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难杂病的病机要点

（一）疑病多郁，演变多歧

疑病多郁是指在患者所诉症状繁杂多端，疑似难辨之际，当着重从郁入手。从临床上看，这类疾病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患者往往自觉痛苦，症状繁杂多变，有多系统表现，但大多查无实质性病变，或虽疑为实质性病变，而又不能定性、定位，明确诊断。临床上常以心身疾病、功能性疾病及亚健康状态者为主，多“无形”可辨，以胁肋胀痛、胸闷叹息、失眠烦躁等为主要临床表现。部分患者失治误治、年深日久可发展为器质性损害。病位常以肝为主，涉及心、脾。故周老强调疑难杂病在疑似难辨之际，特别是对女性患者，应着重从肝入手，首辨气郁，注意其化火、生风及夹痰、夹瘀的情况，从而在疑难杂病辨治中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

对郁证的治疗，当以疏肝理气解郁为大法。选方方面，肝脾不和者主以四逆散，肝郁脾虚者调以逍遥散，肝郁气滞者选用柴胡疏肝散，六郁杂陈者施以越鞠丸，肝郁气厥者投以五磨饮子。至于气郁化火则主以丹栀逍遥散，化风则主以羚角钩藤汤、天麻钩藤饮、镇肝熄风汤，夹痰者主以半夏厚朴汤，夹瘀者主以血府逐瘀汤，随证灵活加减化裁。

（二）难病多毒，毒有多种

难病多毒是指难治病，尤其是难治重症多与毒邪有关。毒的含义，一是指温热病中的一些传染性、致病力强的外邪；二是指火热之极，所谓“火盛者必有毒”，“温热成毒，毒即火邪也”；三是指疾病过程中病理因素的酿毒，如热毒、水毒、瘀毒等。毒是诸多病邪的进一步发展，邪盛生毒，毒必附邪，无论其性质为何，均可概称为“毒邪”。

毒邪既可从外感受，也可由内而生。毒邪致病具有以下证候特点：①凶：致病暴戾，病势急剧，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肝衰竭等；②顽：病情顽固，易于反复，如类风湿关节炎、慢性肝炎等；③难：常规辨治，难以奏效，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癌症等；④痼：病期冗长，病位深疴，如尿毒症、癲痫、历节风等；⑤杂：由于毒邪每与风、火、痰、瘀等邪兼夹为患，临床见症多端，病情复杂难辨。正因为如此，在难治性疾病的治疗中，尤应注意毒邪的治疗。

对毒邪的治疗有解毒、化毒、攻毒等法，但治毒当求因。首先要区别毒邪的性质，其次要注意毒邪所在的脏腑部位及所兼夹的其他病邪。如热毒均宜清热解毒，然热毒在肺则选鱼腥草、金荞麦根、黄芩清肺解毒，热毒上咽则用泽漆、蚤休、一枝黄花、土牛膝利咽解毒，热毒入胃则选黄连、石膏、蒲公英、甘中黄清胃泻火解毒，热毒攻心则用牛黄、朱砂、黄连清心安神解毒，热毒动肝则用羚羊角、龙胆草、栀子凉肝解毒，热毒蕴结膀胱则用黄柏、苦参、金钱草清热利湿解毒，热毒入血则用水牛角、生地、丹皮、紫草、大青叶等凉血解毒。对于风毒则常用全蝎、蜈蚣、乌梢蛇、炙僵蚕搜风解毒，寒毒则用川乌、草乌、附子、干姜散寒解毒，湿毒常用土茯苓、菝葜、石上柏、半边莲利湿解毒，痰毒常用制南星、白附子、法半夏、露蜂房、白毛夏枯草化痰解毒，瘀毒常用穿山甲、水蛭、土鳖虫、地龙、鬼箭羽、凌霄花等祛瘀解毒。

另外，还应重视不同疾病“毒”的特异性。对麻疹、天花用宣表透毒法，对晚期肾病当注意化浊泄毒，对多脏衰病人阳明气机通降失常者当通腑下毒，对外科疮疡久不收口、正虚毒恋者当重用黄芪扶正托毒，癌毒常用山慈菇、炙蟾皮、马钱子、红豆杉、白花蛇舌草等抗癌解毒。周老曾治一老妪，乳腺癌手术后刀口长期难以愈合，流脓渗液，痛苦不已十余年，周老重用生黄芪扶正托毒治疗不到一个月而愈。

（三）怪病多痰，无形多变

这是古代医家的一种提法，周老将其用于疑难杂病的辨治，主要是因为许多疑难病的临床症状怪异奇特，表现中医所说的“痰”证（包括无形之痰），采用中医化痰、祛痰等法治疗，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疗效。

古代医家所指的怪病，从今天来看大都是精神神经、体液之类的疾病，虽与疑病多郁以精神症状为主有相似的地方，但从临床表现上看郁病为繁杂多变，怪病为怪异奇特；郁病多无形可征，以功能性疾病为主。怪病多有形可查，以实质性疾病为多。目前，从临床上来看，由痰引起的疾病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它涉及现代医学多个系统的疾病。不论何种病变，凡表现出有“痰”的特异性证候者，俱可根据异病同治的方法从痰论治。

痰之生成，涉及外感内伤各个方面，是遭受多种致病因素所形成的病理产物。但当因痰导致某一病证之后，则痰已成为直接发病之因，每与原始病因或其他病理产物合邪、互结而致病。故在疑难杂病辨治中，必须分别考虑痰的先后双重因素。由于痰可随气上下，无处不到，既可阻于肺、蒙于心、蕴于脾、郁于肝、动于肾，亦可上达巅顶、外流骨节经络，表现为不同的脏腑经络见症。从痰的性质方面来看，还可进一步区分为风痰、寒痰、湿痰、热痰、燥痰及郁痰。

对痰的治疗，周老强调应首分脏腑虚实，其次应审标本缓急。凡因病生痰者，不能见痰治痰，应先治其病，病去则痰自清；若因痰而续发某些病证时，则应以治痰为先，痰去则诸证自愈。再其次，脾湿是成痰的基础，理脾化湿为治痰大法。而且治痰还必理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自无停积成痰之患。同时治痰应兼治火，气火偏盛灼津成痰者，治宜清降；气火偏虚津凝为痰者，又当温补。至于治痰原则必须以化痰、祛痰为大法。化痰能使痰归正化，消散于无形，或使其稀释排出体外，其适用范围最广，可用于实证病势不甚，或脏气不足，因虚生痰者。祛痰能荡涤祛除内壅的积痰，包括涤痰、豁痰、吐利等法，适用于邪实而正不虚，病势骤急，或病延日久，顽痰、老痰胶固不去者。

（四）久病多瘀，轻重虚实

因疑难杂病一般病程较长，迁延不愈，往往引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瘀滞，也就是古代医家所说的“久病入络”。现代血液流变学的研究也证实：久病患者血流变缓，新陈代谢减退，血液黏度增高，血循环减慢。此皆为久病多瘀之理论依据。

瘀血与痰浊一样，既是某些病因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又是导致多种病证的病理因素，在临床上涉及的范围也甚为广泛。不论任何疾病，或是在病的某一阶段，凡是反映“瘀血”这一共同的病理特征，或兼有“瘀血”症状，如“瘀痛”，青紫瘀斑，癥积肿块，“瘀热”，舌有青紫斑点，脉涩、结、沉、迟，或出血，精神神志和感觉、运动异常而有瘀象者，都可按照异病同治的原则，采用（或佐用）“活血祛瘀”法。

在疑难杂病中，即使辨证都属于血瘀证，由于病情有轻重缓急的不同，致病因素多端，标本邪正虚实有别，脏腑病位不一，症状特点各异，或为主证，或仅为兼夹证，并可因病的不同，而反应各自的特殊性。为此，在应用活血祛瘀这一治疗大法时，还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病情轻者，当予缓消，采用活血、消瘀、化瘀、散瘀之品；病情重者，当予急攻，采用破血、通瘀、逐（下）瘀之品，依此准则，选方用药自可恰到好处。对因邪实而致的血瘀，当祛邪以化瘀；对正虚而致的血瘀，则应扶正以祛瘀。同时还应强调辨别脏腑病位，掌握主症特点和病的特殊性，结合药物归经理论，选取不同的活血祛瘀药物，才能加强治疗的针对性。

古人有“见血休治血”之说，周老认为还要“见瘀休治瘀”，治瘀当求因、定位。在临床上首先应辨瘀血的成因，分虚实论治，分别采用理气祛瘀、散寒（温经）祛瘀、清热（凉血）祛瘀、补阳祛瘀、益气祛瘀、养血祛瘀及滋阴祛瘀7种不同的治法。而根据病变部位，按主症特点进行论治的常用治法又有通窍祛瘀、通脉祛瘀、理肺祛瘀、消积（软坚）祛瘀、理胃祛瘀、通腑祛瘀、利水祛瘀、通经祛瘀、和络祛瘀、止血祛瘀、消痈祛瘀及疗伤祛瘀等定位祛瘀十二法。

运用祛瘀法时应做到瘀去即止，不可过剂久用，以免出现耗气伤血的副作用。人身之气血“宜和而不宜伐，宜养而不宜破”。一般来说，无瘀象者，均应慎用。体弱无瘀者，则尤当倍加谨慎，孕妇原则上当禁用。至于对活血祛瘀药的选择，必须符合辨证要求，尽量注意发挥各个药物的特长和归经作用。特别是虫类祛瘀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形胜于气，走窜善行，无处不到，如水蛭、虻虫、地鳖虫、穿山甲、蜣螂虫等，均属祛瘀之峻剂，性虽猛而效甚捷，必要时可权衡用之，所谓“瘀血不去，出血不止”，该出手时也不能贻误时机。

（五）急为风火，卫气营血

疑难杂病与急症有密切的关系，某些急症本身就是疑难杂病，疑难杂病亦可突变而为急症。风和火是危急重症中常见的病理表现，虽有外因、内因的不同，但都具有发病暴急、变化迅速，病势猛烈的特点。缘于风火同气，皆为阳邪。风性善行数变，“风胜则动”，故致病多快，病变部位广泛不定，且为“外六淫”之首，每多兼夹他邪伤人；火为热之极，故火热为病发病亦快，变化较多，病势较重。而外感之邪，又每致“五气化火”。若风与火两阳相合，则为病更烈。“风能化火，火能生风”，风助火势，火动生风，风火相煽，相互转化，互为因果，从而加剧病情。如昏闭卒中、痉厥抽搐、动血出血、高热中暑等急重危证均直接与风火病邪有关。可见风火是危急重症中最为重要的病理因素，风火邪气的特性，决定了某些疑难杂病突发为急症时易变、速变、多变的特点。风胜则见抽搐、手足蠕动、角弓反张、口眼斜、肢体不遂。火盛则见身热、渴饮、面红目赤、身发斑疹、狂躁妄动。若风火相煽则高热、抽搐并见。

风有内外，火分虚实。外风一般常以肢体经络见症为主，内风则多以头晕目眩见症为主。对风的治疗，原则上外风宜祛，内风宜息。但在外风引动内风时，祛风与息风两法可以同时并用。临床上常用的祛散外风药有羌活、防风、秦艽、豨莶草、白芷等，祛风止痉药有全蝎、蜈蚣、僵蚕、蝉衣等，镇肝息风药有石决明、代赭石、牡蛎、龟甲（金石重坠药和介类潜阳药），凉肝息风药有羚羊角、钩藤、菊花、桑叶，滋阴息风药有生地、阿胶、白芍、鸡子黄、鳖甲等。风虽有内外表里之分，但彼此之间又不能绝对分开。如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历经了由外风到内风的过程，但并不等于治外风药不可用以治疗内风，临床上治疗中风有肢体经络见症的，用治外风的防风、秦艽、全蝎、僵蚕、地龙等，每获良效。又如治内伤头痛，常配合运用藁本、蔓荆子等治外风药，也有很好的效果，这表明外风、内风有时俱属疾病的病理反应，而其病位表里主次有别。

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对外感火热疾病的治疗，当根据卫、气、营、血的深浅，分别选用辛凉解表、和解清热、辛寒清气、气营两清、清营凉血等法，同时还应结合其兼邪或病机特点，兼用他法，如清热祛暑、泻火解毒、清热燥湿（化湿、利湿）、清热化痰（饮）、清热理气、凉血散血（瘀）、清热开窍、清热息风、通腑泻热、清暑益气、清热生津、清热养阴、清热润燥等。对内伤火热证的治疗，当根据脏腑病位，分别治以清心火、清肝火、清胃火、清脾火（湿火）、清肺火；清心安神、清肺化痰（止咳）、清肝解郁、清肝息风、清肝利胆、清胃生津、清肠化湿、清热止血、清热通淋、清热止带等等。如属虚热也应分辨脏腑所在，给予滋阴清热，如滋肾泻火、甘寒清肺、养胃清中、滋水清肝、养肝清热。

（六）湿热缠绵，弥漫三焦

湿热既可从外感受，也可由内而生。湿为阴邪，其性黏滞，重浊趋下，易损阳气，常起病缓，病程长，难速愈；热为阳邪，其性炎上，生风动血，易伤阴液，多发病急，传变快，为害烈。二者阴阳相合，热蒸湿动，病涉三焦，上可达脑窍，下可至二阴、下肢；外可在肌表皮毛，内可壅五脏六腑；不但可滞气入血，而且耗阴损阳，可致多脏受损。由于湿热二邪的阴阳属性不同，在疑难杂病中的表现也具有二重性。湿热为患既可以隐匿起病，自觉症状不多，也可以突然发作，呈急性病变经过。其临床表现从病位上讲既可以在表，而又可以在里；病性上既可以似热，而又可以似寒；病势上既可以似虚，而又可以似实，阴阳错杂，主次轻重，疑似难决，或病情持续迁延，呈慢性进行性损害；或时起时伏，反复发作，所以在疑难杂病中因湿热致病者当予格外重视。

对湿热的治疗当以清热祛湿为主。清热药性多苦寒，其特点是寒可胜热，苦能燥湿，但毕竟以清热为长；祛湿的具体治法涉及多个方面，湿在上焦而有卫表症状者，当芳香化湿（浊）；湿在中焦，困遏脾运者，当苦温燥湿；湿蕴下焦，小便不利者，当淡渗利湿。而且清热与祛湿必须兼顾，湿祛则热孤，热清则湿化。临床必须辨清热偏重、湿偏重、湿热并重三类情况，针对“湿象”和“热象”孰轻孰重及其消长变化，决定祛湿与清热的主次。同时也要结合湿热病证所累及的脏腑特点和兼证情况，与相应的治法相配合。如属肝胆湿热者配以疏肝利胆，属大肠湿热者佐以通调腑气，属膀胱湿热者伍以通淋利尿，遇痰热壅肺者需清肺化痰，属痰蒙心包者当豁痰开窍；夹积、夹瘀、夹风、夹毒者，分别配以导滞、化瘀、祛风、解毒之法等。

临床常用的清热燥湿药有黄芩、黄连、黄柏、山栀。若热重，还可选加大黄、龙胆草、苦参。湿重，郁遏卫表，寒热，身楚酸困，胸闷，苔白罩黄者，可加秦艽、豆卷、藿香、佩兰疏表祛湿，芳香化浊；湿困中焦，胸闷脘痞、恶心呕吐，腹胀，大便溏垢，口中黏腻者，可加苍术、厚朴、法半夏、陈皮、白蔻仁等苦温燥湿，舌苔厚浊，腹胀满者，配草果、槟榔疏利宣泄；湿在下焦，小便黄赤热涩，量少不利，加赤苓、猪苓、泽泻、通草、车前草、碧玉散等淡渗利湿。在药对配伍方面，湿热中阻，可选黄芩、厚朴；肠腑湿热，加凤尾草、败酱草；湿热在下，加炒苍术、黄柏；湿热发黄，加茵陈、黑山栀；热毒偏重，加龙胆草、大青叶；湿浊偏重，加煨草果、晚蚕沙；血分瘀热，加水牛角片、丹皮、紫草；食欲不振，配鸡内金、炒谷芽；泛恶，配白蔻仁、橘皮；衄血，配茜草根、白茅根。在选方方面，热重于湿者，可选黄连解毒汤、茵陈蒿汤；湿重于热者，可用胃苓汤、一加减藿香正气散；湿热并重者，则用甘露消毒丹、王氏连朴饮等。与此同时，还必须注意苦寒太过常易损伤脾胃，即使偏于热重，在病势获得缓解后，亦应酌情减轻药量，不宜大剂持续滥用。

（七）瘀热相搏，不唯外感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老曾对瘀血学说及活血化瘀治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温课，结合临床实践认识到必须根据中医理论，遵循辨证论治原则，针对形成瘀血的病理因素、血瘀的病变部位，采用具体的治法，才能彰显中医活血化瘀这一治则的优势，提高疗效。与此同时，周老又在临床体会到凉血化瘀法与瘀热相搏证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广泛涉及外感内伤多种急难病证，并从《伤寒论》的“瘀热”一词及“蓄血”证的论述，桃仁承气汤、抵当汤等的创立，《备急千金要方》所拟的犀角地黄汤治疗蓄血、瘀血，《温疫论》所言“血为热搏”，《温热论》提出的凉血散瘀法等，得到触悟和启发，将“瘀热相搏证”及凉血化瘀治法的应用，从临床引入科研，以“瘀热相搏”主证为基础，根据病证、病位、病理特点，分列若干子证，进行了理论、临床、实验及新药开发等较为系统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流行性出血热急性肾衰竭的防治中瘀热水结证的提出，到后来在重症肝炎治疗中瘀热发黄证的发现、出血性病症治疗中瘀热血溢证——瘀热型血证的命名、高脂血症治疗中络热血瘀证的提出，以及后来治疗出血性中风中瘀热阻窍证的确立，显示了中医以“证候”为中心的研究特色，先后历时25年，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瘀热论学术思想。

周老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急性外感热病及某些内伤杂病（尤其是疑难病症）发展的一定阶段，许多患者同时兼具血热血瘀见证，单纯运用清热凉血法或活血化瘀法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为探求其内在规律，周老通过复习有关文献，推求病理，并经临床验证和实验研究，明确提出瘀热相搏这一临床证候。指出它是在急性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病变发展的一定阶段，火热毒邪或兼夹痰湿壅于血分，搏血为瘀，致血热、血瘀两种病理因素互为搏结、相合为患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证候类别。其病因为火热毒邪；病位深在营血、脉络；病理变化为瘀热搏结，脏腑受损；治疗大法为凉血化瘀。临床实践证明，用此理论指导处方用药，治疗多种疾病中的瘀热相搏证，如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支气管扩张、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肝炎、慢性乙型肝炎、高脂血症、糖尿病、过敏性紫癜、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临床疗效能获显著提高。

瘀热作为一种特殊的病理因素，除了具有瘀和热两种病理因素的致病特点外，尚具有自身的特性。在中医学有关理论中迄今只有零星的阐述，尚无系统专论。由于瘀热普遍存在于多种外感和内伤杂病过程中，尤其是急难重症的病程中。因此，周老认为有必要在总结历代医家有关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升华和发展瘀热学说，形成系统的瘀热理论。有鉴于此，几十年来，周老率领课题组成员从理论、临床和实验三方面对瘀热之中的五大常见证型——瘀热阻窍证、瘀热血溢证、瘀热发黄证、瘀热水结证和络热血瘀证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将这一研究的成果整理为《瘀热论》一书，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1.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治以凉血通瘀

周老在前人有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探索，首次在国内提出“瘀热阻窍”是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基本病机。并认为瘀热阻窍是风、火、痰、虚等多种病理因素的基础，从而平内风、外风之争，统主火、主痰、主虚诸说于一炉，使千百年来中医对中风病因病机的理论认识更臻完善。在此基础上，周老提出凉血通瘀法是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基本治法。该法不仅能清血分之热、散血中之瘀、折冲逆之势，可止妄行之血、息内动之风，并寓有上病下取、釜底抽薪、顺降气血之意。既不同于仅从局部病理变化着眼，径予见血止血的治法；也有别于当前过分强调瘀血，主张单一活血化瘀甚或破血逐瘀的观点。并研制成凉血通瘀注射液及凉血通瘀口服液配套制剂，分别对该制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动物实验研究及临床疗效观察。

凉血通瘀制剂由大黄、水牛角、生地、赤芍、三七、地龙等药组成。方以大黄、水牛角为君。大黄清热泻火、凉血祛瘀、通腑泄热，是历代治疗中风主药之一，河间“三化汤”中即有该品，《神农本草经》谓其能“下瘀血、血闭寒热……荡涤肠胃，推致致新”；水牛角有清热凉血之功。两药相合互补，更能加强凉血化瘀作用。生地为臣，滋阴清热，凉血宁血，更兼散瘀之功，是治疗营血热盛的代表药物，古方“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等均含本品。《本草求真》谓“生地黄……凡吐血……蓄血，其证果因于热盛者，无不用此调治”，可见其效之佳。佐以三七活血祛瘀止血，地龙清热通络。诸药配合，共奏凉血化瘀，通腑泄热之功。临床和实验证明，该制剂有促进脑内血肿吸收、减轻脑水肿、改善症状和神经功能缺损等多种作用。临床研究表明，凉血通瘀注射液和凉血通瘀口服液总有效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制剂稳定，使用方便，无明显的毒副反应，具有高效、速效的特点，适应抢救危重病人的需要，有广阔的开发前景。特别是注射液的研制，更能体现中医治疗急症的特色，填补了国内空白。

2.出血热急性肾衰竭治予泻下通瘀

周老经过近20年的临床实践，针对出血热急性肾衰竭蓄血、蓄水及易于伤阴的病理特点，提出出血热急性肾衰竭的治疗大法以泻下通瘀为主，兼以滋阴利水，从而达到泻下热毒、凉血散瘀、增液生津、通利二便的目的。周老认为，在出血热少尿期，无论其发热与否，凡见到小便赤涩量少，欲解不得，甚至尿闭不通，血尿或尿中夹血性膜状物，大便秘，小腹胀满或拒按，心烦不寐，神志烦躁或不清，呕恶频繁，面部浮肿，舌质红绛，苔焦黄，或光红少苔，脉小数等症者，皆可用之。方宗《温疫论》桃仁承气汤及《温病条辨》增液承气汤、《伤寒论》猪苓汤、《备急千金要方》犀角地黄汤等加减出入。药用大黄、芒硝各10～15g（便秘者可重用之），枳实、桃仁各10g，生地、麦冬、猪苓各15g，白茅根30g，怀牛膝10g。若水邪犯肺，喘咳气促不得卧加葶苈子泻肺行水；血分瘀热壅盛，加水牛角、丹皮、赤芍等凉血化瘀；津伤明显，舌绛干裂，口干渴，可合入玄参，取增液汤全方以滋阴生津；小便赤少不畅，可再加阿胶、泽泻、车前子等滋阴利水；瘀热阻窍，邪陷营血而神昏，可加水牛角、黄连清心开窍；邪陷厥阴，热动肝风而抽搐，可参入镇肝熄风汤意。概言之，泻下通瘀法包括下热毒、下瘀毒、下水毒等几个方面，通过与滋阴生津法配合，可具备增液通腑、通瘀散结、滋阴利水的功能，起到通大便、利小便，“急下存阴”、凉血止血、祛除水毒，使津液归于正化等作用。

3.血证治以凉血散瘀

历来中医对血证的认识，强调气火逆乱，血不循经，络伤血溢为其基本病机，在治疗方面，以治血、治气、治火为基本原则，组成了许多名方良剂。周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提出了瘀热血溢证这一特殊证候类别，突出了瘀热相搏、络损血溢导致出血的重要性，强调凉血散瘀为治疗瘀热型血证基本大法。

临证应用时，周老强调首先要明确外感内伤，其次要辨别瘀热的轻重，同时还应详察兼证变证，从而突破了仅把这一方法视为外感温病血分证治法的局限性，发展了血证理论，充实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并在实践中体会到凉血与化瘀联用，可以发挥清血分之热、散血中之瘀、解血分之毒、止妄行之血的作用。据此研制的丹地合剂和地丹注射液，由水牛角、生地、丹皮、赤芍、制大黄、山栀、煅人中白、紫珠草组成。临证时灵活化裁，常收捷效。

4.重症肝炎治以凉血化瘀解毒

周老认为，重症肝炎在湿热疫毒深入营血的极期，由于热毒化火，火热炽盛，热蕴营血，煎熬熏蒸，热与血搏，而致血液稠浊，血涩不畅，形成瘀血，血瘀又可郁酿化热，而致血热愈炽。瘀热郁于血分，常易促使黄疸迅速进一步加深，持续难退，病程超过10天至2周者，标志病情的恶化、难治。正如仲景所说：“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为难治。”于此可知，瘀热发黄与一般单纯的湿热发黄轻重差异极大。为此，周老提出应采用凉血化瘀解毒法进行治疗，并据此研制成清肝解毒静脉注射剂，经临床观察对重型病毒性肝炎有较好治疗效果，动物实验亦证明，本方具有清热、解毒、退黄、凉血、化瘀、止血等作用。

清肝解毒注射液由犀角地黄汤合茵陈蒿汤合方加减组成。方中水牛角、茵陈、大黄清热凉血、解毒化瘀，共为君药。水牛角“凉血解毒、止衄，治热病昏迷……吐血、衄血，血热溺赤”，实验证明可使凝血时间缩短，血小板计数增加。大黄为“足太阳、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五经血分药”，能泻热毒、破积滞、行瘀血，“通利结毒”，“血分之结热，唯兹可以逐之”。治疗重型肝炎，主要作用是保肝利胆、解除微循环障碍，抗病原微生物和抗内毒素、止血、调控免疫，几乎可作用于其病理机转的各个环节。茵陈“除湿散热结”，“治通身发黄，小便不利”，有利胆、保肝、解热、抗病毒和促进肝细胞生长等作用。生地、赤芍、山栀共为臣药，加强君药凉血散瘀止血功能。生地清热凉血生津，“能消瘀血，凉血补血有功”，“血热妄行，或吐血、或衄血、或下血，宜用之为主”。实验表明可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微循环。赤芍能“行血破瘀血，散血块，以散血热”，山栀清热泻火凉血，能利胆、抗肝损伤，与茵陈配合则作用更为明显。《本草思辨录》谓其“苦寒涤热，而所涤为瘀郁之热……黄疸之瘀热在表，其本在胃，栀子入胃涤热下行，更以走表利便之茵陈辅之”。

（八）癌毒流注，邪实正虚

由于癌的致病性与难治性，周老认为癌病为患，必有毒伤人，从而提出“癌毒”学说。癌症病理过程，虽异常复杂，但总由癌毒留著某处为先。癌毒一旦留结，阻碍经络气机运行，津液不能正常输布则留结为痰，血气不能正常运行则停留为瘀，癌毒与痰瘀搏结，则形成肿块，或软、或硬、或坚硬如岩，附着某处，推之不移。瘤体一旦形成，则狂夺精微以自养，致使机体迅速衰弱或失调，诸症迭起。正气亏虚，更无力制约癌毒，而癌毒愈强，又愈益耗伤正气，如此反复，则癌毒与日俱增，机体愈益虚弱，终致毒猖正损，难以回复之恶境。故对癌症之治疗，周老提出以抗癌解毒为基本大法。初期，正虚不显时，以抗癌解毒配合化痰软坚、逐瘀散结为主；中期，兼有脏腑功能失调时，可适当伍入调理脏腑功能之品；晚期，正虚明显者，则以补益气血阴阳为主，兼顾抗癌解毒、化痰软坚、散瘀消肿。周老临床常用抗癌解毒药有白花蛇舌草、白毛夏枯草、山慈菇、制南星、土茯苓、炙僵蚕、炙蜈蚣、蜂房、漏芦、炙蟾皮、马钱子等；常用化痰消瘀、软坚散结类药有石打穿、八月札、莪术、炙水蛭、制大黄、海藻、炙鳖甲、王不留行、炮穿山甲、桃仁、地龙、路路通等。在抗癌复方中，抗癌解毒药与逐瘀消痰软坚药的选用，应视病情而辨证择药，如热毒甚者，当选白花蛇舌草、山慈菇、漏芦；痰毒剧者，用制南星、炙僵蚕等；病以血分瘀毒为主者，可逐瘀为先，伍用炙水蛭、莪术、炮穿山甲、桃仁；兼气分者，可配用八月札、路路通；肿著者，配王不留行、海藻等。

（九）津血失输，痰瘀同病

痰瘀为津血失于正常输化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周老认为津血本属同源，血以津液生，津以血液存，故在病理状态下，不仅可以津凝为痰，血滞为瘀，且痰与瘀常可兼夹同病。由于临床上不少病证常痰瘀相伴为患，周老强调在具体治疗时尚需分清二者先后及主次关系，抑是痰瘀并重，确定化痰与祛瘀的主从或是痰瘀并治。治痰治瘀虽然主次有别，但痰化则气机调畅，有利于活血；瘀祛则脉道通畅，而有助于痰清。若痰瘀并重则当兼顾合治，分消其势，使其不致互相狼狈为患。同时应注意不可孟浪过剂，宜“中病即止”，以免耗伤气血阴阳，变生坏病。选药以平稳有效为原则，慎用毒猛辛烈之品。又因痰瘀的生成，实缘五脏功能之失调、津血不归正化变异而成。故周老还强调调整五脏功能，扶正补虚，则痰瘀自消，所谓“不治痰而痰化，不治瘀而瘀散”是也。此外，痰瘀是津血停聚所成，津血赖气化以宣通，故痰瘀病变又与气滞密切有关，此即“气滞则血瘀痰结”。因“气行则痰行”“气行则血行”，所以治疗痰瘀同病，周老还强调一般应配理气药，行滞开郁，条达气机，以助化痰祛瘀药发挥效应。

由于痰瘀的生成既可因于邪实，亦可缘于正虚，病变涉及脏腑肢体骨节经络九窍。故对痰瘀的治疗不仅有轻重缓峻之分，还应审证求因，在化痰祛瘀的基础上，配合相应治法。因邪实所致的“寒痰瘀阻”者当温通祛寒；“痰热瘀阻”者当清热凉血；“风痰瘀阻”者当祛风和络；“燥痰瘀结”者当润燥滋液；“湿痰瘀阻”者当苦温燥湿；“痰气瘀阻”者当理气解郁；因正虚所致的又当据证配合益气、养血、滋阴、助阳等法。同时必须区别脏腑病位治疗，“痰瘀阻肺”者宣利肺气，“痰瘀心脉”者养心通脉，“脾胃痰瘀”当健脾和胃，“肝胆痰瘀”当疏肝利胆，“肾虚痰瘀”当补肾培元，“痰瘀阻窍”当开窍醒脑，“痰瘀络脉”当宣痹通络，“痰瘀结聚”当软坚散结。

（十）多脏相关，数病丛集

疑难杂病多非一脏一腑为病，病变往往涉及多个层次、多个脏腑。既可同时患有数病，也可见于同一疾病，如合病（起病即二经、三经病证同时出现）、并病（一经未愈，另一经证候又起）等。由于五脏互为资生制约，脏与腑表里相合，病则互相影响，故治疗不仅要按其相生、相克关系从整体角度立法，有时还需两脏或多脏同治，把握疾病传变的规律，采取先期治疗，切忌顾此失彼，只看表象，不求本质，只看现状，忽视因果关系。

由于病的特异性，首犯部位不同，所病脏腑亦有先后主次之别。如哮喘的病变过程涉及肺、心、肾等多个脏器，但总以肺气上逆为主，病变主脏在肺，同时因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心脉上通于肺，病则互为因果，故与心、肾亦有密切关系，后期可因肺不主气、肾不纳气、命门火衰、心阳失用导致喘脱。此外，基于脏腑之间的生克制约关系，疑难杂病极易传及相关脏腑，如表里相传（胃病传脾等）、母子相传（肾病及肝等）、乘侮相传（肝病及脾等）。或因某一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的病理产物，损伤其他脏腑而致病，如水邪凌心犯肺、痰瘀蒙蔽心脑神机等。

人体各个脏腑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疾病过程中可以互相传变，尤其在疑难急症中就更为突出。因此，治疗某一系统的病，不仅要针对其主要病变脏腑，还要根据症状表现从脏腑的相关性辨析，采取对应处理。同时，必须把握病的特异性传变规律，进行先期治疗，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正如医圣张仲景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