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致瀚章兄(同治九年六月初八日)(1870年7月6日)

二十七日奉五月望日八号手书,慰悉一一。二十日所发五号信到否?

秦边回氛退去,北山土匪、溃勇近稍敛迹,有投诚之说。周薪如尚带队入山搜捕。郭月楼已赴河东筹运晋粮。郭子美到省后,因三原、邠、乾等处粮草难办,尚未渡渭进扎。弟本拟月初入省,缘自五月二十后间日大雨,溪河涨发,车路难通,现雨意连绵,须晴稳旬日乃可起程。

适接京畿各信,天津滋事,杀毙洋官及洋人多命,恐启外衅。涤师函云,若要用兵,拟请由晋而燕。勤王入卫,义所当为。幸已令崇地山出使法国,此行或可邀免。江海各口闻津人如此举动,难保风谣所及无奸民乘机煽动者。汉口伏莽最多,乞加意防备为要。可否将弟复总署及涤师二函抄寄雨生,一体戒备(已由驿抄寄穀山一分,苏州太远未寄)。涤师赴津,目前必无他虞,惟办结尚需时日,亦无妥法。崇公出使,一切俟至彼国方有定议。兵端当不遽开,弟仍专意防陕。

三十日批折、廷寄轻描淡写。正廷议惑乱之时,前谣传弟到秦后将接办甘事。左公并无错处,加以津事叵测,留以有待,更无渡陇之时。惟夷情设有反复,临时又措手不及,将变运河为运道,缓不济急,预为焦忧,但祝中外诸公和夷出力耳。不妨密嘱蔗农等预筹之。张官海课内设窑,埋伏突出受惊云云,果应则在夷而不在回也。潞盐事即作罢论。母亲过夏身体饮食若何?弟一切平顺。匆匆,再叩福祺。鸿上。

释读与评点

在陕闻知“津案”发

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他已受命入陕督办军务,湖广总督之职又由哥哥李瀚章署理。这个职事,此数年里简直是为他们兄弟俩“承包”了。李鸿章入陕前,还曾接到入黔督办军务的朝命,尚未成行,因湘军大将刘松山在陕西前线战死,军情骤变,清廷故而又改令李鸿章入陕。尽管他湖广总督的职名还有,但不论是入黔还是入陕,统军游动在外,无法实理其政是自然的。况且,这与让他挂帅剿捻时的情势不同,此时他对清廷的这种安排是满腹牢骚、大为不满的,但朝命又不能不遵。信一开头,就简说了他操理下在陕军务的情况,以及因大雨造成的道路原因尚未能“入省”(进入陕西省城西安)和预计的起程时日。需注意,信中还说到“前谣传弟到秦后将接办甘事”,也就是说,替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这自是外间的一种妄测和谣传,当然,是否是“内间”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有意制造和播散,也未可知。当年,类似人事问题在官场上是非常敏感的,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往往就传言多有,用今天的话说“小道消息满天飞”。随后的事实证明,并没有以李代左的事情发生,即使当时李鸿章本人也有个正确判断,所说“左公并无错处”,这倒是句难得的公道话。

此信所涉及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天津滋事,杀毙洋官及洋人多命”,即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案事的发生是以教堂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言为诱因,津民惊悚惶恐之下集群到教堂对质,双方发生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不是采取合适方式设法化解矛盾,缓和事态,而是非常横暴地逼迫清方官员严行镇压,甚至公然向清方官员开枪施暴。这就愈发引起津民的激愤,怒不可遏之下打死丰大业和外国教士、商人等二十来人,放火焚烧了教堂及相关处所还有法国领事馆等建筑,事情发生在这年的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这样,就酿成一场重大案事,引起法国及其他若干列强国家的强烈反应,外交途径之外,甚至直接诉诸战争威胁。李鸿章在这封信中就说到,“涤师”即直隶总督曾国藩函嘱“若要用兵,拟请由晋而燕”,意思当是要李鸿章准备率军自陕东来,经由山西而到直隶、京畿,显然是做战争防备。当然,曾国藩自身并无直接调动李鸿章在陕军队的权力,但他能够就近奏请朝廷认可,并且,他们“师生”之间的私下沟通实际是最有用的。事实上很快即有调李鸿章率兵赴直的谕令,李鸿章也应命而行。

只是写此信的时候,李鸿章还因朝廷“已令崇地山出使法国”,估计自己“此行或可邀免”。崇地山即崇厚(字地山),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津案发生之际在任三口通商大臣,其衙署就在天津,是当时在津的最高清朝官员,当然要为案事负责,派他赴法国的使命就是“谢罪”。事实上,对案事的解决来说,崇厚使法并未起到多么重大的作用,主要还是靠在国内与外国方面的“议商”,清朝方面就是以曾国藩为主角的,随后李鸿章来到并接任直隶总督也有后期参与。从李鸿章此信中“但祝中外诸公和夷出力耳”的心声体察,“和夷”显然也是他对办理此次教案的所认定的基本原则。有人说此公“一生功过在和戎”,“和戎”也就是“和夷”。其“和夷”的主场戏当然还在后边,但这时已可闻诸先声。

此信中涉及的主要人物,除上边业已交代的以外,还有“雨生”,是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他为广东顺丰人,依靠湘、淮要员起家,精于洋务,此时在江苏巡抚任上,很快便受调赴津参办教案。“蔗农”当指蒯德标,安徽人氏,时在李瀚章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