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首当其冲就得讲皇帝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当中发挥了至高无上的核心作用。很多制度都是从皇帝派生出来的，是为皇权服务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也好、政治制度也好，绕不开的就是皇帝。
讲皇帝制度，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皇帝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皇帝是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皇帝？
皇帝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讲“皇帝是什么”。皇帝他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机关、一项制度、一种象征、一种信仰，是中国古代政治运转的灵魂和核心。[1]事无巨细，俱决于皇。皇帝是一切政务的最高决策者，掌控着天下官府的运转。
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不少官职、职务，不能单纯地把他理解成一个人，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机关，一项制度。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这个制度也好，这个机关也好，其存在与否跟这个人自身属性，关系不是太大。你把任何一个个体放在这个位置上、这项制度里，他的行为方式总有一个可以大致把握的规律。我们常说某件事情做得好坏跟负责人的能力关系不大，你把任何人放在他的位置上可能做得都是这个样子，言行举止差不多也得遵循这么一个规律。皇帝就是这样。从个体上来讲，他是一个自然人，然而从更大的方面来讲，它更是庞大的机关和烦琐的制度。整个紫禁城及其服务人员，有诸多繁复的制度，都在为皇帝服务。
与皇帝有关系的几个概念，先一一梳理一下。
第一个概念是“皇权”，也叫君权，皇帝的权力，皇帝的权威。皇权高于一切，在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古代很多的政治制度、很多的行为，归根结底是要维护皇权，维护皇帝的权威。任何人、任何事情只要威胁到了（或者可能威胁到）皇权，就必然跟整个政治制度产生激烈的冲突。
第二个概念是皇帝的称号。皇帝的称号有庙号、谥号、年号之分。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康熙皇帝，如果穿越到了清朝，我们就应该称呼他为圣祖仁皇帝康熙。圣祖是康熙的庙号。皇帝死后，他的牌位要列入宗庙里面去，在宗庙里面有个称号，就是庙号。有了庙号，他就成了列祖列宗当中的一位。讲到列祖列宗，我们看到凡是称号里带有“祖”或者“宗”这两个字的，都是他的庙号。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太祖就是他的庙号，唐太宗李世民，太宗就是他的庙号。
那么谥号是什么呢？“仁皇帝”这个“仁”，就是康熙的谥号。朝廷一般用一个很好的字来评价皇帝。谥号是在皇帝死后，朝廷对他的评价。谥号很长，可能会有二三十个字那么长。一般我们都会取最后一个字，或者开头的两个字来称呼这位皇帝。历史上习惯称呼刘彻为汉武帝，“武”是他的谥号（刘彻谥号“孝武”），他的庙号是“世宗”。汉武帝也是汉世宗。唐之前的皇帝一般以谥号相称得的较多，比如晋元帝、北魏孝武帝、隋文帝、隋炀帝，唐之后的皇帝几乎没有以谥号相称。
“康熙”是康熙皇帝的年号。年号是皇帝登基的时候颁布天下的。明朝以前，皇帝的年号多且复杂。比如像武则天那样的，她心情一变化，就可能改个年号。年号变来变去，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天下的老百姓和官员，都以年号纪年。官府里的文书、档案往来，都以年号来纪年。更改年号，就得更换公文，混淆大家的纪年。铜板上面铸的是年号，一旦改了年号，原来的铜板就作废了，就得重新铸造。所以，更改年号会造成浪费。从明朝开始，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比如，朱元璋就只用了“洪武”年号。清军入关以后，从顺治皇帝开始，也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渐渐的，官民更习惯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年号在实际使用当中，超过了皇帝的名字，也超过了庙号和谥号，变成了对皇帝的直接称呼，比如，朱元璋就是洪武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就是乾隆皇帝。而“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就是按照庙号、谥号、年号的顺序排列的。
第三个概念是太上皇。太上皇指的是在世的皇帝父亲。这就奇怪了，皇帝是终身制的，只有死了皇位才传给他的儿子，怎么会出现太上皇呢？所以，出现太上皇的情况很少。第一种情况出现在开国的特殊时期。西汉刚刚建立的时候，汉高祖刘邦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他当了皇帝，他父亲刘太公还活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登基，生父还在。这就给所有人都出了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刘太公和刘邦一起住在皇宫里面，大臣也好，宫女、太监也好，碰到刘太公的时候，应该用什么礼仪来对待？大臣们碰到刘太公要不要向他请示汇报呢？宫女要是遇到刘太公和刘邦一起出来，她要先向谁行礼呢？因为之前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大家都很困扰。刘太公他自己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在，他旁边有个太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提醒刘太公说：“刘太公，有个问题你必须得注意一下：天下只能有一主。现在皇上已经坐了天下，那么，太公您必须用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处理好你们的父子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对全天下不好，对您的命运也不好。”刘太公很聪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如何处理在世的生父和大权独揽的皇帝的关系？第二天，刘太公早早地起了床，拿起一把扫把，在刘邦上朝必经的路边跟其他的太监宫女一样在那里扫地。刘邦经过的时候，刘太公和太监、宫女一样，低着头退让到路边，恭迎皇上经过。刘邦看到父亲和太监们一起扫地、避让，大吃一惊，不过他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刘太公用实际行动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高低贵贱问题，给中国古代皇上和太上皇的关系定了基调：太上皇也要像大臣一样向皇帝行礼。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威在太上皇之上。刘邦对父亲的行为很感激，投桃报李，给刘太公上了一个尊号，这个尊号就叫太上皇。
中国古代存在太上皇的例子不多，屈指可数。太上皇出现的第二种情况，是皇帝迫不得已，被儿子或者是权臣给逼了下去。最典型的例子是唐高祖李渊。有一天早上，李渊正在宫中的太液池上泛舟，突然二儿子秦王李世民手下的将领带着一大群士兵，全副武装，跑过来对他说：“皇上，太子和齐王密谋谋反，秦王殿下已经把太子和齐王都杀了，您看怎么办吧。”李渊一听三个竞争的儿子现在只剩下一个了，而且大兵压境、气势汹汹，这是逼宫的节奏啊！李渊能怎么办，只能退位呗。于是李渊就当了太上皇。这是古代太上皇产生的第二种情况，被迫退位。他不退位不行了，不退位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他是以退为进。
南宋光宗皇帝赵惇，极为不孝，在父皇宋孝宗重病和病逝期间，拒不见他，而且宋光宗极为惧内，皇权有被后妃把持的危险，所以几个大臣联合起来，扶持太子来登基。有一天早晨，宋光宗起床，突然听到了钟鼓齐鸣，那是皇帝上朝议政的声音。他感到很奇怪：“我还没上朝呢，怎么会有这种声音？”一问，太监才告诉他：“您不再是皇上了，您已经是太上皇了。”宋光宗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被大臣和儿子联合起来，给逼成了太上皇。
出现太上皇的第三种情况，是老皇帝实在是不想干了，不想当皇帝了，主动退位成了太上皇。这种情况就更少见了，最典型的当属清朝乾隆皇帝。乾隆当了六十年的皇帝，实在是当腻了，而且他不愿意破坏爷爷康熙当政六十一年的纪录，为了表达对爷爷的怀念和尊敬，乾隆在当了六十年的皇帝以后主动退位了，又当了四年的太上皇。唐朝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李隆基的父亲李旦。他是主动退位的。李旦本来就不想当什么皇帝，无奈父兄时期皇室骨肉相残，最后只剩下他这么一个皇子，才被推上了皇位。本来皇位就不是自己想要的，现在又看到儿子们有重演骨肉相残的悲剧的趋势，李旦干脆退位成了太上皇。
第四个概念是太子。太子是皇帝的继承人，是要在皇帝百年之后成为新皇帝的人。太子是国本，是国家的根基、国家的未来所在。当年康熙皇帝不到二十岁，爆发了三藩之乱。朝廷开始进行处置。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应急措施就是早立太子。所以，康熙皇帝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立了还在襁褓之中的皇二子为太子。目的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维持王朝的延续。太子也和皇帝一样，不要把它理解为一个个体，它也是一项制度、一个机构。
太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能顺利当上皇帝的太子寥寥无几。眼看着太子离那张龙椅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迈出去迈成功的人少之又少。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是谁，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开始的太子是谁，也不是唐高宗李治[2]；康熙皇帝的太子是谁，也不是雍正皇帝。真正以太子身份登基即位的少之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皇帝立太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皇权延绵不绝。太子一旦确立，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项制度、一个机构，有诸多的衙门和官员们围着他转，逐渐形成了以太子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或者小团体。早先的朝代，太子还有直属军队，掌握首都附近的武装。太子的势力更不容小觑。皇帝难免会在心里有“想法”。即便皇帝和太子之间“父子情深”，即便太子完全无心扩张势力，皇帝和太子之间都不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了，而是新旧统治者的关系，是两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皇帝有事，或者出巡的时候，太子监国，皇帝更会心理失衡。这是人之常情。最终，太子威胁到了皇权！如果这个时候，有奸佞小人在一边挑唆，皇帝和太子就容易关系破裂。比如，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因为“巫蛊之祸”兵戎相见，父子俩杀得血流成河，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悲剧。
其次，中国有句俗语：枪打出头鸟！皇帝，很多人都想当。无数双眼睛盯着龙椅，顺带盯着那些靠近龙椅的人。太子一旦确定，就成了无数人尤其是野心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大家都注视着太子，看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犯错误的或者不恰当的言行。如果有，反对的人就使劲地放大太子的过失，拼命地攻击太子。太子和兄弟们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来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兄弟，突然你成了太子，将来就是皇上，你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皇上，我这一辈子就是普通的皇子，我和子子孙孙的命运都操在你的手里，生杀予夺由你说了算，我的心理怎么能平衡？换作是任何人，心理都会有波折。好在太子还不是皇帝，每个皇子都可以再努力、再争取机会，兄弟阋于墙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太子是非多，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太子而言，尤其是早早就当上太子的小皇子而言，成长的道路充满艰辛。太子的“金帽子”，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对青年人为人处事也非常不利。有些小太子，不夸张地说，长大后并不具备正常的知识和做人的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是太子，常人不敢按照常人的方法去教导他们，他本身也缺乏常人的态度，加上乱七八糟的是非、诱惑和压力，太子爷就长成了“歪瓜裂枣”。康熙的太子胤礽就是例子。康熙皇帝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培养他，但胤礽还是长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胤礽从小没有母亲，一懂事就自动进入了“太子设置”，同时进入与众多兄弟争夺皇位的“厮杀模式”，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一天正常孩子的生活。后来他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太子制度是比较糟糕的皇位继承制度。
汉唐一般在宫城的东边营建太子宫，建制、器用仿照皇宫，但是规模要小，称为“东宫”。古代也以东宫代指太子。宋代南渡后，也许是因为财政紧张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创立南宋的宋高宗赵构无子，所以没有修建东宫。到了宋孝宗时，明确“今后东宫不须创建”。宋孝宗说，皇宫里就有很多闲置的宫殿，太子可以居住。之后，东宫就“搬”到了皇宫里面，成了皇宫的一部分。之后，历朝历代的太子都和父皇住在一起，近在咫尺。这样，太子想形成自己的势力，另立小朝廷，难度就很大了。东宫官署更是徒有虚名，闲曹养闲人了。
康熙朝是实行太子制度的最后时代。继位的雍正皇帝为了避免子孙重蹈自己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发明了新的皇位继承制度：“秘密建储”制。秘密建储制，是皇帝公开把相中的继承人名字，写好放在铁柜里，再把铁柜放到故宫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面，同时自己保留一份名单。皇帝驾崩后，王公大臣集体打开铁柜，和皇帝身上的名单核对一致后，共同迎立新皇帝。实行这项制度后，清朝再也没有发生同室操戈、兄弟相残的悲剧。我们可以说，秘密建储制是比太子制度更好的继承制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种制度可以避免太子制的弱点。因为它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谁是太子，连太子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就不可能形成太子势力，更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同时，又能督促包括秘密太子在内的所有皇子，脑袋里的弦都绷得紧紧的，一刻都不敢怠慢，不敢放松学习，不敢不好好表现。老皇帝就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可以从容地观察所有候选人的表现。如果他改变了心意，想换太子，怎么办？一共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找把梯子；第二，爬上去，取下铁柜；第三，换张字条，写上新人选的名字。是不是简单方便、成本低廉？
有人可能会问，会不会有人偷换铁柜，换上自己的名字呢？理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乾清宫的太监、宫女和侍卫们，难道会坐视梁上君子偷换铁柜不管吗？就算名单被换了，万一皇帝突然检查，发现名单被换，幕后主使岂不是自投罗网？
皇帝是怎么来的
对皇帝和相关概念有了初步了解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皇帝制度是怎么产生的？
从起源来看，皇帝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三。
第一个途径是暴力。
暴力是最古老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武装力量，长期以来是最重要的政治筹码。在原始社会，用拳头能解决的问题，大家是不会坐下来谈的。而最初的皇帝就是拳头的产物。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之间打仗，战场上最后的赢家就整合所有的部落，形成国家，自命为君王。
有人会说，那么，所有王朝的皇帝都是依靠暴力产生的吗？是的。“可是，赵匡胤不就是黄袍加身，和平当上的皇帝吗？”的确，宋太祖赵匡胤从形式上看是和平上位的，没有血腥杀戮。但是，这事只有赵匡胤能干成。你让其他人穿上龙袍，在开封城里走几步看看，用不了三步就会被五花大绑，押去砍头了。而赵匡胤之所以能干成，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十万禁军将士！他是最强大的武装集团首领，谁敢抓他？说到底，赵匡胤还是依靠暴力当上的皇帝。
历史上那些披着和平外衣开国建业的皇帝，其实都和赵匡胤一样，本质上都是暴力掌权。比如中国古代常见的禅让把戏，魏文帝曹丕、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等人都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夺取的前朝江山。仔细想想，魏文帝也好，隋文帝也好，唐高祖也好，谁不是大军阀？如果他没有掌握强大的武力，原来的皇帝能乖乖把皇位让给他？即使拿到了皇位，他能够维持统治，统一天下吗？
隋文帝杨坚是夺了自己外孙的皇位。隋朝取代了北周。杨坚是关陇集团的代表。北周采取的是府兵制。天底下的军队由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来统领，官兵合一。这二十四支部队是北周的军事支柱。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位大将军（李渊的祖父李虎则是八柱国之一）。杨坚代表的是军中汉族势力。北周民族矛盾激烈，当时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已经上百年了，汉族人迫切需要恢复汉族皇帝的统治。杨坚是当时最有能力、实力最强的大军阀。所以他才能运用武力，裹挟民意，运筹帷幄，逼自己的外孙把皇位禅让给他。到了后来，杨坚死后，天下再次大乱。李渊又凭借自己的实力，逼杨坚的后代把皇位禅让给自己。表面上，这些变动都是和平的，背后都有暴力支撑。
同样，武则天也是这样，宋武帝刘裕也是这样。他们当皇帝前后，杀了多少前朝的皇族宗室？所以，暴力是皇帝权力的第一个来源。
现代政治学上有一个观点，人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有一个演变脉络的。一开始，权力来源都是暴力，慢慢地转化为金钱。比如说，我们会对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非常崇拜，他讲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围观。如果一个草根巨富办了一个讲座，就是花钱你也愿意去听。你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白手起家，成功了，其中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愿意听从他。当然，这必须是在完全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下面取得的，大家才会觉得他行，才会跟随他。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资本家的权力就是这么来的。资本家聚拢了民意资源后，又凭借自己的实力，开始向原来的封建君主要求权力，这样就把合法性转移到了自己手里，转移到了他们组成的国会、议会等代议制部门手里。而代议制部门的选举，往往由钱说了算。到后来，大家又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听资本家的呢，为什么谁有钱我们就听谁的呢？我只听我自己的，我只听从我心里的召唤。资本家不能代表我，军阀也不能代表我，只有我自己才能代表我。这个时候，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就变成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谁得票高谁上去。人类权力来源就是从暴力到金钱再到选举这么一个脉络下来的，皇帝处于暴力阶段。
皇帝权力来源的第二个途径是迷信。
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认识水平也比较低，有很多事情解释不了。天为什么要下雨、地为什么要地震？人们理解不了，就会把它们归结为天意，归结为神灵的力量，相信一种宗教似的秘密。
皇帝只要将自己与这种神秘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他就强化了自己的合法性。迷信能强化他的权力，这就是皇帝往往要“神化”自己的原因。皇帝自我神化有很多方法，比如，美化自己的出身。翻翻史书，我们就会发现，皇帝们都是怪胎，都不是“正常”出生的。怀胎十二个月之类的事情就先不说了，最离谱的是汉高祖刘邦，他声称自己是母亲和神龙交配所生。《汉书》公然记载，刘邦母亲在沼泽边和神龙交配，当时天气突变、电闪雷鸣，回去后就怀上了刘邦。刘邦（或者说整个西汉皇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皇帝成为“真龙天子”，为刘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就连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们也要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增加合法性，在芦苇丛里，假装狐狸的声音叫“大楚兴，陈胜王”。史书里类似的描写，不胜枚举。比如，史书经常这样描述皇帝出生情形：红光满室，经久不散；祥瑞浮现，有各种异兆。另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的衣食住行、称呼等等神化自己。需要指出，迷信在历史上往往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而是要与形势、暴力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导向权力。迷信是权力的锦上添花，而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更不是首要来源。
皇帝权力来源的第三个途径是宗法。
现在我们很少讲宗法了，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家庭、社会组织规则。这跟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关。宗法立足于血缘，把家族中的人们分出大宗、小宗，嫡系、庶出，长、幼，规定了同一始祖繁衍出来的各家族内的权力秩序、继承秩序，也制约着整个社会秩序。它强调嫡长子继承制，以嫡长子为大宗。大宗支配小宗，小宗服从大宗，双方之间有权利和义务关系。每个人都可以在宗法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承担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正妻所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嫡系，妾所生下来的孩子都是庶出。第一个出生的嫡长子往往能继承整个家族的产业。中国古代的继承传统，虽然财富要均分，但包括名誉、地位、称号、爵位在内的精神内容，都是由大宗、嫡长子继承的。君王出现在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从宗法上来说，夏王、商王和周天子是所有诸侯的大宗，是所有贵族的大宗。君王分封子侄为诸侯，是大宗独占君权后，分遣小宗到各地去自立门户；同时君王也分封部分异姓诸侯。同姓和异姓诸侯之间往往通婚。大家都可以容纳到一个宗法系统中来，奉君王为大宗。这是奴隶社会时期，中国君王诞生初期的宗法情况。
当然了，皇帝的来源并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方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皇帝就是因为迷信产生的，也不能说有军权就能称王。皇帝的产生，是上述三大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甚至是更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
皇帝是“三无”人员
本讲的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怎么评价皇帝。
世人都羡慕皇帝因为他能享受所有东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的物质享受都归皇帝。而且生杀予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那么在历史上，皇帝真实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我的基本判断是，皇帝是一个“三无”人员。
第一，皇帝无退路。我当上了皇帝以后，不当行不行？不行。只有你死了，才能卸下皇帝的重担。为什么当上了皇帝就要一条道走到黑，不能中途退出呢？因为，皇帝的退路就是死路。
赤壁之战之前，鲁肃是怎么劝孙权的？《资治通鉴》里的赤壁之战这一节说，东吴内部争论如何应对曹操的招降，“权起更衣”，鲁肃偷偷地过去拉住孙权说，所有东吴的人都可以投降曹操，但唯独你孙权不能投降。为什么呢？鲁肃说，像我这样的人投降曹操，混个十几二十年也能混个太守、知县，出有车、入有餐，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但是你孙权投降了曹操那边，位不过封侯，还会有将来南面称孤的可能吗？不会！你连性命都可能保不住。
皇帝没有退路这一点，我们从那些禅让皇位的皇帝的命运中看得最清楚。皇帝一旦禅位了，遭遇都非常悲惨。为什么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水浒传》里有一号人物叫“小旋风”柴进。他是后周皇室后裔。北宋的天下是从后周皇帝柴宗训手里夺过来的，柴宗训禅让皇位后被封为郑王。大家都觉得柴进就是柴宗训的后代，这其实是不对的。《水浒传》是文学虚构。柴宗训禅让后，二十岁就死了。他的兄弟不是死在他前面就是下落不明。虽然他的儿子继承了爵位，降封为郑国公，但他这一支很快绝后了。郑国公转封给了大臣富弼。
赵匡胤受禅后，给柴家颁了丹书铁券。所谓丹书铁券，就是在一块铁板上刻了很多金字，列明了可以“免死”等优待。在很多影视戏剧作品中这个就是“免死金牌”。用铁来造，表明承诺坚硬如铁；用金来刻，表面承诺是金口玉言。可是，“承诺”救不了禅位皇室的命运。他们不是被毒死、杀死、闷死就是死因不明、下落不明。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禅让皇位的皇帝得以善终，多数都死于非命。汉献帝是有信史记载的第一个禅位的皇帝，也是少数几个得以善终的皇帝之一。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曹丕后，虽然被囚禁但是并没有被处死。魏晋南北朝流行禅让这套把戏，一开始的两个皇帝，汉献帝刘协和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退位后虽然没有自由，但都是正常死亡的。到了晋朝，末代皇帝司马德文，禅位当年就被杀死了。
这个司马德文，本来是当不了皇帝的。准备篡位的刘裕因为民间谶语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为了凑足这两个皇帝，准备先杀在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再立一个皇帝让位给自己。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个白痴，他不辨寒暑、不知冷热。天上下雪，他跑出来大喊大叫：“下面粉了，下面粉了！”弟弟司马德文为了防止哥哥遭遇不测，一直陪在他左右。吃饭睡觉，兄弟俩都不分开。刘裕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一天，司马德文生病了，离开司马德宗去治病。刘裕的亲信马上找了件衣服，勒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接着，刘裕逼养病的司马德文继位称帝，一年后就逼他禅位给自己。
司马德文退位后，被软禁在一座小院子里。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那种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感觉，最恐惧，最难熬。司马德文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他的身边只有褚皇后陪着他。夫妻两人相依为命，亲手洗衣做饭，形影不离，防止刺客加害。一天，刘裕派褚皇后的哥哥来走亲戚，褚皇后出外相见。她刚走，刺客就翻墙冲进司马德文房间，把毒酒递到他面前，逼他服毒。司马德文摇头说：“佛曰：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人胎。”刺客等不及了，拿起床上的被子，捂住司马德文的脸，用力扼死他。此时距离他退位不到三个月。
比他晚一百年的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是个信佛的皇帝，也是被迫禅位的皇帝。他退位后，躲避在佛寺中。权臣尔朱兆就派人在佛前杀了元子攸。临死之前，元子攸在佛前许愿：“愿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家。”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与元子攸类似的感叹，顺治皇帝发过：“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入帝王家？”崇祯皇帝也发过：“何苦生在帝王家？”当然，他们两位的情境，和司马德文、元子攸的不尽相同。但是，这几位皇帝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那就是当皇帝难，当皇帝没有退路。
当然了，有人说：“不对，三国里面的刘禅，当了俘虏还能在晋朝乐不思蜀。可见，皇帝下台后日子还是很好的。”的确，刘禅亡国后得以善终，天天歌舞美女，小日子过得不错。有一天，司马昭邀请刘禅参加一个歌舞饭局，看刘禅欣赏得津津有味，就问他：“小刘啊，颇思蜀否？”刘禅回答：“此间乐，不思蜀。”司马昭大笑。
郤正是前蜀汉的大臣，就偷偷对刘禅说：“如果司马大王再问主公这样的问题，您应该回答‘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要闭上眼睛，表现出悲伤思念的样子。”果然，一会司马昭又问他想念蜀国吗，刘禅就照郤正说的做了。司马昭问：“你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啊！”刘禅吃惊地回答：“你怎么知道？”这一下，不仅司马昭笑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
恰恰是刘禅的“乐不思蜀”，才救了他的命。司马昭曾对亲信们说，刘禅这个白痴，即使诸葛亮再世，也救不了他。对于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杀他的必要，还不如好吃好喝地养着，来表现新政权的“宽宏大度”。如果刘禅不这么表现，而是像南唐李煜那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二天就被毒死了。
第二，皇帝“无闲暇”。皇帝这份工作是终身的，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工作量极大。随着君主专制的程度越来越高，皇帝要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事无大小，俱决于皇”。天下的事情皇帝都得管，否则就可能有疏漏，皇权就可能被削弱。中国历史总的趋势，是皇帝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除非是工作狂人加工作超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皇帝这种终身、高强度工作的。
纸张发明之前，文字是写在竹简上。据说，汉武帝一天要处理二百五十斤的竹简。有很多涉及机密事情的竹简不能让别人动手，他必须自己抱来抱去，这是一项很费力的体力劳动，更不要说他还要读完做出判断。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皇帝很高兴，封蔡伦为侯。笔者觉得，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蔡伦发明的纸张，能极大地减轻皇帝的工作强度——皇帝不用再去搬竹简了。但是后来，大臣的字写得越来越多。先秦的古汉语很精炼，几个字就能表达很多意思。后来，同样的意思，需要使用的文字越来越多。到了清朝，皇帝批阅奏章，阅读量比汉武帝要多得多了。
雍正皇帝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到了早上五六点钟又要起来上朝。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二十个小时，全年几乎没有闲暇。除了批阅奏章，他还要接见大臣、出席庆典等等，要想完成这些工作就必须成为一个超人。当然了，皇帝也可以不做这些事，不过，那样他就成了不理朝政的昏君，他的江山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皇权、工作和各种政治需求，把专制帝王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是吃饭，对于皇帝来说也并不是一种享受。皇帝吃的不是饭菜，而是政治。在影视作品中，御膳很好看，能摆满整整一间屋子。但是大家想想，如果皇帝和大臣一起吃饭，他是吃不了几口的。因为大臣们参加御膳，首先得行礼，各种的繁文缛节。皇帝得端着架子受礼。晚清官员何德刚，退休后写了一本笔记，记述了自己参加御膳的经历。在他看来，参加御膳就是遭罪，因为他不断地被礼仪官所引导着磕头、起身、再磕头，其间还有大量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的时候，君臣也不能只顾着吃。所以，整个御膳，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仪式。其次，大臣参加御膳，都想借机跟皇帝套近乎，或明或暗传递各种信息。皇帝就要分析、处理大臣传递的信息，基本就吃不了饭了。中国式饭局是很劳心劳神的，饭局越大越劳心劳神。
当然了，在没有大规模饭局的时候，皇帝可以一个人吃饭。但是，御膳房的工作就是全天候地把饭菜给皇帝准备着，让皇帝随时可以吃上饭，而且是吃上满满一屋子的饭。所以，绝大多数的菜，不是现做的，而是类似于“蒸碗”，或者干脆就是反复热了很多回的冷菜冷饭。只有少数摆放在皇帝面前一两张桌子的菜肴，才是新鲜的。于是，离皇帝比较远的饭菜可能都坏了，馊了，只是摆在那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就算皇帝一个人吃饭，他也不能不管不顾，因为太后、太妃、皇后、皇妃都会送一些自己宫里小灶做的小菜，孝敬皇上，联络感情。皇帝把这些小灶小菜，每样只夹一筷子，差不多就吃饱了。皇帝连吃饭都不能落个自由、清静。
第三，皇帝“无保障”。可能有人会问：全天下的财富不都是皇帝的吗？全天下的军队不都在保护他吗？皇帝怎么可能无保障呢？
明朝紫禁城的西华门门口，常年备着几匹快马，还有兵器。兵器里有快刀长矛，还有已经上了弦的弓弩。有一位明朝皇帝有一次注意到了，就问禁卫军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子孙后代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跑路”，搞得像黑社会老大一样。皇帝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这种威胁之下，他能有什么保障呢？
普通老百姓可以向官府要保障，大臣可以向皇帝要保障，但是皇帝找谁要保障？皇帝的身家性命，完全来源于他的权力是否稳固：皇权控制的资源有多少，皇帝的保障就有多少。东汉末年，汉献帝四处飘零，必须自己挖野菜吃。他的生活能有什么保障？皇帝只有不断地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在斗争当中巩固皇权，他才有安全，有享受。所以，皇帝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保障，只有永恒的斗争。皇帝的保障全来自权力，反过来助推了皇权专制，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便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的无限循环之中。
无退路、无闲暇、无保障的“三无”生活，有的只是工作、威胁和斗争，一般人都受不了。历史上把皇帝这份工作做得出色的“明君圣主”，都不是一般人，都是工作狂、偏执狂和孤独一生的可怜人。而一般人不幸当了皇帝，不是被逼成不理朝政的昏君，就是精神错乱，被历史书写为暴君。
明武宗正德皇帝和明世宗嘉靖皇帝，是正常人被皇权压垮的典型例子。正德皇帝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小伙子。他喜欢爬树打猎，追求新鲜好奇的事物，就是不喜欢按部就班地天天上朝、批奏章——十几岁的小伙子都这样。他取了一个化名“朱寿”，接着任命朱寿为大将军，要出塞去。大臣们纷纷反对，因为朱寿这个人子虚乌有，因为明朝没有大将军这个职务，因为皇帝不能离开北京，所以大臣们反对，也没错。没办法，正德皇帝只能待在紫禁城里，和太监们打打闹闹。可是，在传统史书里，这样的皇帝不是昏君是什么？好不容易南方发生了宁王反叛，正德皇帝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御驾亲征了。可是刚走过卢沟桥，正德皇帝突然想起爱妃没跟来，在千军万马中掉转方向，去接心爱的女人。这又是沉迷于爱情的小伙子的典型做派，可在大臣们看来又是典型的昏君表现。
正德皇帝好动，嘉靖皇帝爱静。他晚年几乎什么正事都不做，就好做一件事情：炼丹吃药！嘉靖皇帝躲在紫禁城里，二十几年不上朝。（不过话说回来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明朝还是照转无误。）嘉靖刚当皇帝的时候，也是年轻好动。因为正德皇帝没有子嗣，堂弟嘉靖皇帝以藩王的身份入主紫禁城，他想追封生父为皇，尊生母为皇太后，结果遭到了朝野大臣集体反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礼议之争”。通过这件事情，嘉靖皇帝认识到了皇权条条框框的厉害，内心非常逆反，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躲进紫禁城自我逃避。这一躲就是一辈子。
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如果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把他们摆到皇帝的位置上，就大不一样了。正德皇帝是一个个性张扬、追求自由的小伙子，但是按照皇帝的标准评价，他就是一个暴君。嘉靖皇帝是一个追求内在、自我完善的邻家大叔，但是以皇帝的标准来看他就是一个昏君。皇帝本人，也是皇帝制度的受害者。
注释
[1]秦始皇统一中国，自认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自称“始皇帝”，创造了“皇帝”称谓。从此“皇帝”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皇帝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直至1911年清宣统皇帝逊位才消亡，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一年。
[2]唐代的皇位继承最混乱。唐高祖李渊开国，之后的二十几位皇帝，除了唐德宗、唐顺宗两个人之外，都不是按照太子制度继位的。唐朝的废太子数量，居各朝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