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致瀚章兄（同治八年六月初八日）（1869年7月16日）

哥哥大人左右：

五月二十二日驿递五号书，计早达到。昨接五月十八日四号手示，敬悉一一。

甘饷尽力筹解，部中亦是官样文字，即不如额，年终比较，至重不过议处，何至因此去官，况已声叙在前耶。现惟江西照新加四万月解，皖虽勉遵，竹庄借以讨好，万做不下。西林到任，恐不能行。鄂则连旧款月拨四万足矣。闽加一万，粤东并未报解，苏亦未能再加，岂独浙也。所兼大婚烦费，今增拨百万，明年必更多提，各省尤形吃力。穀山以盐厘二十万无措，商请将淮饷预厘及彭营厘款月拨二万，不得不允，拟由鄂提二三万以补淮军之不足。

月来淫霖不止，江水暴涨，漫堤冲坑，几有怀山襄陵之势。省城多不能行，灾象已见，可忧甚大。顷始开霁，如畅晴半月，能渐涸退方好。

二十八日奉二十日密寄（切勿宣播为要），有人参仲仙贪劣各款，颇赏崇公笃守骆相旧章、信用楚军，着即驰驲前往川省查办，内有虽系同乡，不准稍涉徇隐，自干咎戾等语。楚、蜀相距甚远，此缺是否派人暂署，即带印前往，已于二十九缮折由驿请旨，望复可奉批回。如须交卸，七月初旬启行；如带印，则月杪或可就道。惟原文均系空话，无实在证据。如收受属员规礼、司道折银、卖缺卖差及岑毓英馈遗等项，均非亲至川省查询不可。带印去，则本省要件呼应不灵。论东南大局，各省尚有防军，经手事件尚多，暂难清脱，往返数月尚不致误。若使量移，诚恐顾彼失此。二十九疏内已略言之。因系密件，不便抄行。仲翁小出入处或所不免，似不至如此之甚，必有人想夺此席，媒孽而成，将来只有据实具复。

内意若以滇、黔相属，或终不免要动。诚如尊示，与其南行不如四征矣。左军已进邠、泾，甘事着手即无中止，不闹出大乱必不易帅。若就伊营光景气机论，似非平贼之兆，此真有天意也。

昨已密商诸弟，秋间分一二人轮往鄂署照料，如入川不返，慈亲即仍回皖，眷属远行与否尚未定议；如事竣即回，则仍不动为是。慈亲健康犹昔，五弟现住兄宅，若慈、眷俱回，竟无住处。弟若远调，亦不愿多挟家眷、辎重以行，似须弟妇先回皖庐，略一布置根本，再议进止。诸弟虽正起第室于故乡，一时尚搬不动，船高水长，绝非从前移居情形，故亦不能强劝也。世经[1]院试文字颇佳。此子质地尚肯向学，将来科甲可望，但无用耳。

请觐稍迟再看亦可。疆吏人才日乏，近多习疲软一派，内意亦愿用圆滑一流，若有大事恐撑持不住。吾兄弟分疆虽为人忌，究其设施不在人下，自不应无故求退。倘弟仍任兵事，兄更不必言退，两年内当有定局，宜姑待之。

弟来此数月，因案屡有论劾（湘藩、北提、将军，昨又劾荆州府及州县九人），仇怨或增，此亦不放厨刀之病。无如何也，殊益悚惧。眉生见面，米汤并不甚浓，可见传言失实。

三姐本女士之杰者，必能治家，吾十年前已心许。诸女夫分，皆不能及七女夫妇。初三抵鄂署，女病狼狈，延医速治。经此磨折，亦稍明达，但日后竟无归着。我□不阅遑恤，其后在家过一日是一日而已。弟妇病已愈。春帆乃致，完婚尚未提及。前濒行，弟曾向言，一二年内可早办，渠亦谓然。署内上下均平，余容续布。奉叩兄嫂近好，诸侄女均问。鸿谨上。

释读与评点

私议饷事与人事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湖广总督任上履职。

信中首先是就协拨“甘饷”一事陈说看法。所谓“甘饷”，当时主要是指西北陕甘一带军务所需要的饷项。这里属贫瘠之区，本地财政紧张，而军需浩繁，有赖各省协拨，甚至不断增加数额。当然，源处主要是靠南方较为富裕的省份，像闽浙、两江、湖广地区。即使这些区域，一则因为本省区各项所需颇多，财政亦不多么宽裕；二则当政者难免有“本位主义”的算计，千方百计地尽量减少对外支应。所以，清廷的分配的协拨数额，很难真正落实，大打折扣是为常情，清廷也无可奈何。李鸿章此信中所说“甘饷尽力筹解，部中亦是官样文字”云云，实际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还言及相关一些具体事例，从中更可见官员们的应付手段和心术、花样。譬如说到皖省“勉遵”，是“竹庄借以讨好，万做不下。西林到任，恐不能行”。“竹庄”是曾署理该省巡抚的吴坤修（字竹庄），他是江西籍的湘军将领出身，正在仕途上用心，自然要“讨好”清廷；“西林”是满洲正红旗人英翰（字西林），他为安徽巡抚，前回旗葬亲丁忧（故由吴坤修署理），刚回任理政。字穀山的马新贻，这时是在两江总督任上，此前他曾任闽浙总督，自上年来两江是接替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还需要交代，当时是由湘系大员左宗棠主持陕甘军政，李鸿章与其人素存嫌隙，成见难消，并不看好左氏，故信中有言：“左军已进邠、泾，甘事着手即无中止，不闹出大乱必不易帅。若就伊营光景气机论，似非平贼之兆，此真有天意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何止“甘饷”之事，在晚清，外有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内则常有民众的武装反清斗争，战事常有，饷需额巨。而在愈发国弱民穷的境况下，财力基础本来就很薄弱，再加自湘、淮集团的强势督抚崛起后，形成所谓“内轻外重”的局面，财权“下移”，特别是为强势督抚控制的情形突出，这样地方与中央在“饷事”上的斗法颇显尖锐而又微妙。一般来看，地方上对中央的协拨指令，并不公然强硬对抗，而讨价还价、敷衍搪塞、消极拖延、能少便少的情况却是常态，到头来，十之未必能应二三。由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情况，也可见知一二。

受命赴川查办该省总督吴棠（信文中的“仲仙”）被劾案，是李鸿章此信所涉及的又一要事。看来，写信人“保密意识”尚可，虽说事情告知了同为疆吏大员的哥哥，但特嘱因为是“密寄”（由军机处密转而有别于由内阁明发的上谕）而不要宣播。涉案的吴棠是安徽盱眙（今属江苏）人，与李鸿章为同省籍，所以谕旨中对李作有“虽系同乡，不准稍涉徇隐，自干咎戾”的事先告诫。而李鸿章在对哥哥透底“将来只有据实具复”的同时，也有一个预判，说吴棠“小出入处或所不免”，似不至像被参劾的情节那样严重。这是否也有先入为主的成分呢？不过，从看到的他前往查办（是带印出行，湖广总督未另行委署）后复奏（是在十月初）的内容，参劾是基本失实。譬如说，参劾说吴棠家眷赴川（吴棠本人由京抵任，家眷自扬州另行）时，用夫3000余名，轿100余顶，一路上任情需索；而李鸿章查报，其随行亲丁仆从共50余人，用大轿24乘，小轿27乘，连挑抬夫共雇用580余名，这均自行付费，只是沿途过岭，使用由州县加备的纤夫170余名，过境亦无扰索情事。参劾说云南巡抚岑毓英数月间差官入川七八次，每次必有馈贻，为数甚巨；李鸿章查报，是岑毓英派人来川催饷，共有三次，所送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些“土特产”之类的小礼品，这为“例所不禁，亦礼所常有”；参劾说吴棠到任时收受各属礼规十余万，以及有卖官卖差等情；李鸿章查报实际亦无其事。如此等等。在其复奏最后，李鸿章这样总结：“详查事实，密察舆论，该督被参各款，毫无证据，断不敢徇隐，自甘疚戾，亦不敢误信谣言，紊乱是非。”即使真的如此吧，仅从当时吴棠家眷出行这一事看，动静岂不已是够大的吗？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她们此行虽未必轻松，但一定说得上排场。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写给哥哥的这封信中，明言对吴棠的参劾，是“必有人想夺此席（指四川总督官位），媒孽而成”，这也反映出当时官场上明争暗斗的严重弊端。再联系李鸿章此信中说到的，疆吏“近多习疲软一派，内意亦愿用圆滑一流，若有大事恐撑持不住”，更可见吏治的弊情。李鸿章劝哥哥“不应无故求退”，说到他们兄弟的权位虽为人忌，而自信“设施不在人下”，意思是还得在职坚持，应该说，这并非全是贪权恋位，实有些“当仁不让”的劲儿。李鸿章也确实敢作敢为，按他所说，几个月里就参劾了湖南布政使、湖北提督、荆州将军及府、县官多人，当是想革除庸劣，改善吏治，尽管表示自己对此“不放厨刀”的做法也不免“悚惧”。而随后所言“眉生见面，米汤并不甚浓，可见传言失实”一语，只知道“眉生”是川籍人士李鸿裔字，“浓米汤”是湖南方言“好话、奉承话”的意思，而“米汤并不甚浓”，意则似为未过度奉承，那失实的“传言”何指，不得其详。

至于此信中的家事内容，无甚紧要者，只是所说经世侄儿“科甲可望，但无用耳”的话，值得注意。在科甲对绝多读书人及其家庭依然是趋之若鹜一途的当年，李鸿章能有“无用”之判，识见上得说超乎寻常，这与他热衷洋务、明了时势分不开。当然，其家弟子也并未能全然舍弃于此途上尝试，传统的裹挟力量对他们来说也是难以完全摆脱的。也许，只要不再陷入“迷狂”或靠特权舞弊赢取，就已说得上难能可贵了。

注释

[1]疑当为“经世”，李鸿章四弟李蕴章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