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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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一套政治理论，若是深入到原理层面，就必须同时是一套历史理论。是故，以下关于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关于代表的讲座，不仅要描述通常所谓的代表制度，而且要探讨作为类型的代表的性质，政治社会正是借之而获得存在，得以在历史中行动。此外，我们的分析尚不止步于此，还要深入探究许多政治社会借以把它们自身解释为超越真理的代表者的那些符号。最后，诸如此类的许多符号，并不会形成一个单调的目录，而是可以理论化为历史进程中清晰明了的一系列连续的阶段。关于代表的探究，如果其理论意涵得以一贯地展开，实际上就是一套历史哲学。

穷究一个理论问题，深入政治原理与一套历史哲学的原理的交汇之地，如今已不常见。尽管如此，这种做法却不能视为政治科学中的创新；而毋宁说更像是一种重建，如果人们还记得，今天被割裂开来耕耘的两块土地，柏拉图创立政治科学时，却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浑然一体的政治理论诞生于希腊社会的危机。在危机时刻，社会秩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处于历史中的政治存在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就会比在相对稳定的时代更易于进入人们的视野。此后，人们可以说，使政治科学局限于描述现存的制度以及解释它们背后的原理，亦即让政治科学沦为现存权力的婢女，是承平形势下的典型做法；而把政治科学扩而充之，使之成为关于社会历史中的人之存在的科学和关于一般的秩序原理的科学，是具有革命和关键性质的伟大纪元中的典型做法。极而言之，西方历史上有过三个这样的纪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政治科学，标志着希腊的危机；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标志着罗马和基督教的危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标志着西方危机的第一次大地震。这些仅是伟大的纪元和伟大的重建；在它们之间有成百上千的时代，以较小的纪元和次要的重建为标志；特别是就现代而言，人们应该记住博丹在16世纪危机中的伟大努力。2

重建政治科学，或许并不是要回到某个前人之努力的具体内容，而是意味着回到对原理的意识。今天，人们不可能通过柏拉图、奥古斯丁或者黑格尔的思想来重建政治科学。当然，关于问题的范围，以及对问题的理论探讨，确实能从先哲那里获益良多；然而，正是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也就是说人的类本质是在充满意义的具象中展开的，阻止人们通过回到从前的具象来有效地重构原理。因此，政治科学不可能靠对过去的哲学成就的文献复活而重建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科学；诸原理必须通过一种从时代的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把我们丰富的经验知识全部纳入考量的理论化努力来重新获得。3

如此说来，这项任务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是令人却步的；考虑到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经验科学如今提供给我们的数量庞大的材料，它或许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尽管困难绝不可低估，但由于过去半个世纪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这项任务在我们的时代开始变得切实可行了。过去两代人以来，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已进入一个再理论化的过程。这一新的发展，起初虽然缓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势头越来越大，今天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这项任务正变得切实可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对众多专题研究中的相关材料的集中理论化来完成的。这些关于代表的讲座题为“新政治科学”，暗示了如下意图，就是要向读者介绍政治科学的发展，一般大众对之实际上并不了解，而且还要表明，对许多问题的专题研究所得之成果，已使人们至少能够尝试用它们来解决政治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