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制度。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史前欧洲的克罗马农人，是自由的狩猎者。他们所处的时代离国家的出现，为时尚早。但是考古发现，克罗马农人的狩猎越来越有组织、有计划。他们在出征前，聚集在一起举行一些仪式；有了重大收获，也会聚集在特定的地点庆祝。这些行为的背后，就有“制度的身影”。与之遥遥相对的东方，从元谋人、北京人到山顶洞人，也有类似的行为。火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起初人类不会生火，保管火种就成了重大问题。人群中应该会指定专人保护火种生生不息；制造工具，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原始社会的工具，打只野兔子还行，面对黑熊、大象、虎豹等大型动物，人群必须通力合作。谁使用标枪、谁使用匕首，谁负责包抄、谁负责出击，应该也有安排。无论是保管火种还是群体狩猎，都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就是政治，同时也存在硬性的、可操作的规定，这就是制度。“原始”的政治制度出现在了原始社会之中。
原始政治制度的出现是当时人们的客观需要。为了生存，也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必须结成组织，然后制订制度把组织运转起来，而且要运转得更好。这就好像现代人开车经过十字路口，必须要有一套通行规矩，否则不是发生事故就是谁也别想走。交通规则是驾驶员的客观需要，与每个人利益休戚相关，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但是，由生存和生活需要直接产生的政治制度毕竟是简单的、低级的，也是原始的。人类组织诞生后，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从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初级的国家形式、奴隶制国家，然后是封建制国家，最后是中国传统的王朝[1]，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政治制度随之加速发展。
中国早期发展得益于水，一方面黄河冲积出肥沃的平原，滋养了华夏各族，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水患逼迫先民高度组织起来治水，促进了政治发展。尧舜禹诸代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治水。夏朝的建立，一定程度上也是治水的成果。治水是集中力量去办的大事业，需要调动巨额物力、人力（尤其是对原始社会而言），需要完备的组织和严密的指挥。它赋予了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一大基因：集权。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还不是集权的，而是松散的封建制。周天子的天下类似于现代的联合国，诸侯国中有超级大国，比如春秋五霸，也有强国，更有大多数难逃兼并厄运的小国。礼乐征伐本应出自天子，却日渐出自诸侯强权。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乱世也有乱世的好处，那就是社会流动性强，个人比较自由，利于思想的创新。比如百家争鸣就诞生于春秋战国之时，为传统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而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制度遗产，一是“宗法制”，一是“贵族制”，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两项制度的形式后来虽然有改变，但踪影千年犹存。
公元前221年，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秦朝。秦朝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奠定了后世政制根基，“千年皆秦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郡县制”等制度，自不必说。秦始皇其他的许多做法，也影响深远。比如，秦始皇设三公九卿，含有分权制衡的考虑；他动用强制力量，统一度量衡，尽收天下兵甲，建设全国交通网络等，隐含着政府统制、强力执政的思路；他修长城，北击匈奴，给后世有为帝王树立了对外政策的榜样；还有传说中的“焚书坑儒”，思想专制的色彩显而易见。秦政的关键，似乎是秦始皇开天辟地的“皇帝制度”。皇权至高无上，成为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大切入点。秦朝虽然速亡，但秦政不亡。
汉承秦政，稍逊于秦始皇，但足可与之比肩的是汉武帝。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多有制度建树。他设立内外朝，实权向内朝倾斜，启发了后世压制相权、独尊皇权的思路；他强力削藩，重申中央集权，强化郡县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秦始皇的思想专制思路成熟化、固定化，也给后代中国指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出击匈奴，凿通西域，威服南蛮，初步确立了中国在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在争论中推行盐铁专营，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调，等等。
秦皇汉武创新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其中的强制做法搅动社会、伤害百姓。制度最终要落实到人头上，政治创建的成本需要一代人去承担，成果却由所有时代分享。这等于是让一代人替后世支付了制度革命的成本。秦皇汉武时代的人们就“不幸”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秦始皇大刀阔斧，百姓不堪重负，民怨四起。汉武帝时期也类似，民生艰难，山河动荡，可见制度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汉武帝高于秦始皇的地方，在于他在晚年能够“轮台思过”，敬畏民意。武帝之后的昭、宣二帝，及时调整政策，休养生息，制度优势逐渐发挥作用，因此秦朝速亡，西汉能够延续。
秦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如果说每个时代都在对制度“试错”，都在摸索新的走向，那么，大分裂时代加速了这个过程。制度变革在乱世中加速，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暴露了出来。旧势力迅速衰退，新制度孕育其中。大分裂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严重破坏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围绕这两个关键点展开的许多制度都频繁破立。行政区划、军事制度、官制、人事制度都有变革。把握乱象的关键，似乎是皇权与贵族的博弈。魏晋南北朝是华丽的贵族世界，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等都由此而来。讽刺的是，诸多制度原本是为了保证门阀世族的特权而生，却在实践中扼杀了世族的生气，导致其没落衰亡。由此可见制度的奇妙之处，非长时间难以看清实效。
隋唐是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又创立了影响后世的制度局面，是承前启后的阶段。隋朝上马了诸多国家工程、草创了不少制度，比如京杭大运河、科举制度、三省六部等等。可惜，宏图大业超出了国力极限，隋朝被隋炀帝的“大业”压垮。唐朝巩固并发展了隋朝的制度成果，达到了一个高峰。值得一提的是，科举考试制度化，提高了传统社会的流动性。中国传统社会等级森严，讲究尊卑贵贱，同时又保持高度稳定性，科举制度对此助力良多。
五代十国又是一个乱世，重复了皇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过程。结束乱世的北宋王朝，吸取教训，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方面多有建树。它设计了一套精密、繁复的政治制度，人为增加官制的复杂和行政的损耗，其牺牲掉的是国家的行政效率、军队的战斗力。两宋王朝对外丧权辱国，但是对内，两宋王朝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皇家祖训，不杀一个读书人，再惹人讨厌的文官，流放天涯海角就算是最重的处罚了。知识分子有底线保障，加上宋朝官制繁复、待遇优渥，相比其他朝代有身处天堂之感。至今，尚有读书人最怀念的朝代，就是宋朝。可叹的是，知识分子的宽松优越，并没有转化为忠君报国的切实言行。南宋后期士风萎靡、人心不古。国亡之日，文官几乎逃遁一空，难怪太皇太后谢道清感叹：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你们在国家危亡之际，全不见踪影，活着有什么面目见人，死后如何见先帝？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化转折，史学界有称之为“唐宋变革”的。与制度有关的，一为贵族政治在科举制度与政治斗争的叠加打击之下彻底瓦解消亡，宋朝之后无世族，平民政治开始崛起；一为伴随世族消亡，宗法制下沉。宗族成为中国人新的强大的安身立命之因素。唐宋之前有形的人身依附消失了，新的无形的宗族因素作用于中国人及其政治。此外，市场经济、城市发展等也构成了政治制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宋之后政治制度颇不同于前。
与两宋同期的辽、金两代，以及后起的元朝，制度方面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不少制度（尤其是在核心权力设计上），又大规模采纳了唐宋制度（比如科举、六部等“标配”）。本书对这三代制度涉及不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也鲜有论及，敬请读者谅解。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元朝的“行省制度”是一大创举，留用至今。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本书主要聚焦这两个时代，以明清两代制度为主要讲解对象。一来，明清政治制度是在继承之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保留了前朝政治制度的优劣，从中可以倒推制度的演化路径；二来，明清本身多有制度创新，更趋精细严密，将传统政治制度推向了一个顶峰。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的诸多创举，废宰相权分六部、内阁制度等等，雍正皇帝创立军机处、废除预立太子制度等等。明清政治制度可谓传统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因为篇幅有限，加之一般人也没有必要对历朝历代的制度都详细了解，所以本书就以明清制度为主要对象，溯及前代制度，勾勒演变轨迹。本书按专题论述传统政治制度的各大方面，而不是以朝代顺序，一一讲述历代政治。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终戛然而止，并没有发展成现代的政治制度。这其中固然有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并没有给中国政治制度自身继续发展演化机会的原因，我想，根子还在传统制度自身上面。传统政治制度中有没有发展出现代制度的因子，如果让它自由发展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这是一个宏大课题，不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单一领域能够解释的。须知，政治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社会、文化和人心紧密相关的。[2]
大凡一本研究专著，总免不了说明自身的研究方法、线索路径。惭愧的是，本书是我在大学课堂上的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的，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方法，或者遵循了什么线索。我只是希望把传统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讲清楚。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讨论”，是一种宏观概括和事实呈现的尝试。全书分为十二个专题，我在十二个大的框架下，常常信马由缰地讲开去，没有严格的注释，有的多是兴趣，是奇闻轶事，是典故案例。况且，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体验过那些制度，都是水中望月、书中窥景。很多政治制度，局外人捶胸顿足，局内人乐在其中；局外人交口称颂，局内人苦不堪言。此外，立场不同，处境不同，对同一项制度的评价就可能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争论是难免的。读者读后，如果对某项政治制度留有印象，或者对书中某个论断表示认可，我觉得本书就没有浪费纸张。如果再能引发读者的些许思考，那么，这就是一本成功的图书了。
说了这么多，读者可能对传统政治制度产生了一些兴趣，对上述的论述也有许多疑问，那就翻过这一页，直接进入正文吧！
注释
[1]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传统王朝”，其指的是秦朝之后，在政治上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主要特征，在思想上以大一统的国家为常态、尊崇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小农社会为基础，隋唐之后辅以科举制、宗法制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或许是现代人对古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认识。而在本书中，“封建社会”特指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国的形态，当时的社会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之上。
[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主体没有保留下来，但现代还能看到一些制度遗迹。比如，各地以“州”命名的行政区划，“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中央集权的传统，“天下”和“大一统”的国民心态，等等。从更宏大的视角观察，传统政治制度成为中国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其中的优质成分已经是助力后人前进的历史养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