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翻译的文化学反思

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真正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视野下来考察则至少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在这方面，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所起到的开拓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1]这两位学者都是从事比较文学起家的，因此他们的翻译研究视角也自然都是比较文学，而且与一般比较传统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关心文化研究的进展，再加之这二人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1990年代初来共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1998）[2]中提出了另一个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这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和文化研究的受挫，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此权且借用“翻译转向”的本意，将其沿用至中文的语境来讨论，并将围绕翻译与文化以及这两个彼此互动的“转向”展开论述。

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再建构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一直在向弱小的民族—国家渗透，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人们为了实现与世界的交流和“接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学习英语。因而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将来还会需要翻译吗？翻译的功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将会消失吗？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即使情况果真如此，翻译的作用也没有而且更不会削弱，反而已经而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影响一样，它非但不可能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变得趋同，反而更加加速了文化多元走向的步伐，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便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丹麦学者凯·道勒拉普，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霍斯特·图尔克（Horst Turk），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安德烈·勒弗菲尔、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等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颇多著述，并且提出了不少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因此，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往往称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的学者群体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发展的趋向或潮流。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了。

诚然，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从一个跨东西方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确实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同时也为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上述学者除去欧阳桢作为汉学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范例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语境，或者依赖翻译的中介，因而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尽管如此，与国际翻译学术界在近五十年内的发展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依然方兴未艾，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大大地加快了速度。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从事翻译研究或文化研究，没有中国文化的知识或中国语言的造诣至少是不全面的。鉴于目前所出现的翻译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拘泥于狭窄的语言字面的困境，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通过这样的讨论和对话最终对从西方文化语境中抽象出的翻译理论进行重构。

我一贯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3]我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完全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如上所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伴随而来的就是翻译的定义也应该发生变化。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在这方面，我和许多东西方学术界的同行一直在呼吁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学的诞生和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专门予以讨论，此处毋庸赘言。既然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便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而他们将翻译看作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也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铺平了道路。确实，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文化研究出现“危机”症状时，呼吁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了。

诚然，作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者，我们首先应该立足中国的文化土壤，考察翻译对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作用。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必然会想到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和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尽管我们从今天的“忠实”之角度完全可以对“五四”先驱者们的许多不忠实的、有些甚至是从另一种语言转译的译文进行挑剔，但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些“翻译”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当然，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语言的“欧化”和中国文学话语的“丧失”。平心而论，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这种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灵感的来源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4]当然这番表述后来成了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则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翻译体的”“混杂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体系，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由于它与其先辈的巨大差异和与西方文学的天然区别，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对话，因而这实际上也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的神话，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的”现代性的诞生铺平了道路。[5]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应该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进而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应当被看作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尤其是涉及文学翻译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化“转化”、“阐释”和“再现”，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正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

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和争鸣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6]但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此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以及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之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此处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但是若追溯其更早的渊源，则可从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现因子，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如果沿用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所描述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之定义，后者则起源于1976年的比利时鲁汶会议。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大大早于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较之翻译研究更为成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早期的翻译研究理论家呼吁一种“文化转向”就有着某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导向作用。实际上，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虽然早期的文化研究者并没有将翻译研究纳入其视野，但随着翻译研究本身的深入和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愈益明显，到了199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研究的传媒研究之范畴。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当文化的翻译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便自然形成了翻译研究学者们的一个共识。

我们说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即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性和“批判性”。这一点与翻译研究的“边缘性”、对传统的学科体系的反叛和对原文文本的叛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认识到了文化研究与之并非全然对立，而是有着某种互补作用。[7]

现在再来看看翻译研究的现状。和文化研究一样，翻译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这既是它的弱势同时也是其强势：它不被既定的学科建制所认可，但却可以游刃于多门学科之间；它在欧美的名牌大学甚至没有生存之地，而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三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8]；但是它的跨学科性和边缘性则赋予它同时可以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进行对话。此外，也和文化研究一样，最近二三十年来，一批世界一流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如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冈·伊瑟尔、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均意识到了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涉足翻译研究，写下了一些颇有理论冲击力和思想洞见的文字。再加上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de Man）对德国现代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的文化翻译理论的解读，更是促成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如果说，当年处于草创时期的翻译研究需要一种“文化转向”的话，那么此时处于危机之境地的文化研究也应该呼唤一种“翻译转向”了吧。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虽不敢苟同，但也意识到了其隐伏着的“危机”。确实，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似乎更为有利于专注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最适合大多数研究者，它既可以保持文学研究者自身的“精英”身份，同时也赋予其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研究的超越。而对于翻译研究者而言，则第一和第二个方向都十分适用：之于第一个方向，文化研究的“英语中心”已经被全球化的文化所打破，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除了英语的主要媒介外，另外几大语言将发挥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汉语的普及将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愈益强大和中国文化价值的愈益彰显而得到证实；而之于第二个方向，通过“阐释性的”文化翻译，精英文化越来越走向大众，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和“混杂”，因此翻译所能起到的各文化之间的“协调”和“互动”作用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它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文化研究走出日益封闭的领地，实现其跨文化的目标。

走向一种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有鉴于文化研究的此种境况，西方一些学者便认为，如果19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那么在现阶段，是否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转向”？既然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字面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译，那么呼唤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就应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化研究的日益学科化趋向，翻译的学科意识也应该强化，因此我把“翻译转向”改为“翻译学转向”，其意在于从学理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翻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复杂精致，因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机器翻译也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和优美的文学形式。要想达到理想的文学翻译，必须在译者和原作者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即（1）当译者的水平高于原作者时，译者就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美化”或修改；（2）而当译者的水平低于原作者时，译者往往会碰到一些他无法解决的困难，留下的译作就会是漏洞百出的“伪译文”。最为理想的翻译应当是：（3）译者与原作者的水平相当或大致相当，如果暂时达不到原作者的水平，译者也应该通过仔细研读原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对原作者有足够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他的译文才能达到原文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读到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下，翻译作品达到第一层次者微乎其微，达到第三层次者也不在多数，大量的译作仅仅停留在第二层次。那么英文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作品或学术著述的翻译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我们都认识到，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转变其固有的功能，也即过去我们大量地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翻译的另一个方向。而目前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人们也许经常会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佳作，但至今却为世人知之甚少？我想翻译的缺席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译。因此从事跨东西方传统的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翻译的加盟。

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我始终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以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强劲声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国的翻译研究者走出国门，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时也提高英文著述的能力，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打破国际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的中国人文学科“弱势”的状况。可是，在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却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其次，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语言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作一比较，那毫无疑问，后者高于前者，其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研究者的文化意识远远强于文化研究者的翻译意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他们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对话。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存在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学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状态。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当然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尤其从字面来看更是如此。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

当年，苏珊·巴斯奈特在和已故的安德烈·勒弗菲尔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曾颇有见地地指出：

总之，文化研究已经走出了英语的起始阶段，朝向日益加强的国际化方向发展，并且发现了一种比较的层面，对于我们所称的“跨文化分析”十分有必要。翻译研究也摆脱了一种文化的人类学概念……逐步走向一种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研究放弃了那种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对立的说教式的阶段，越来越紧密地关注文本生产中的霸权关系问题。同样，翻译研究也走出了没完没了的关于“对等”问题的辩论，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种因素。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一直经历着的种种过程始终是惊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导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将最终认识到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语境，同时也需要平衡本土的与全球的话语。[9]

由此看来，得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之结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但是，毕竟巴斯奈特连同她的合作者勒弗菲尔都是西方文化语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同情和理解东方文化，并且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也予以过不同程度的关注，[10]但他们毕竟与之十分隔膜，所掌握的一点东方文化知识也是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远远不能满足他们从事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的需要，更不能实现其推进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之宏大目标。因此，这个历史的重任无疑将落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肩上。对此我充满着信心并将为之而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