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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再理论化的运动，无论其范围还是成绩都不为人所熟知。这里不打算对之加以描述，因为要描述得充分，需耗费相当的笔墨。不过，为了回答下文的读者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的某些问题，仍有必要对它的目标和意图稍加说明。

从原理层面重建政治科学，意味着重建工作势在必行，因为对原理的意识已经丧失。这一再理论化的运动，必须理解为其实是一种复元，就是从作为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时代之标志的对科学的毁灭中复元。实证主义所造成的这一毁灭源于两个基本假设。首先，自然科学的辉煌进展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人们以为，有关外部世界的那些数学化的科学中所运用的方法具有某种内在的优点，其他一切科学若能加以仿效，接受这些方法作为它们的典范，就能取得不相上下的成功。这个信念本身具有一种无害的特质，当典范方法（the model method）的狂热崇拜者开始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科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时，它就会消失。但它与第二个假设相结合时，就变得危险了，第二个假设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通常是判断理论之相干性（relevance）的标准。这两个假设的结合导致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断言，就是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以其他术语表述的问题是虚假问题，尤其是不该问不能用现象科学的方法来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不能通过典范方法来探索的存在领域是不相干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这种存在领域并不存在。4

第二个假设是导致危险的真正原因。它是理解实证主义之毁灭性的关键，而至今尚未获得应有的注意。这个假设使理论的相干性隶属于方法，从而歪曲了科学的含义。科学是为了求得关于各种存在领域之性质的真理的研究。在科学中，凡是有助于这一研究取得成功的，都是相干的。只要关于事实的知识有助于对本质的研究，事实就是相干的，而只要方法能被有效地用来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方法就是适当的。对象不同，所要求的方法也不同。一个试图理解柏拉图《理想国》之含义的政治科学家，不大会用得着数学；一个研究细胞结构的生物学家，不大会用得着古典语文学的方法和解释学的原理。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罔顾基本事实，恰恰是实证主义态度的一个特征；因此，显而易见的东西，亦有加以阐述之必要。想到这种忽视是科学史中的一个老问题，或许是一种安慰，因为甚至亚里士多德就提醒过他那个时代的某些讨厌的人，说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会指望在一部政治论著中有数学式的精确性的。5

如果一种方法的适当性不是以它对于科学之目的的有用性来衡量，相反，如果一种方法的运用被当作科学的标准，那么科学的含义，即科学是对实在之结构的真理性阐述，是人在其世界中的理论取向，是人理解其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要工具，就丧失了。科学始于人的前科学存在，始于人以自己的肉体、灵魂、智识和精神对世界的参与，始于人对一切存在领域的原初把握，这些领域对人而言是确定的，因为人自身的本性就是它们的缩影。从这一原初的、充满激情的认知性参与中，出现了通向以理论性的态度对存在之秩序的冷眼静观的艰难之道（the methodos）。然而在具体情况下，方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只能靠从目的向起点回顾来判定。如果方法为依稀可见之物带来了实质的明晰性，那么它就是适当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就算它为某个我们实际上毫无兴趣之物带来了实质的明晰性，那么它仍是不适当的。比如说，如果在我们对社会之秩序的前科学参与中，在我们对于是非对错、义与不义的前科学经验中，我们会感到想要达致对于秩序之本源及其效力的一种理论性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或许会得出如下理论，人类秩序的正义，端赖于它参与柏拉图的善（Agathon），或亚里士多德的努斯（Nous），或斯多葛派的逻各斯（Logos），或托马斯的永恒理性（ratio aeterna）。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理论或许没有哪个会令我们完全满意，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寻找这种类型的答案。然而，如果方法导致我们认为，社会秩序是由权力意志和恐惧促成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探究过程中的某个地方迷失了问题的本质——无论探究的结果对于阐明社会秩序的其他实质性的面相多么有价值。因此，在从答案回顾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动机心理学的方法对于研究这个问题并不适当，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更好的方法是依靠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神学的符号化（symbolization）。6

使理论的相干性隶属于方法，在原则上歪曲了科学的含义。无论什么方法碰巧被选为典范方法，歪曲都会发生。因此，原理要仔细地和它的特定的表现相区分。没有这个区分，几乎就不可能理解实证主义这个历史现象的性质和范围；而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区分尚未作出，所以对西方学术史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准确研究，至今仍付诸阙如。尽管这里不能提供这样的分析，但为了使各种实证主义现象进入视野，必须陈述我们要遵循的规则。如果把实证主义界定为这个或那个杰出的实证主义思想家的学说——比如说用孔德的体系来界定它，那么分析就不可避免地步入一个错误的起点。特定形式的歪曲会遮蔽原理；这样就不能认清相关的现象，因为在学说层面，不同典范方法的追随者往往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可取的做法是，从牛顿体系给像伏尔泰这样的西方知识分子所造成的印象出发；把这种影响视为一个情感中心，以此为中心，歪曲的原理以及特定形式的物理学典范能够独立地或结合起来向外辐射；并追踪其效果，无论它们表现为何种形式。这个做法之可取尤其是因为，将严格意义上的数学物理学的方法移用于社会科学，几乎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种尝试理所当然注定会失败。发现在功能上相当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的社会现象“规律”的想法，从来没有超越拿破仑时代中的呓语阶段。到孔德时代，这种想法早已平息，止于三个阶段的“规律”，也就是一篇对于历史之含义的荒谬的思辨，这一思辨把自身解释为对经验规律的发现。这个问题在早期的歧异化，典型表现是“社会物理学”（physique sociale）这个术语的命运。孔德想用它来指他的实证主义思辨，但他的意图遭到阻碍，因为凯特勒已占用这个术语来指他自己的统计学研究了；真正容易量化的社会现象领域开始与另一个领域相分离，在后一个领域里，玩弄模仿物理学的把戏，实为对两门科学均一知半解的人士的一种消遣。因此，若是把实证主义严格地解释为意指通过运用数学化的方法来发展社会科学，人们或许得出结论说，实证主义从来就不存在；然而，若是把它理解为如下意图，就是通过运用各种与有关外部世界的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尽可能类似的方法，使社会科学变得“科学”，那么这一意图的结果将是相当驳杂多样的（尽管其初衷并非如此）。7、8

实证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必须小心地予以表述；既已理解各种表现之间的联系纽带，就可以简要地罗列这些表现本身了。方法的使用作为科学之标准，摧毁了理论的相干性。结果导致，有关事实的一切命题都被提到科学的位置，只要它们是正确使用方法的产物而不论它们的相干性如何。鉴于事实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社会学意义上的科学的巨大扩张成为可能，为科学技术员提供就业机会，以及通过大型“研究项目”造成无关紧要之知识的巨大积累，这些项目的最有趣的特征是已投入到它们的生产中的可量化的经费。这里很想更仔细地观赏近年来的实证主义开出的这些华靡的花朵，并就它们得以生长的阿卡得摩斯花园（the garden of Academus）稍作反思；但理论上的克制不容许我们享受这种园艺之乐。我们当前的关切在于这原理，就是有时人们说的，一切事实都是平等的，只要它们在方法上是确定的。事实的这种平等与特定情况中所运用的方法无关。无关紧要之事实的堆积无需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借口在政治史、有关制度的描述、观念史或语文学的各个分支中运用批判方法，也十分有可能造成这种堆积。所以，理论上未被消化、或许不可消化之事实的堆积，德国人造了一个词“Materialhuberei”（材料集成）来指这种赘疣，是实证主义的第一个表现；由于它无所不在，所以它比诸如“统一科学”这个充满吸引力的怪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不过，不相干的事实的堆积却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现象相交织。除了不相干的材料之外别无所有的大型研究项目即便存在也是罕见的。即使最糟糕的实例中也会包含一两页相干的分析，它们里面埋有少许的金子，等着某个识货的学者不经意之间发现。实证主义现象发生于一个有理论传统的文明中；完全不具有相干性的个案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因为在环境的压力下，最臃肿无益的原材料收集也必须有赖于一条将其与传统相连接的线索，无论这条线索多么脆弱。就算最顽固的实证主义者也会发现，很难写出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的完全无益的书，只要他有一丁点儿诚意，遵循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指示的推理和判例的线索；即使该书是一份干巴巴的报告，没有把法官（他们并不总是优秀的理论家）的推理与某种重要的政治和法律的批判理论关联起来，这份材料也会迫使人们至少服从它自身的相干性体系。9

较之容易辨认的琐碎知识的堆积，科学受实证主义的第二个表现的摧残更深，就是在有缺陷的理论原理下摆弄相关材料。许多备受尊敬的学者，以渊博的学识致力于对历史材料的融会贯通。他们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实属白费，因为他们用来别择和解释材料的原理，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是出自时代精神（Zeitgeist）、政治偏好或个人的怪癖。属于这个类别的有，许多的希腊哲学史，它们从原始文献中主要是要找出希腊哲学对西方科学基础的贡献；许多有关柏拉图的论著，它们在柏拉图身上发现了一个新康德主义逻辑学的先驱，或者按照时代流行的政治风尚，发现了一个宪政论者，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法西斯；许多的政治观念史，它们按照西方宪政主义来界定政治，结果就不能发现中世纪有什么政治理论；或者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观念史，它们发现了中世纪对于宪政学说的大量“贡献”，却完全忽略了宗教改革时期到达顶峰的政治性的宗派主义运动；或者像吉尔克的《德意志团体法》这样的伟构，因为它的作者相信，政治法律思想史在他自己的“真正的人”（Realperson）的理论中正按照神意走向了巅峰，所以它的品质要大打折扣。在这类案例中，对科学的破坏不是由于无益材料的堆积；相反，这个类型的论著经常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含有关于事实的可靠信息（诸如参考文献目录，对文本的考订，等等）。毋宁说，破坏是通过解释进行的。原始文献的内容会被尽量正确地转述，然而这种转述却会造成一幅完全错误的图画，因为许多本质性的部分被忽略了。它们之所以被忽略，因为未经批判的解释原理不允许把它们视为本质性的要素。未经批判的意见（柏拉图意义上的“doxa”），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不能代替科学中的理论。10

实证主义的第三个表现是方法论的发展，尤其是1870年至1920年半个世纪中的发展。方法论运动显明地构成实证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通过从理论转向方法而对相干性的歪曲，正是实证主义赖以存在的原理。然而与此同时，方法论运动亦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因为它归纳了方法的相干性，从而恢复了对不同方法适于不同科学的特定适当性的理解。比如说，像胡塞尔或卡西尔等思想家在历史哲学方面仍是抱有孔德式信念的实证主义者；但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和卡西尔关于符号样式的哲学，是迈向理论的相干性之重建的重要步伐。是故，这个运动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复杂，不经仔细而广泛的研究，绝不能毫无限定地泛泛而谈。只有一个问题能够而且必须被挑出来，因为它与对科学之毁灭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想通过在方法上对一切“价值判断”的严厉拒斥，使政治科学（以及通常说的社会科学）变得“客观”的企图。11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价值判断”和“价值无涉”的科学这些术语，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并不是哲学词汇。价值判断（Werturteil）的概念本身没有内涵；它是从如下情境中获得其含义的，在这情境中，它与关于事实的判断（Tatsachenurteile）相对立。这情境产生于实证主义者的臆见，他们以为，只有关于现象世界的事实的命题才是“客观的”，而关于灵魂和社会的正确秩序的判断，则是“主观的”。只有第一类命题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而第二类命题表达个人的偏好和决断，经不起批判性的检验，因而缺乏客观有效性。仅当实证主义的教条被接受为原理，这个区分才是有道理的；而只有不谙熟古典和基督教关于人的科学的思想家，才会接受实证主义的教条。因为无论古典的还是基督教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均不包含“价值判断”，而是经验地和批判地阐述从作为总的本体论之成分的哲学人类学那里得来的秩序问题。仅当作为一门科学的本体论已经消失，因而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再能够被理解为有关秩序——人之本性在其中臻至圆满实现——的科学时，这个知识王国才可能被当作一个主观的、未经批判的意见场域，变得令人怀疑。12

方法论者一旦接受实证主义的教条，就会参与对科学的毁灭。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亦英勇地努力挽救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声誉，由于他们所参与的毁灭，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名誉扫地。当知识（episteme）毁弃时，人们并不会停止谈论政治；但他们必须用意见（doxa）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所谓的价值判断能够成为方法论者的严重关切，就是因为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它们是关于秩序问题的未经批判的意见（doxai）；而方法论者试图通过消灭时下未经批判的臆度来使社会科学重新获得尊重，这样做尽管不能重建秩序科学，却至少会唤起对于批判标准的意识。因此，有关“价值判断”的理论和重建“价值无涉”的科学的努力，其效果是背道而驰的。只要对价值判断的攻击是一种在政治科学的外衣下对未经批判的意见的攻击，这种攻击就有理论净化的有益效果。只要整个古典和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尤其是整个哲学的人类学被归入价值判断的名下，这种攻击就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承认并没有一门关于人和社会秩序的科学。

方法论大战既已偃旗息鼓，各种具体的尝试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了。它们通常受制于这原理，就是从科学中排除“价值”，视之为不容置疑的公理或假设。例如，假定“国家”为一个价值，在这假定下，政治史和政治科学只有考察与国家的缔造、维持和消灭相关的动机、行动和条件，才可称为“客观”。显而易见，如果把价值之正当与否交给科学家们来判定，那么这个原理就会导致令人怀疑的结果。如果科学被界定为是对与价值相关的事实的探究，那么学者们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就有多少种政治史和政治科学。合乎一个进步主义者的价值而被视为相干的事实，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认为相干的同一些事实；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里的相干事实，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相干事实。无论极度小心谨慎地保持具体工作之“价值无涉”，还是在确定事实和因果关系时极度诚恳地遵循批判的方法，都不能防止历史科学和政治科学落入相对主义的泥沼。事实上有人提出，每代人都需要重写历史，因为决定问题和材料之选择的“价值”已发生改变，这种看法颇能获得广泛的赞同。如果随之而来的混乱竟然不是那么地糟糕，那么原因还是得从文明传统所形成的压力中寻找，这种传统会把经批判的意见的多样化限制在其总体的架构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