性，而完全可以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下，从而使之具有指导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研究的意义。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翻译的帮助。难怪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和翻译理论家德里达认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翻译的历史。

下面我略微讨论一下两个热点问题。第一是翻译的语言中心主义解体所导致的“图像转向”。近年来，高科技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当代青年已经不再习惯于沉浸在图书馆里尽情地享受阅读的乐趣。他们更习惯于在手机、平板电脑上下载网上的各种图像来阅读和欣赏。因而一些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人文知识分子不禁感到：阅读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更具体地说，阅读纸质图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读图的时代”来到我们面前。

既然我们现在接触的很多图像和文字并非用中文表述的，这就涉及跨语言和跨文化翻译的问题。若从翻译这个词本身的历史及现代形态来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它的传统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同时也包括各种密码的释读和破译，甚至还包括文学和戏剧作品的改编。今天我们在国际政治学界所讨论的关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也离不开翻译的中介，因此完全可以被纳入广义的翻译的框架下来考察。

由此可见，仍然拘泥于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六十多年前提出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翻译定义显然是远远不够的。[18]因此我在此从质疑雅各布森的翻译三要素开始，着重讨论当代翻译的另一种形式：图像的翻译及其与语言文字的转换。我认为这是对传统的翻译领地的拓展和翻译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促使翻译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学科。

在全球化的时代讨论视觉文化现象，已经成为近十多年的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必然使人想到当代文化艺术批评中新近出现的一种“图像的转向”。由于这种蕴含语言文字意蕴的图像又脱离不了语言文字的幽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原先语言文字表现的功能，因而我们又可以称其为“语像的转向”，这样便可将诉诸文字的语符和诉诸画面的图像结合起来。这应该是翻译领域拓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是当下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由于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这种“语像的转向”，原先那种主要用语词来转达意义的写作方式已经受到大众文化和互联网写作的挑战，因而此时的文字写作同时也受到了图像写作的挑战。原先拘泥于语言文字的转换式的翻译也受到图像翻译和阐释的挑战。面对这一潮流的冲击，传统的以语言文字转换为主的翻译也开始逐步转向兼具图像的翻译和阐释了。

作为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我们面临这样两个问题：如果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转向”的话，那么它与先前的以文字为媒介的创作和批评又有何区别呢？另外，我们如何将一些用图像表达的“文本”翻译成语言文字的文本？如果说，将同一种语言描述的图像译成文字文本仍属于语内翻译的话，那么将另一种文字描述的图像文本译成中文，就显然属于语际和符际的翻译了。这样一来，翻译的领地也就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对翻译者的知识储备和阐释技能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点也见诸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在创造各种新的机器的同时却不能总是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掌握我们所生活在其上的地球的命运。大写的“人”（Man）的神话解体了，人变成了一种“后人”或“后人类”。传统的人文主义也摇身一变成了后人文主义。不管后人文主义朝哪个方向发展，都不可能意味着完全取代人类的作用和功能。人类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和妥协中，依然得以幸存，而且不断地使自己的生活更为舒适便利。人类除了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以外，无疑也得到某种情感的支撑。例如，文学就是表达人们情感和微妙感情的一种方式。

在后人文主义的时代，许多过去由人工从事的工作改由机器来承担。机器也许确实能取代过去由人去完成的许多工作，这一点尤其为最近兴起的人工智能（AI）的作用所证明。人工智能不但能从事文学创作，还能进行翻译。因此有人预言人工智能的普及将使得传统的翻译消亡。我对此不敢苟同。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用于翻译确实使译者从繁重的语言转换中解放了出来，同时也使得一大批以翻译为生的译者失去了工作机会。

因此，有人就过分地夸大人工智能的作用，认为既然人工智能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它不能取代文学翻译？确实，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将一般的文档较为准确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是毕竟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智能”是略高于一般人的平均智能，一旦接触到较为复杂的工作和微妙细腻的情感，机器或人工智能还是无法与人工相比。毫不奇怪，在跨文化交流中，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将越来越普及，甚至它早晚将取代人工翻译。应该承认，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

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发展，人工翻译者已经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然而，任何熟悉机器翻译软件之功能的人都知道，当接触到蕴含丰富复杂和多重意象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翻译时，翻译软件总是出错。这便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是由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和渊博知识的学者创作出来的，因此是无法为任何别的再现和翻译工具所取代的，当然也包括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因为只有那些有着极高才智的人才能够欣赏高雅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文学。同样，只有那些文学天才才能创作出具有永久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他们的作品甚至无法被另一些才能不如他们的人代为创作出来，这一点也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中国古代的“文如其人”之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也即一个人的文学才华是无法被另一个人所模仿的。这就好比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考试中会遇到的一道题：对鲁迅的一段文字加以鉴别。熟悉鲁迅文风的读者也许未读过那段文字，但他们可以一下子从其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中辨认出，这段文字就出自鲁迅之手笔。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文采所证明。当年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为新华社撰写社论，甚至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发表评论员文章。毛泽东的这种飞扬文才和博大胸怀甚至令他的敌人蒋介石胆战心惊，因为蒋介石完全可以从这种独特的文风和内容中辨别出该文必定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可见具有独特文风的作者之作品是才华稍逊于他的别人无法模仿的，更不用说人工智能翻译了。

同样，一个卓越领导人的演讲和著述风格也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更不用说那些冷冰冰的机器和人工智能了。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有着广博知识和卓越文才及美学修养的优秀译者，才能将蕴含丰富复杂内容的文学作品译成自己的母语。理论的翻译也是如此，像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这样的理论大师是不可复制的，他们的理论在绝对的意义上甚至是不可译的。高明的译者只能在一个相对准确的层次上译出他们理论的基本意义，但对其微妙和引起争议的深层含义则是无法用另一种语言准确地再现出来的。如果说文学的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再创造的话，那么理论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一种跨文化的理论阐释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