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致瀚章兄[1]（同治七年三月初七日）（1868年3月30日）

哥哥大人左右：

二月二十日景州发辰字三号书，到否？初二日又发皖寓公信，计亦接阅。初四行次冀州，得二月二十日戊字四号手书，敬悉交卸鄂督即指皖，越想慈侍康强，行程顺吉为祝。二十九登舟，若用轮船拖带，二三日可达皖寓。桃李芳园，天伦乐叙，企羡曷任！四弟计仍在皖，先公家祠已否落成？祠堂通联，过金陵时面求涤师撰送一副为要。鄂事赖兄支持，粗有眉目，惜量移太速，远至模棱敷衍，未必能善其后。如弟将来尚须赴任，殊费力耳。

张捻盘旋保、河、深、定各属月余，各军夜袭数次，尚无去志。自弟二月十四派郭、杨进剿，十六七痛战一场，虽杀伤相当，彼已知淮军渐增。十九又获小捷。豫军二十三夜又一大捷，贼败蹙殊甚。二十五日遂抢渡滹沱河而南，狂奔入豫，三十日遂至彰德（初三日已至卫辉境内）。郭、杨、张、宋等紧蹑其后，出不及骑，小有擒斩。谍者谓，贼骑仅二三千人，并无步队。又云张总愚病烟痢待毙，其侄带队，名张五孩，中枪而毙，故衰残至此，众心携散，未知确否。观其见兵即走，闻兵即逃，无战不败，实是好事。

弟正月杪曾疏称，怀庆、卫辉依山阻河，就地圈制，乃可殄灭。季高函商，以此议与谋，子和亦愿弃怀庆一隅以蹙之。但虑贼骑剽疾，山西各口堵守不严，致令回窜，又难遽了。郑小山丈署晋抚，焉能办此。左公由彰德兜进，弟即由大名循卫河进卫辉，计须月望日乃到卫郡，届时贼若他窜，或回窜直境，又须相机变动。怀、卫之局若成，一两月可望速了（三弟从前请乩，有灭于卫辉之说，果能验否，则在天意）。否则专派马队兜进，数月亦可望灭之（省三闻悔前去，愿复回营，已函促之）。贼后如在直、豫之交，或请陛见，或请病假，当再妥酌。内意现甚倚重，弟亦毫无芥蒂。今日自南宫至威县，行一百里。匆叩母亲大人曼福，并问合家好，敬颂行祺！鸿章谨上。

释读与评点

对付东返的“西捻军”

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哥哥李瀚章日前已交卸署理湖广总督（所称“鄂督”）之职，因为前一年十二月，即有调任浙江巡抚的朝命，他是计划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回安徽老家探视，小作休假吧。李鸿章这封信中首先议其行程和家事，还特别要哥哥过南京时向曾国藩面求祠联。他对哥哥在署督任间的施政，作了“粗有眉目”的肯定，而对这么快便调职，表示出不无遗憾之意。对以湖北巡抚兼而接署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并不看好，从信文中“远至模棱敷衍，未必能善其后”之语就可为证，“远”即指郭柏荫（字远堂），故而担心自己“将来尚须赴任（按：此时李鸿章尚兼有湖广总督之职），殊费力耳”。

平捻军务方面，此时已发生较大变化，最主要就是“东捻军”业已覆亡数月，这当儿对战的是东返之“西捻军”。东捻军覆亡的直接军事原因在于，虽在具体战局上它也偶有转机，但总体局面上，最后是被困于黄河以南、运河以东、胶莱河以西、六塘河以北的清军“河防”之区，失去机动回旋的起码空间，于是日益危迫。这样，任化邦在同治六年十月间（1867年11月）败亡于江苏赣榆，赖文光虽率规模有限的部众渡过六塘河南下，但主力已失，在十二月中旬（1868年1月间）便败亡于扬州。在东捻军覆灭前夕西捻军即闻急东返，但对救援来说已无力回天，限于自身孤军作战而已。不过它一度尚能发挥其“剽疾”的优势，冲突回旋，尤其是给畿辅地区造成不小的搅动、震荡，甚至军锋曾抵京郊。清廷慌忙应对，一时数帅并立，多军临阵，就包括信文中说到的“季高”“左公”，也就是湘系要员左宗棠。他这时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鉴于西捻军东下的情势，镇压对象本着“先捻后回”的原则，统军东来。此老与李鸿章素常不谐，而此时难得方略见识和行动配合上能基本协调，这不啻清方最后能平定“捻匪”的重要保障。

在诸军当中，李鸿章及其麾下军队，依然发挥着中坚作用。在写此信的时候，他尚在直隶境内指挥战事。在这里已有一些时日，信中所提到的“张捻盘旋”月余的“保、河、深、定各属”，是指保定、河间、深州、定州一带，“张捻”即指张宗禹所率西捻军。信文中将张宗禹写作“张总愚”，是变字诬称，这是旧日当权者对他们心目中“贼匪”惯用的手法，譬如对赖文光写作“赖汶光”，“文”字加三点水，又如对有的用字改加反犬旁，总之是表示洪水野兽的意思。信中所说郭、杨、张、宋，分别是指郭松林、杨鼎勋、张曜、宋庆。郭松林本是湘军将领，后从淮军，这时与本即为淮将的杨鼎勋，同为李鸿章统下的主将；张曜、宋庆则为豫军所属。信中还注说“省三闻悔前去，愿复回营，已函促之”的事情，“省三”为刘铭传字，其人作为淮军名将，在统军、从政的生涯中，多退多出、反复不定是一大特点，此番“悔”去而复归，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此信中李鸿章对平捻最终收功，作有一两月或数月的预期，结果尚算如愿。最后，西捻军被包围在直隶、山东交界的北有减河、南有黄河、西有运河、东临大海的狭小地区，在六月末即告覆败，张宗禹投徒骇河“穿秫凫水，不知所终”。或说其牺牲，或说他在某地隐居下来终老，如此等等，传说不同。这当然是后话了。有意思的是，李鸿章此信中还有“三弟（按：指李鹤章）从前请乩，有灭于卫辉之说，果能验否，则在天意”的说法。而事实上捻军并没有“灭于卫辉”，乩语没有应验，真是所谓“天意”不如“人为”了。他们这等人也诉诸请乩占卜这类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当年社会上神秘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厚的，在战乱不息、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寄望于神秘预示，以从中得到“天意”早定的心理安慰，这也就是其中的“妙谛”。曾国藩兄弟不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注释

[1]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代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第29册第481—482页，时间标为“同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年份当有误。理由：1.李瀚章由署理湖广总督改浙江巡抚，朝命是在同治六年十二月间，不可能于同年三月有“交卸鄂督”事。2.李鸿章驻直隶景州，是同治七年二三月间事。3.信文中有“郑小山丈署晋抚”句，郑小山即郑敦谨，其人署理山西巡抚，是在同治七年二月。故该信时间酌改为“同治七年”三月初七日。顺便说明，信的月、日当为原始件中本有，一般不会有误，问题主要在年份的确定，因为通常情况下，原信是无年份的（没必要赘写），这就需要辑录者考订，“新全集”中的家书亦属这种情况，有些在考订加置的年份上出现错讹。后面还有若干信件涉及订正其年份之误，至于月、日依旧的理由在这里一并述出（“前言”中亦曾言及），下边不再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