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汾水浊而小 沿线争水激烈

宋以后是金元时代。这个时期，山西是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加上元末明初风调雨顺，没有受到很大的战乱影响，而中原地区战后一派萧条，人口亡失严重。所以到明初山西出现了一个影响全国的事件——洪洞大槐树移民。

元末明初是山西历史发展的一个关节点，也是人口发展的关节点。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等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大移民措施，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清代、民国一路起伏上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达到1640余万 （现全省约3400万），是近代山西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得山西1431余万还要多出200万。

大量人口的繁衍滋生，需要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土地的开发，先是河谷平原，继而山地丘陵，再迸发到人烟稀少的林区边地，成千上万成群结队的民众为了维持生计而垦荒造田，成为一种不能遏止的移民浪潮。

明初是山西历史上土地大开发时期，也是森林遭到最为剧烈破坏的时期。为了抵御北部蒙古族的侵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九边屯垦”，民屯、军屯、商屯一起上。而且，有明一代，自“蒙古入居套内（河套以南，原在阴山以北），其后边患频仍”，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停下来。明朝采取防御战略，不断加固长城，不断修筑城堡。长城是越修越长，城堡是越筑越多，对森林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汾河发源地管涔山地处边地，正是军事斗争最剧烈的地方。当时，宁武曾作为外三关镇（偏头、宁武、雁门）总兵的所在地，附近设有许多卫所，粗略估计常年驻军加上家属在5万人以上。5万多军民在此生活、打仗，前后200多年，他们要吃、要住、要烧、要砍，而且有不法之徒伐木致富，这是管涔山森林毁坏最严重的时期。大量史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洪武初，元裔盘踞于苛岚山，山木砍伐殆尽，道路四达。”（康基田《晋乘搜略》）

“自成化年来，京内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宅第，木值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视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伐木。往往雇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中间镇守、分守等官员，或徼富而起淫祠，或贻后而起宅第，或馈送亲戚势要，动辄私役军户，入山砍木，牛拖人拽……其本处取用者不知几何，贩运至京师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马文升［山西都御史］：《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疏》，《明经世文编》卷63）

清代的情况并不比明代好。清初统一全国后，出现了人口猛增的态势。管涔山所属区域五方杂处，放火烧山，滥砍滥伐，毫无停歇。对山西森林很有研究的翟旺先生的研究表明，管涔山地区森林覆盖面积在宋代大约在60%，元末是40%，明末一下降到15%，清末降到10%。明代确实是一个关节点。

汾河分为三段，上游自管涔山发源地到太原；自太原北郊上兰村烈石口出山直到灵石口（谚有“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为中游；灵石口以下为下游。管涔山上游地区如此，我们再看看中游的太原地区，其实和上游是大同小异，趋势是一样的。这里只以太原西山而论。

西山就是太原西面的山，晋祠背后大大小小的山峰，各山之间叫作“峪”，太原历来有“西山九峪”的说法。其实，这一带是西山的前山区，后山区就是古交、娄烦一带的山区。我们就说前山区。翟先生的研究说，北宋初年，晋祠一带西山仍有大片基本相连的森林；明末除个别风景名胜区有少许杂林或散生树木外，基本被摧毁净尽；清末是森林消亡，灌草残败。

事实确实如此。明初，朱元璋封他的24个儿子为亲王，第三子封为晋王在太原，晋祠一带成为明初军屯和晋王府的中心地带。现在，当地还有“九营十八寨”的说法，古城营、五府营、小站营、马圈屯、古寨、西寨等都与军屯直接相关。按明代军队编制，太原驻军屯田数和军户都在2万以上，2万人就比当时太原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另外，明初大槐树移民，也有大量人口从晋南移居晋祠一带，现在的王家庄、南堰村、吴家堡村、三家村、闫家峪、疙瘩村、大元、田村，传说最早的居民都来自大槐树移民。这么多人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涌入，人口的压力非常沉重。如此，军户与民人，移民与土著激烈争夺土地成为必然，上山垦荒、上山开矿也成为必然。

毗邻晋祠的赤桥村有一位文人刘大鹏，晚年亦儒亦商，曾亲自在柳子峪经营煤窑，并撰有《柳子峪志》，统计柳子峪总共大小煤窑、矾场就有110多个，真是星罗棋布漫山遍野。这样一种滥开滥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刘大鹏说，到民国时代，柳子峪里的槐树沟已树木稀少，木林沟是“昔日成林今不林”，整个西山一带也是“有草无树，草亦不繁”的童山秃岭画面。

水资源的丰沛与稀少和森林植被密切相关，这是生态学上的一个基本常识，也是被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的事实。森林植被的减少或破坏，除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因素之外，人为的力量也不能小瞧。上述事实说明，明代以来，山西地区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森林植被的人为破坏也很严重，其结果之一就是汾河及其支流的水量也在不断减少。

汾河的水情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唐代以前不仅水量很大，而且清澈。时人有“汾河波亦清”，“汾水碧依依”的诗句。那时，太原以下可以通行运载粮食的大船；宋初水量仍未减少，要不不会有水淹晋阳城的史实；金元时代已清澈不在，开始浑浊，并有灾情；明代开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已经成为水利不大的害河，水量也明显减少，明代有“太行山西浊汾流”的诗句。襄汾以北河段已经“舟辑不敢行”，有诗感叹“楼船萧鼓今何在”；清代灾害更烈，中上游段仅能乘山洪爆发漂流一些椽筏，下游新绛以下只可通木筏，其余皆不通舟楫。

至于谈到明清山西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山西在全国的地位已英雄不再。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中心在沿海，西学东渐的过程非常缓慢。这个时期最为山西人称道的就是晋商的崛起和发展。但是，我们要清楚，晋商崛起的外部原因是明朝对蒙古的战争，而它深层的内部原因仍然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州县志书有关的记载比比皆是：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

晋商就是在省内这样严重的人口压力之下走向四方的。明代以来，山西人口压力沉重，一部分人垦荒造地，一部分出外经商，不能只看到商人而看不到农人。其实，晋商也十分艰难，他们呼朋引类，背井离乡，受人欺侮，孤寂万般，客死他乡，甚至死不见尸首，经商也是一种为了基本生计的谋生行为。还有，晋商大量的钱财用于置地建宅，或者就是藏富于窟，没有能够投资于新兴工商业。所以，商人虽有钱，但山西没发展。这里不是要否定晋商的辉煌和贡献，只是说不要过分地夸大它的作用。

进入民国以后，晋商无奈地衰落了。这一时期，由于战事不断，政区多变，汾河发源地管涔山森林的乱砍滥伐十分严重。

民国初年，仅宁武县就有专门的木场20多家，木场向山主包买森林，木场、山主都能获取巨额利润，估计每年要砍伐上百万株大树。这些木场的木材远销内蒙古、河北及本省各地。1934年开始，修筑北同蒲铁路，需要大量枕木，铁路特意绕道宁武境内，对森林大肆砍伐，共取大木40万株；1938年宁武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专门设立木场，工人最多时有几千人，同时铺设从宁武城到芦芽山的铁路，对林区腹地进行大规模砍伐，盗走木材约四五万立方米（按每立方米7棵大树计算，大约31万棵），成片的山林成为秃林。汾河水源已有贫乏之虞。

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汾河的水量在不断地减少，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汾河沿线、包括各主要支流争水的纠纷不断升级。

从现有文献来看，唐宋时期山西地区既有水案发生，但那只是局部性的。明清以来，因引用汾水及其他河湖泉水而导致的水案几乎遍及全省各地。汾河中游自太原以下，诸凡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临汾、襄汾、新绛、河津均在此列；汾水、晋水、胜水（洪山）、霍泉、龙祠泉水、古堆泉水都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从同村同渠之间，到渠与渠、村与村、县与县，甚至数十村、数县之间，各类水案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流经赵城、洪洞、临汾三县18村，引汾河水浇灌田地的通利渠，自明清直到民国时代争水日趋激烈，连年不断。《洪洞县水利志补》说：“小者关乎数村，大者联于异县，使灌稍有不均，或有背其习惯以自利者，则千百之众群起以相争。同渠者，村与村争；异渠者，渠与渠争。联袂攘臂，数十百人相率而叫嚣于公庭者，踵相接焉。”“罗刀矛，执器械，俨然如临大敌，必死伤相当而后已。”这种情况下，因争水而导致的命案也是屡见不鲜。

山西各地有许多有关“水母娘娘”、“三七分水”、“跳油锅捞铜钱”的传说，其背后都有争水的故事，就是争夺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晋祠主神三易其位，先是唐叔虞（春秋），继则圣母（宋代），后又水母娘娘（明代），水母娘娘就是一个完全臆造出来的“村庄神”（金胜村，北河末端），而她却受到流域民人最隆重的祭奠（农历六月初一到七月初五日晋祠庙会）。“跳油锅捞铜钱”说的是北河花塔村张郎捞得七枚铜钱争得七份水权的故事。这类传说流传数百年，至今仍然延绵不息。

总之，明清以来，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汾河沿线的森林植被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汾河及其支流的流量逐渐减少，各地争水的水案不断升级，水资源的紧张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