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货币制度

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大公司中，我们已经看到现代供给军费的手段有两种：发行纸币，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府借款。但苏格兰人彼得森“创造”金钱的本事，却不是易于学习的。其中有些公司（法国印度公司和英国南海公司）在1720年前后就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之后政府和投资者对于这项试验的态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极为谨慎。

除了强制借款之外（这其实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征税手段），直到17世纪末，政府真正借来的款项，数目非常有限，人民愿意借给国家的钱财数目也很少。例如，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政府发行了一笔公债，认款的人数只有240人。数年后，英国的形势变得极为严峻（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同时开战），重新试行发行公债，这次认款的人数达1 000多人。这在当时的伦敦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

纸币制度仍旧持续面临着困难。在战争时期，纸币的用途极受限制，士兵们坚持要求用金银货币发饷。在经济危机时，政府不得不采用比较陈旧的通货膨胀制度来使货币贬值。七年战争 时，腓特烈二世所采取的手段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757年，他把特勒斯登与勒不士格的造币厂租给凡得尔·亚弗朗和丹尼尔·伊脱士格两个银行家，授权他们铸造14塔勒之银，铸造20塔勒之币（腓特烈二世为了应对七年战争，使用的降低铸币成色的手段）。自从货币成色降低40%以后，普鲁士政府每年所得利益为两三百万塔勒，这个数目差不多弥补了四分之一的战时经费。

此后几年中，这种手段的应用一发而不可收了。腓特烈二世又把勃兰登堡的造币厂租给了亚弗朗和伊脱士格，这次他授权铸造的货币成色十足减少50%。这种成色降低的铸币不仅在本国使用，更大数量的铸币还流通到了国外。在这一事件上，亚弗朗显示出了惊人的神勇。这两个银行家曾自豪地说——也许有一点夸张——他们曾以他们铸成的减值银币，在敌国换了
5 000万成色十足的银币。事实上，这种货币的交易，在战事后期的几年中，的确使普鲁士的国库每年赚得600万塔勒，而这两个银行家所获的纯利还没有算进去。然而，腓特烈二世所实行的有力的财政统制手段，最终也妨碍了大量私有财产的获得，亚弗朗和伊脱士格这两个银行家并没有聚积起大量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