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一行唐代的文字开始：
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使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南川郡王，赠司空刘昌。
这是一段唐代墓志的文字，主人公叫作刘昌。碑文列出了刘昌生前所有的官衔。从中，我们能看出刘昌生前是干什么的，我们也能看出唐代政府机构是怎么设置的。
刘昌生活的年代是唐朝藩镇割据、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时代烙刻在个体上的痕迹，就是刘昌墓碑上的官衔繁杂、冗长。实际上，刘昌的实职是“泾州刺史”，其他的头衔都是散官、勋官、爵位、追赠等等。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泾州，工作地点也在泾州，或许还是割据泾州的藩镇军阀。那么，朝廷为什么给他加了这么多官衔？这就要说到唐朝的政治制度，进而折射出唐朝的政治实情了。对刘昌官衔的解读，就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科范畴。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清朝地方官员出门有“排衙”。排衙就是清朝官员出巡的时候，前面有差役举着的牌子，一块一块地过。就好像观众看戏，戏台上的主角没出来，台子上有一排排小卒举着牌子或者摇着旗子晃过去。现在，我就仿照史实，虚构一个清朝地方官排衙中的牌子内容：
进士出身，庶常散馆，赏戴蓝翎，加两级记录一次，四品衔，通州正堂段。
这里一共有六块牌子。清朝官员出巡，差役通常都是两个人并排前进，所以排衙的牌子都是双数。即使官员的身份不是双数，也要凑成双数，把自己的优点、闪光点都加进来。
如果说刘昌的墓志表明他生前最后的状态和唐朝机构设置情况，那么，这六块牌子表明的是出巡的主人公在仕途上走过的路，他是怎么升迁到如今职位的。
走在最前面的两块牌子是“进士出身”“庶常散馆”。这两块讲的是出身，说明出巡的大人是怎么当上官的。进士出身，表明这位官员考中过进士，而且考的是第二甲。[1]庶常散馆，说明他之后被挑选为庶吉士，留在翰林院深造。但是可惜的是在三年深造期满后并没有留在翰林院，当上正式的翰林，而是分流到了其他部门。[2]
我们再看第二排的牌子，一块是“赏戴蓝翎”，另外一块是“加两级记录一次”。赏戴蓝翎，表明他有资格戴蓝翎，也就是在官帽后面装饰一根蓝色的孔雀翎。大多数清朝官员，是不能在官帽后面装饰孔雀翎的，至少是三品才能戴蓝翎。比蓝翎更高的是花翎，“戴花翎”是非常荣耀的待遇。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的“摘去某某人的顶戴花翎”，说的就是去掉他的这项待遇。花翎和蓝翎不是谁想戴就能戴的，必须得由皇帝赏赐给你。所以，这是主人公六块牌子中最值得炫耀的一块。
加两级记录一次，说的是这个人的考核特别优秀或者有特殊的功绩，所以提升了他两个级别，又记录了一次。记录，是清朝的官员考核奖励，类似于后世的记功备案。记录四次，就可以升一个级别。第二排的两块牌子，说明主人公在现在的岗位上加了两级又记录了一次。表明他的政绩非常不错，或者资历很深。
第三排牌子中的“四品衔”，指的是他现在的品级。官员的实际职位和品级，常常并不对应。明清时期，官员常常“高官低就”。“通州正堂段”，是最重要的、最有实质内容的一块牌子，表明这是通州知州段大人在出巡。“正堂”是对正印官，也就是一把手的称呼。知州按照级别应该是正五品。但是他升了两级所以是正四品，所以他是四品衔的通州正堂。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待遇、实权的是他的实职，所以，我们说“通州正堂段”是他最重要一块牌子，是他一长串名衔的核心内容。
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姓段的这位通州知州过去所有的人生轨迹：他是怎么当上的官、经历过哪些仕途沉浮（当然主要是“浮”，“沉”一般不拿出来炫耀）。上述分析的内容，也用到了许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内容。
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到底讲什么？或者，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主要讲三大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政体。行政区划怎么划分？官府衙门是怎么设置的？出于何种考虑？国家都设立了哪些衙门？这些衙门的职权是怎么样的？有哪些官吏？这些官吏的职权又是怎么分配的？机构和机构之间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历史演化脉络如何？
第二个内容是：制度。制度包括政府运转的各项规章制度，也包括惯例、成法和潜在的观念等。虽说我们谈的是政治制度，但是“政治”的内容并不局限在政府公权力、政府运作和行政管理方面，而是取广义概念。司法，税收，军队的设置、驻防、调遣，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基层社会运转，等等，都是大政治的范畴。
第三个内容是：影响。政体和制度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作用？政治制度和个人有什么关系？皇帝和乡野村夫能不能扯上关系？这些也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范畴。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包括政治制度的影响、政治和社会的互动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体、政治制度的设计理念、设置和运转情况、历史演变，以及这些内容的影响。这是一门跨历史和政治的综合学科，是以历史学为基础的，涵盖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问。
我们讲政治制度，不能离开它背后的思想观念。只学政治制度，不学政治理念，就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知其然。而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是和其他因素，和中国社会密切相连的，难以单独讲明白。因此，本书在讲政治制度时，做了若干延伸，讲人们的评价，讲制度的演变历程，力求展现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变迁。
大家刚开始接触古代政治制度，我先不介绍古代的官府机构、也不谈行政运作，我们先来看看古代政治制度有什么大的特点。我觉得先介绍古代政治制度四大特点，可以让大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入门式的了解。
第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保守色彩，同时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这两点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真实地共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身上。
保守说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革少，超级稳定。中国古代有很多衙门，一旦设置了就废除不了了。只能改良，在它的基础上另起一个小炉灶，后来这个小灶越来越庞大，去的人越来越多，但它依然还是一个小灶，不能成为名正言顺的“食堂”。
举个例子，明清政治制度中有“五寺”。大家现在看到这“寺”字，总觉得是和尚修行的寺庙，其实“寺”的本意是衙门的意思，一开始的寺都是官衙。后来，有一匹白马驮着很多佛经，从西域来到洛阳，皇帝觉得这匹白马功劳挺大，就说给你建个地方，表彰你的功劳。为了提高这个地方的级别，恩准它用“寺”字，叫“白马寺”。白马寺就成了中土佛教的祖庭。后来的和尚老攀这远亲，觉得这个名字是皇上御赐的，所以我们修行的地方也应该叫寺。“五寺”在先秦时期就有影子，一直延续到宣统皇帝的时候，始终存在，跟中国传统社会一以贯之，从来都没有人想过把它们废除。只有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说就把它们废除了吧，可是过了一百零三天，朝廷又把它们恢复了。这五个寺分别是：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太常寺、光禄寺。有学者认为五寺的长官是“九卿”当中的成员。那么，大家知道这五个寺原来是干吗的？后来又演变成什么机构了吗？
鸿胪寺，本来是管朝廷礼法、皇家祭祀的，用什么礼仪来朝拜皇帝，纠察百官看有没有守礼是他的职责。古代官员如果不守礼法，就是“非礼”。“非礼”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古代官员犯了一种罪，叫“非礼”罪。某某官员对皇帝“非礼”，指的是这位官员对皇帝不尊重。这个就归鸿胪寺管。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多，但是对皇帝非礼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鸿胪寺管的事情越来越少。尤其是礼部成立以后，把它的职权侵夺得厉害，那鸿胪寺干吗去？但是，这个机构一直没有废，在唐朝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外交机构。比方说，英国使臣到中国来了，鸿胪寺在他的船头插一面小旗，叫作“英吉利贡使”。使臣抵达北京城以后，告诉他们见了皇上要三跪九叩。教蛮夷来了以后怎么向皇帝行礼，就是鸿胪寺的主要工作。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的中山公园？进入公园后，院子的左手边有座小亭子，叫“习礼亭”。这里就是鸿胪寺的主要工作场所之一。贡使来了，或者是地方土司来了，你先到习礼亭，我给你演示一遍三跪九叩。你先学习，学会了我再带你去见皇帝。这就是鸿胪寺所管的事。他负责的仅仅是外交当中的部分礼宾工作。
大理寺一开始是管司法的，就是判案。但事实上，它不是什么都管得了。重要的案子皇帝亲自过问，后来又有刑部又有都察院。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大理寺不可能像刚设立的时候那样大包大揽，管司法管那么多了。尤其是唐朝以后，刑部把司法实权都操在自己手里。怎么判案、怎么处理，刑部说了算，大理寺只负责复核刑部判完的案子。因为刑部实在是太强势了，大理寺的复核就变成了对刑部判决的追认。刑部判完了往大理寺一送，大理寺盖个章了事。重大的疑难杂案，一般要求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进行“三法司会审”。说是会审，但是因为之前的初审、复审、终审都已经由刑部包办了，现在又有刑部参与会审，而且往往由刑部尚书来负责，会审就变成了更高级别的对刑部判决的追认。
太常寺起初是掌管宗庙礼仪的，涉及皇室宗法秩序，一度列为九卿之首，最后就变成了只管宗庙祭祀和朝堂礼仪的冷衙门。礼仪中很重要的内容为奏乐，因此太常寺工作一大主责便是管理传统宫廷雅乐。吹拉弹唱倒成了人们对太常寺的首要印象。
太仆寺原来是负责皇帝出巡的，管理皇家的车驾和马匹。后来车驾就不归他管了，比如清朝皇帝的车架由内务府包办了。太仆寺管不了。天下的车驾，兵部有车驾兵马司，太仆寺更管不了。最后太仆寺就变成了养马的清水衙门。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并不适合养马，只有北方少数地区有成规模的马场。在清朝，北方绝大多数马场由地方都统衙门或满族人自己管。太仆寺只能管北京城附近很少数的一些养马场。
光禄寺在秦汉时期是很牛的，长官叫作光禄勋，一度曾叫作郎中令。西汉名将李广就当过这个郎中令。光禄寺管宫廷宿卫，也涉及负责部分疑难杂案，到了后来就变成管膳食的闲曹。皇帝要吃饭，朝会要备宴，光禄寺就管操办酒澧膳馐之事。
随着形势的发展，古代绝大多数的政府衙门都被保留了下来，或多或少地赋予他们若干新内涵，或明或暗地赋予他们一些新职权，就是不废除。
但是社会发展和政治演变，会遇到很多新情况，产生很多新问题，怎么在新形势下处理旧政制？中国古代政治不会对原有架构进行洗牌，以适应新的形势。它只是对原有架构小修小补，主干还是原来的主干，只能修剪分支。赋予一些在原来体制中不起眼的部门以新的职权，让它们在旧体制中适应新形势。最典型的例子是，皇帝觉得事情太庞杂了，要办的事情很多，老感觉现有的政府机构不管用，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比如汉武帝。汉武帝要办的事情很多，他有雄心壮志，但是丞相也好、三公九卿也好，效率不高，汉武帝不满意。那好，他就把一些事情交给身边的人来办，然后在施行过程中慢慢规范起来。汉武帝身边有很多办事人员，这些人不是太监，而是低级官员。有一些人是帮汉武帝处理档案文书的，叫作“尚书”。“尚书”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文书典籍的。汉武帝使用尚书来协助处理政务、上传下达，导致这些人逐渐掌握了实权。尚书逐渐变成了实权官员。从汉武帝时期到清朝末年，在两千余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尚书和鸿胪寺等并存于世。衙门没变，官名没变，但是实际职权却是千差万别。
“秦亡而秦政不亡”，说的就有上述的意思。秦始皇时期遗留下来的许多制度理念和“化石机构”被历朝历代继承，很多制度就成了“祖宗成法”。祖宗成法后来常挂在君臣的嘴边，也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轻易反对不得、变更不了，力量很强大。
既然古代政治制度这么保守，为什么又说它有蓬勃的生命力呢？因为，它毕竟统治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没有本质改变。中国古代的帝王，秦始皇算是对政治制度有根本性改变和塑造的人物。他继承了先秦一些机构和官名，也继承了之前的诸多政治哲学的遗产。但是多数秦朝制度是秦始皇的创举，他有发明权。秦始皇之后，除了汉武帝、隋文帝等极少数帝王有大的创举外，绝大多数人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建树，基本继承了“秦制”。千年制度，包打天下，而且没有出现大差错，可以说明其生命力之强。
皇帝换了，王朝变了，可是制度没有大变，几乎还是老一套的做法。其中的一大例子就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部分，但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利益和运作规律，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几乎在历朝历代都保持相对稳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王朝更替的时候，有一些人可以在好几个王朝都是高官显贵，最典型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冯道是出了名的“水晶狐狸”，他在三四个王朝为官，官职都不低。
官僚集团常常把“忠君”“效忠朝廷”挂在嘴边，那么在王朝有难的时候他们就应该义无反顾地扑上去。王朝灭亡的时候，大臣们应该跟着旧王朝一起死，这个叫作“殉节”。但是遗憾的是，殉节的人在每朝每代都是少数派。明朝灭亡的时候，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北京城里吃皇粮的官吏（包括军官）数以十万计，跟着崇祯皇帝而去的不到一百人。绝大部分的官吏都去迎接李自成了。起义军占领北京城后，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来筛选、登记、录用明朝的官员。这个机构是有工作时间的，到了晚上工作结束了，还有许多明朝的官员扒着门缝要进来登记。当时起义军在北京城内外杀戮比较重，有一些官员还主动替李自成开脱，说：你看，当年洪武帝开国的时候不是杀戮也比较重嘛，所以新王朝在刚夺得天下的时候杀戮重一点，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其中，崇祯朝有个内阁大学士叫冯铨。冯铨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被起义军关了起来，他扒着窗户大喊：“你们到底是用我还是杀我，给个痛快话啊，我是很希望在新朝里立功的。”不久，起义军失败退出北京，多尔衮带着清军进城。这个冯铨如愿以偿，在清朝继续当他的内阁大学士。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徐世昌当过清朝的军机大臣。清朝预备立宪之后，他又当过内阁副总理大臣，进入民国他继续当他的国务卿，后来还当了民国的第五任总统。他曾经规定，民国官员在清朝的政治履历和奖惩，民国政府一律承认。民国政府，竟然承认官员在清朝的履历！由此可以想象，中国官僚集团的生命力和延续性之强。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广度有余，深度不够。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都包含了进来。大家所能想到的各种问题都能找到相应的负责的衙门和掌管这方面职权的官员。发生了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有人管。但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并没有发展成为现代的体系。现存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框架是西方的。我们自己的制度遗产，离科学的、精细的要求还很远，缺乏深度。
举个例子，如今公务员考试很热。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在中国的推行也就二十年左右，是我们从西方引进来的。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是英国创造的。但是，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是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受了中国科举制的启发，创造了现代的西方公务员制度。中国再把它给引进过来，等于是这套制度先出口，再内销，“出口转内销”。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没有发展成现代的公务员制度，而要经过西方的这么一道再加工、再引进呢？这就是因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深度不够。自身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因子，所以没有延续下来。
历史学家黄仁宇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的特质》，里面提到了中国政制的这一特点。“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些情况都没有改变。”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价值观上的管理。它追求的是一种性质上的平衡和完善，而不追求数量上的、内在的精细化。比如，黄仁宇提到明朝财政的时候，他提出尽管明朝留下的档案卷帙浩繁，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明朝的财政历史资料却从来没有按照合乎逻辑的完整的方式加以编排。各种各样的物品全都混在一起，各种款项、货币形式从来就没有转换成一种共同的标准加以合并。这让后来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感到明朝的财政数字完全难以驾驭。明朝的财政管理虽然涵盖了诸多领域，支撑了庞大的政府运转，但是怎么能发展成现代的精密财政呢？
第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道德色彩浓重。德政，受人称颂；德治，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目标。
明朝有个官员叫邵经武，是工部的主事。工部跟工程有关系，车船税是工部征收的。邵经武就被派到湖北荆州，去征收车船税。该项税收是定额收税。邵经武到湖北收了三个月，完成了定额。剩下的九个月他什么都不干。这是公然的逃税，公然的旷工。他一年有九个月都闲待着。但是在朝廷考核的时候，朝野都觉得他是个好官，因为他“爱民”。爱民就是道德评判。我们从制度上评判，邵经武这个人基本上不干活、尸位素餐，是庸官，但是从道德上讲，他是个好官。
同时期有个官员叫沈榜。他在北京宛平县当知县。宛平就是现在“卢沟晓月”那个地方，当时管辖的范围很大。现在的北京市区有六个核心区，明清北京城区只有两个县。以天安门中轴线为界，西边为宛平县，东边为大兴县。所以当时宛平县管的地方很大。宛平县有一个造假集团，它们私刻宛平县房契和地契的公章，办了很多假契。最后，这个造假集团就被沈榜给击破了。沈榜贴出一个告示：凡是持伪造房契和地契的人，限在多少日之内到衙门补交税款，逾期不办的严肃处理。大家觉得这个告示有没有问题呢？
从制度层面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从情理上来说也是合理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假的。可是，很快就有御史弹劾沈榜，说他贪婪、暴戾，是个典型的酷吏加贪官。御史的理由是这样的：百姓为什么要贪图那几两银子去办假证呢？他不知道假证是假的吗？那是他们生活太艰辛了，办假证可以省几个铜板。你看人家生活都这么难了，沈榜还威胁人家说要“严肃处理”，拆人家的房子收人家的地，这个人不是酷吏是什么？再说补交的契税能有多少两银子？沈榜连这么点儿蝇头小利都不放过，这个人不是贪官是什么？
那么，到底是沈榜有道理呢，还是御史有道理呢？
这其实是两套不同的评价标准。沈榜是依法办事。御史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沈榜。结果是谁赢？是御史赢。这就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原则。古代政治的评价标准，道德是第一位的，才能和作为是第二位的。皇帝死了，你跑到皇帝灵前哭三天三夜都没事。可是如果你没去哭，而是坚持工作，你是有问题的。所以以德治国，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严格执法的话，就会遭人诟病，让人觉得不通情理。
中国古代财政税收也一样。现代财政追求的目标是收支平衡，但是中国古代朝廷的财政税收首要考虑的是道德，是如何“施恩”于老百姓。频繁减税，或者豁免欠税，就成了朝廷经常使用的手段。皇帝登基改元，往往要减税、免税；发生大灾难了，最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往往“小灾小减，巨灾巨减”，而根本不考虑国家的财力继续和使用情况。清朝康熙时期宣布“永不加赋”，被传统社会视为一大“仁政”。清朝的士大夫对此念念不忘，看作是“皇清德政”。他们丝毫不考虑人口增加和税收变动的关系，也不考虑人口增加和财政支出的关系。
古代司法，非常能够体现行政上的道德色彩。中国古代司法离真正的法治精神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两兄弟到知县那里去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呢？原来是老父亲去世了，留下了七两银子，说这七两银子怎么分。两个兄弟就在那里争。争来争去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开交了，就到知县大人那里告状。那知县怎么仲裁呢？知县大人不仲裁。他先把官帽摘了，抱着他们痛哭。他会说，实在是我这个父母官没当好啊，竟然让你们兄弟反目，就为了七两银子连几十年的兄弟情分都不要了，这归根结底啊是我这个知县失德。为什么呢？上行下效，因为我这个父母官没当好，所以才让你们兄弟反目。[3]古代司法的逻辑就是这样。他先自责。他觉得只要是有违人情、有悖常理的事情一出现，肯定是政府失德。我们设身处地，处在古代官员的角度，他们就会这么想。在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知县硬生生地把兄弟两个人给哭回去。“我们兄弟俩知错了，不告了。”这就是知县的目的，这就叫作“息讼”。“息讼”是古代官员的重要考核标准。十个人来打官司，能把九个人给劝回去，你就是个好官。如果十个人打官司，你即使把十个人都判得很好，你也不是好官，为什么？说明你这个地方民风不好，老百姓“健讼”。民风为什么不好呢？说明你们父母官当得不好，没有教化好老百姓。所以，地方官遇到民事纠纷，眼泪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比如说，寡妇要改嫁，知县就说，这种事情不要找我，找你们族长去解决。为什么？一般他懒得管这种事情。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只管恶性刑事案件，像民事纠纷，能推走就推走。还有另外一个司法原则是“德主刑辅”，就是说，打板子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是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道德不仅是目的，也是主要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劝你。惩罚，才是次要手段。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北宋张咏出任崇阳（今湖北崇阳）知县。上任后，他发现当地贪污腐败严重，怎么办呢？他就得抓典型。有一天，张咏在衙门里看到一个小吏，拿了库房里的一枚铜板。他就让这个小吏把铜板交出来，还要重重地惩罚他。小吏说：“至于吗，我不就拿一枚铜板？就算按照法律来办，你能把我怎么样？”张咏见他态度十分恶劣，决心拿他当典型，说：“来人呀，不用打板子了，把他推出去砍头！”凭什么呢？张咏说，这样的“污吏”“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他一天偷一枚铜板，一年偷多少铜板？你今天偷一枚铜板，后天偷一两金子怎么办？所以，你偷一枚铜板就够得上杀你的理由。就这么，张咏把小吏给杀了。大家觉得他是个好官吗？张咏有力地遏制了当地贪污腐败的势头。但是大家反过来想：这么做合法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汉朝有一个郡的太守特别难当。这就是“河内郡”。河内郡处于现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西北部地区，出了很多达官显贵和皇亲国戚，而且离政治中心洛阳和长安都不远，当地就产生了很多豪强，和国都的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势力很大。所以河内特别难治。谁一想惩治豪强劣绅，朝廷就有人打招呼，说这个人不能动、那个人不能动。所以，历任太守查案子之前，都得看看办案对象的背景，看看是不是和朝廷、和皇帝能扯上关系。汉武帝时，王温舒赴任河内太守。任前宰相告诉他，如果你能把河内治好，你就扬名天下了。王温舒说，河内并不难治理，只要宰相您给我五十匹快马、五十名健卒就行。宰相问他要这些干吗？他没有回答。王温舒到任河内郡后，让五十名健卒在府衙随时待命，然后派官兵捉拿豪强劣绅。因为当地谁犯了什么坏事都很清楚，所以第一分钟抓人，第二分钟判斩，第三分钟就派遣健卒骑着快马立刻送到朝廷去走程序，迅速就走完所有的司法手续。“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王温舒以最快的速度，把豪强集体斩首，血流数十里。让豪强势力根本来不及幕后操纵，让皇亲国戚根本来不及阻挠。历史记载，河内大治。“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但是大家想想：这样做合法吗？（《史记·酷吏列传》）
上述两个人，一个是宋朝的，一个是汉朝的，都是正儿八经正史记录在册的。从道德上来评价，这两个人的确是干了好事，将坏人绳之以法了。但他们都有用“非法”手段来维护“法治”目的的嫌疑。但历史上，几乎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评价他们的行为。这也从深层次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和行政中道德色彩浓重。
第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充满人情世故。大家要想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必须理解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前三个特点都是从宏观上来讲的，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从微观上来讲的。
民国风云人物李宗仁，出身军阀。官升得特别快，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集团军司令。抗战的时候指挥徐州会战，他那时候才四十岁左右，他的下面有很多将军，资历比他老。李宗仁开会的时候常常讲：各位，让我来指挥你们实在是不恰当。我很惭愧呀，本不该指挥你们，但是呢，还得委屈大家听我指挥。这里面就涉及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资历。资历这个东西只有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好，政治制度也好，都很讲究资历。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之前，只当过国会议员，按照传统社会的标准，明显“资历不够”。
资历有它合情合理的一面。真实的世界，有很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二十岁和四十岁的人社会阅历不同，对社会的理解是不同的。时间转化成了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尤其是在中国，很多东西要慢慢去熬，慢慢去品。这个，只有时间才能教会你。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岁月磨炼出来。有些人可能资历很深，思想和能力照样不怎么样。我只是说，资历和能力成正比，不是说你活的年纪越大，你就越行，这是不一定的。但是在基本面上，资历越深，你对社会的理解就越深。所以中国古代讲究一个人的资历，是有它可取之处的。这就是中国的一项人情世故。
很多时候，行政管理做的是人的工作。刚步入社会的职场新人，可能觉得自己工作很累，领导很轻松，只要打几个电话然后把事情交给别人来办就行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领导拿起手机把这个事情给谈成了，你就谈不成。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做得通手机对面那个人的工作。而职场新人，可能连手机中那个“关键角色”的号码都没有。在行政管理层面，到了一定级别以后，你不从事具体事务，而是做人的工作。
清朝有项制度叫“引见”。就是在人事任命之前，皇帝得见见这个人。有人做过统计，雍正皇帝平均一天要见三十个人。大家想想，见一个人花十分钟，三十个人是多少分钟？雍正皇帝一般是三更天才睡觉，五更天起床，连续十多年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不是他不想多睡，而是他工作太忙了。这么多人非见不可吗？那么多应酬非去不可吗？为什么一定要跟人打交道呢？我们还以雍正为例。雍正要任命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候选人他是不是得见一下？他要任命九门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候选人他是不是得见一下？他要是不见，这两个人过几天联合起来发动兵变怎么办？再比如，雍正要任命一位驻藏大臣，他可能有很多想法要对这个人说。不仅是驻藏大臣本人，就是他的副手皇帝也要见一下。雍正可能对他说：“我对驻藏大臣不放心，你到西藏后给我盯紧他。”这个话不能公开在朝堂上说，只有两个人见了面才能说。所以，引见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清朝的引见制度已经是打了折扣的。它限制了引见的范围。大多数官员是不用引见的，你自己走到端门门口，冲着紫禁城磕几个头就可以去上任了。雍正只见高级官员和一些重要岗位的官员，一般的中下级官员压根就不见，即使是这样，他每天至少得见三十个人。这个工作是免不了的，我估计雍正每天花在跟大臣打交道上的时间不会少于四个小时。
清朝有个官员叫张集馨，江苏仪征人。有人做过统计，在明清内阁名单当中，江浙人占了很大比例，相互引荐。前辈栽培后辈，前辈提拔后辈，所以这也是个人情世故。继续回到张集馨。他到陕西去当粮道。陕西粮道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军粮的采集、供应和运输。张集馨上任的时候说，我们去查一下库房呗。他这话一说，下面的官员立刻跪倒一片，说：大人，千万不能查！张集馨问：我这个粮道不能查库房吗？下面人说，不是不能查，是不建议您查。查了会出人命的！他说，好吧，那就不查吧。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其中就包含着中国式的人情世故。
张集馨的主要工作是“陪吃饭”。陕西粮道驻扎在西安城。西安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当时去四川、贵州、云南那边当官走的是西安、汉中这一路。去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走的也是西安、兰州那一路，所以西安地处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官员南来北往，经过西安，地方官是不是得接待一下？与官员相关的人员经过西安，也得招呼一下。所以，西安官员的接待任务很重。那么，为什么经常拉张集馨来作陪呢？张集馨也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啊。在多数场合，在场的人除了陕西本地官员，客人我都不认识啊。拉你来，是让你买单！因为张集馨的职位，是西北第一肥缺。你的衙门太肥了，所以由你来出这顿饭的饭钱。这个就是张集馨的主要工作。
张集馨当粮道的时候，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大清官、赫赫有名的人物——林则徐。张集馨每一个季度往林则徐家里送银子。这不是他自己的钱，而是从粮道衙门里提取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要查库房的时候不让他查了吧。不仅仅往林则徐家送，所有的衙门他都送。张集馨从北京到西安赴任之前，欠了上万两银子的外债，第二年，张集馨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往江苏老家送了一万两银子。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记录来看，张集馨基本上算是一个好官。他只是按照潜规则，拿自己该拿的份额，不多拿多要，不故意刁难。
有一次，张集馨对林则徐说：我对现任陕西布政使大人有意见，我们俩很难配合工作。林则徐就劝张集馨息事宁人，张集馨不愿意。林则徐做不通他的思想工作，只好劝他：“你别跟他计较了，你们俩在陕西都待不了几天了。”果然，没过几天，布政使大人升任他省巡抚，而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去了。原来，林则徐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信息比下级要灵通得多，事先揣摩到了朝廷的人事变动。这种权力运作和幕后交易，只有懂得了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才能够理解。
我给大家举最后一个例子。清代文人蒲松龄，一辈子想当官都没能如愿，最后发奋图强，写了一本《聊斋志异》。其实，蒲松龄跟官场有过亲密接触。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到江苏扬州给担任宝应县令的同乡孙惠当师爷。清朝的知县不仅有一个师爷，而且师爷也分很多种，最重要的是钱粮师爷，负责清理雇主的赋税和财政情况。其次是刑名师爷，刑名师爷是判案子的。第三个就是书启师爷，书启师爷是干吗的呢？从字面上看是管理文书档案、拆写信件的，实际上就是帮雇主应酬的。蒲松龄就是给孙惠当书启师爷。一次，宝应县大灾，民不聊生，孙惠同僚、吴县的韩县令写信来，拜托孙惠帮忙低价购买当地少女做自己的侍婢。孙惠就对蒲松龄说：师爷，你就帮我处理一下吧。蒲松龄是这样回信的：“买丫头的事情，老兄什么时候抽空亲自过来，肯定是手到擒来。你也知道，敝县遭了饥荒，我天天在乡下救灾，实在是忙不过来了。”[4]表面上来看，蒲松龄的回信非常客气，实际上是断然拒绝。这当中有很多玄妙的地方。蒲松龄的雇主不方便亲自回信，就推给了蒲松龄；同时，万一日后同僚真来兴师问罪了，他还有个回旋的余地。“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吗？那都是师爷干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
这四个特点，第一点偏重纵向，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的；第二点偏重横向，是从制度横截面来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分别是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来考察的。为了便于记忆，我从四点中各抽出一个字，总结了一个词：“保深道人”。保，保守性；深，深度不足；道，道德色彩；人，重人情世故。这是一种利用关键词的记忆法。记住了这四个字，就能扩展联想出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四大特点；只要记住了这四个字，即使把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其他内容忘记了，也能有个模糊的认识。
注释
[1]进士三甲，分别是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进士出身”指的就是第二甲进士。
[2]清代挑选新科进士中的优秀分子作为“预备翰林”进行培养，称为庶吉士。三年期满后进一步分流，称为“散馆”，庶吉士中的佼佼者成为正式翰林，其他人分流到中央衙门或者地方州县。
[3]《清史稿·循吏传》记载了一个类似的真事：顺天大兴人邵大业，乾隆元年授湖北黄陂知县。有兄弟争产讼，皆颁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二人感动罢去。
[4]原文为：“（买婢女一事）反是老年台遣人觅之，无所往而不可。弟忝居一隅，救荒拯溺，且愧无术，何敢教之鬻子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