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左右

詹妮肯定从她父亲那儿得到了巨款赞助，因为1883年年初她和伦道夫搬进了康纳特广场2号一座较大的房子里。朋友们不久就称康纳特的家为“泰伯恩府”，这是因为它位于新泰伯恩区的方形斜坡上，一个新上层社会的住宅区。他们还没有能力挤进更为上流、更为高尚的社会圈子，这个圈子里大约有350户名门贵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圈在梅菲尔和贝尔格莱维亚住宅区。小说家萨克雷把梅菲尔—贝尔格莱维亚描写成“那个苍白的、彬彬有礼的地区，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显得古板正经、道貌岸然，所有的建筑都被淡淡地涂成了浅褐色”。

康纳特的房子面朝海德公园，从这里能看到大理石拱门和骑士桥角之间那一览无遗的景色。早在1724年，据估计有20万人观看了当时罪大恶极的杰克·谢泼德[23]被绞死在绞刑架上。在同一地点，下层民众等不及刽子手来执行绞刑就放火烧死了绑在绞刑架上的、犯有谋杀丈夫罪的凯瑟琳·海斯。还是在这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里被拖出后，被一伙人悬吊起来以祭奠查理一世国王，克伦威尔曾在1649年参与了国王死刑的执行。所有这一切都能通过前窗看到。丘吉尔一家刚搬进新居不久，地下室里就挖出了一个完整的墓穴。鉴于这些劣迹，人们普遍认为这座房子闹鬼。

康纳特广场的这座房子由于在英国首批使用电灯照明，更加使人感到好奇。伦道夫在家里是个因循守旧者，安装电灯毫无疑问是詹妮的主意。“电灯是个新生事物，所以许多人都流露出极大的好奇和莫大的兴趣，人们过去常常恳求我们让他们进屋瞧瞧。”詹妮说道，“我记得我们举行了一次晚宴，想炫耀一下我们的电灯。宴会期间，我们正在夸耀它的美妙动人之处时，电灯突然熄灭了。我们的客人们只好待在完全漆黑的房子里等着那些给打进地狱的油灯和蜡烛重新被挖掘出土。这次宴会简直是惨败。”

詹妮的特点就是这样，她总是勇于进取，追求新颖别致。她布置的家就是她的精神风貌的鲜明写照。正如一位评论家评述的那样，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屋如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身体一般被裹得严严实实。窗帘有三层，边缘部分精致地镶着厚厚的褶皱；幽暗、沉闷、昂贵的墙纸配上幽暗、沉闷的褐色涂料，令人窒息。家具通常是红木的，显得笨重而臃肿。客厅里乱七八糟地陈放着硕大无比的挂钟、巨大的花瓶、剥制[24]的飞禽标本以及用玻璃圆盖罩着的蜡花。然而詹妮却创立了一种新的风格，令朋友惊奇不已。她用白色涂料粉刷墙壁，用普通的护墙板护墙，用优雅精美的法国和意大利家具装饰房间，用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点缀房间，而且还装上了电灯。

伦道夫在政治上再次处于上升阶段，然而他的情绪忽高忽低，愈来愈像一个难于控制的摩天轮。有时候他显得精疲力竭，萎靡不振。“有一天晚上我从国会回来后心情焦躁，沮丧不堪。”他写道。

因为……在我看成是自己政友的人当中，我除了阴沉的神色外什么也看不到；想到自己起的好作用远不如坏作用大，我真想退出这场竞争。

重新恢复自信后，伦道夫经常做些鲁莽的事。有一次，他把一位反对党议员称为“十足的笨蛋”——这种语言在众议院从没人使用过。报纸称他是“厚颜无耻的伦迪”[25]和“小兰登勋爵”[26]，并嘲弄他习惯搓自己海象般的小胡子的动作。然而他仍深孚众望，享有盛名。在公众集会上，他能使自己的演讲风格适合听众的口味，经常引经据典，夸夸其谈，诙谐而又尖刻，而且手臂不停地挥舞以加强语气。“再激烈点，给他们点颜色，伦迪。”人群里有时有人咆哮说。

同样，他在国会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管众议院出现何种气氛，伦道夫勋爵都能应付自如，而且起着主导作用。”历史学家罗伯特·罗兹·詹姆斯说。

当（众议院）气氛轻快活跃时，他能让人捧腹大笑；当它轻率无礼时，没人能像他那样谈些滑稽而不相干的问题；当它团结一致决心已定时，他能用严肃的态度、适中的语言发表演讲；当它愤怒不已时，他能火上浇油使之变成一片愤怒的火海；当它渴望一位“能给他们制定策略”的领袖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就以领导者自居。

当伦道夫的盛名引起过度自信时，詹妮就充当了一个平衡轮的角色。她给她母亲写信道：“我非常害怕他被宠坏了……如果他这样做一定会失去一半才华，我一直提醒他注意这一点。”

19世纪80年代初，詹妮随同伦道夫走遍了全国，到处进行巡回演说，但是每当她不得不和其他政客的妻子坐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她想谈政治别人却想谈女人的琐事时，她总是感到恼火。相比之下，在伯明翰市外的阿斯顿公园里，虽然一群自由党的狂热支持者朝他们扔土豆、椅子和石块，但这倒显得有点生气。还有一次，一个身高6英尺4英寸、胸宽47英寸、名叫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斯·伯纳比的上校从一群暴徒的脚下救了詹妮的命。她描述他也有一双可笑的眼睛，一副漆黑的小胡子。“他是一位柔声细语、友善和蔼的人，尽管他五大三粗、力大如牛。”然后她含糊其词地补充道，“我有理由证明我曾见过伯纳比上校好几次。”

伦道夫在政治上的东山再起使他们的社交生活也生机勃勃。“各种各样的请柬接踵而来，令我们应接不暇，”詹妮写道，“就连冷淡不可接近的上流世界如今也开始再次对我们绽开了笑脸。”

年轻的丘吉尔夫妇重新进入的这个上流世界，是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有亲缘关系的圈子。人们不可能挤进去，也不能靠钱进去，也不能闯进去——只能出生在这个圈子里。19世纪80年代，只有极个别受到特殊优待的人——皇室成员，或有姻亲关系的人，或社会名流，或百万富翁——才有条件地被吸收进去。这一急促的变化是有一种动机的，就是希望增添新鲜血液。“过去，我们十分惧怕一个我们不了解的民族的社会影响。”多萝西·内维尔女士，伦敦最著名的女主人评论说，“但是，许多古老的家庭深谋远虑，娶了美国姑娘做新娘，从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彻底恢复了生机。”她形容大多数美国新娘既聪明伶俐又活泼可爱，随后补充说：“是美国姑娘征服了我们。”内维尔女士是位年迈但却充满活力的维多利亚式妇女，她的帽子奇特无比，她的智慧卓然超群。

内维尔女士十分喜欢丘吉尔夫妇，她和他们都曾住在查尔斯街上，相互为邻多年。她经常举办宴会，伦敦一些最活跃的名门贵族常在这里聚集一堂，詹妮和伦道夫也是她家的常客。1883年3月18日，丘吉尔夫妇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举行了一次晚宴，邀请了许多客人，其中也包括内维尔女士。这次宴会标志着爱德华王子和伦道夫之间的隔阂已经彻底消除，两人重新和好了。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格莱斯顿首相和夫人以及其他地位显赫的要人。“谈话进行得异常顺利，热烈活跃，大家畅所欲言，谈笑风生，根本没出现过冷场。”

毋庸置疑，詹妮在内维尔女士的大会客厅里曾做过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这与爱德华王子最终决定同伦道夫勋爵重新言归于好有很大的关系。迪斯雷利去世前不久曾预言说，当伦道夫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时，他和王子之间的关系就会和好如初。“王子总爱结交事业上的成功者。”他曾说。再说，维多利亚女王也希望他们之间能恢复正常关系，她向来很在意皇室成员和有可能成为未来首相的人之间的敌对不和。就在为王子和王妃举行晚宴的前四天，女王还曾在皇宫里召见过詹妮。

威尔士亲王对重新和伦道夫建立友谊感到十分满意，他对能和詹妮恢复关系更为满意，而且对此毫不掩饰。不久，爱德华王子就送给詹妮许多贵重的珠宝礼物，众所周知，他很少向一位他没有同其发生过关系的女子赠送如此的重礼。

王子在桑丁哈姆有一个巨大的乡间别墅，詹妮是那里的常客，但伦道夫不常去那儿。“人们一到这儿立即就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她写道。

生活在这里的确和生活在任何漂亮的乡间别墅一样。每天早上九点钟，大家在一张小圆桌上用早餐，餐厅的墙上装饰着西班牙前国王赠送的西班牙挂毯，男人们一身猎装打扮，女人们则随心所欲，穿得五花八门：有的穿短裙长靴，有的穿做工精致的长袍睡衣。谁也不注意谁，谁也不在乎谁。中午前，除了威尔士亲王外，一个皇亲国戚也不会来，即使王子也不多停留，他用完早餐后就急急忙忙同其他人一块儿出去狩猎了。

男人们出门狩猎后，女人们就开始读书、看报、写字、弹钢琴。她们常常三五成群结成小集团，一般来说，这些小集团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变动。

在乡间别墅里举行的宴会通常长达四天，客人们星期二来星期六离开。善于周旋的女主人在分配卧室时常常考虑到客人们之间的那种隐秘的联系，每一间卧室的门上镶有一个写着客人名字的铜框，这样来客就不会走错门而闹出笑话。

举行乡间别墅聚会需耗费大量的钱财，一些享有特权的朋友都支付不起这惊人的铺张奢侈。但有些腰缠万贯、家资雄厚的巨富对此毫不吝啬，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不仅备有专门的套房供王室成员使用，而且每次聚会前都把房子装饰一新，并雇用一位特级厨师来准备宴席。“有些人为了举行一次这样的宴会，整整一年都得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否则就得负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沃里克夫人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要负担客人们的宴席费用外，还需负担随从仆人们的食宿，有时随从人员多达400人。”

爱德华王子非常喜欢和那些玩一手好桥牌、会讲许多笑话、喜欢轻音乐而不喜欢古典音乐的人结伴消磨时光。沃里克夫人非常了解王子，她在评述他的嗜好时说道：“作为一个阶层，我们不喜欢会动脑筋的人。”沃里克夫人本人是一个例外，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是另一个例外。

威尔士亲王王妃有点耳聋，这并不妨碍她仍是一位精明强干、诡计多端的女人。她知道如何掩藏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像她知道如何用一个宽宽的钻石圈掩藏她脖子上的伤疤一样，而且这种打扮很快就成了“亚历山德拉美人”流行式样。

（詹妮也有个非常显眼的记号，她的手腕上刺着一条蛇，但她戴着一副手镯，正好把它给遮了起来。皮肤上刺花纹在当时或多或少是一种流行的风尚——威尔士亲王就刺有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刺有一个。）

亚历山德拉王妃十分憎恨那些与她丈夫有关系的女人，但她从不憎恨詹妮，相反，她一直把她看成好朋友。她有时邀请詹妮到她房间里来做客，有时候她也会到詹妮的房间来看看詹妮，“表面上是来‘看看你需要什么东西’，但实际上是来给你几句忠告，或者是来安慰你”。

在这风平浪静的生活里，伦道夫怎么也没料到会有噩耗传来。1883年7月初，他的父亲猝然与世长辞了。前一天晚上，伦道夫还同他共进了晚餐。马尔巴罗对伦道夫的影响一直比较稳定，伦道夫自己的保守观点也源于马尔巴罗，这同詹妮对伦道夫的影响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詹妮的影响以伦道夫的需要和脾气而定，有时给他加油，有时给他刹车。

伦道夫和詹妮一同回布伦海姆宫住了一段时间。伦道夫守丧期间重读了他父亲以前给他写的信。《大英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里称马尔巴罗公爵是一位“思维敏捷、受人爱戴、勤劳朴素、关心公益的人”。詹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这些描述得更加具体。

他一直对我很好。如果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冷淡缄默，那么他的本质的确充满了柔情慈爱。他的孩子们有点畏惧他，这是由于老式的教养方法造成的，然而他们都十分敬重他。

伦道夫同自己儿子的拘谨关系远远超过了他同其父亲的关系。数年后，温斯顿写道：

我宁愿做个泥瓦匠的助手，或者当个跑腿的，或者帮我的父亲布置杂货店的橱窗。这完全是真的，这也是很自然的，那样我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应该去想方设法了解我的父亲。如果我那样做了，我肯定会有无穷的乐趣。

一般人认为，伦道夫对儿子有点恨意。除此之外，他对温斯顿的潜力也没有多少信心，他认为他的儿子是个缺乏头脑的无能之辈。学校给温斯顿的评语好坏兼半，他的英语和历史成绩非常出色，但其他成绩相当差。他的老师抱怨说他学习不够刻苦，经常迟到，也没多大进取心。他在学校的表现从开始的“淘气”到最后成了“讨厌”。詹妮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温斯顿的进步，我抱歉地说我一点也没看到。”她给伦纳德·杰罗姆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杰罗姆回信说：“任他自己发展吧。男孩子一旦发现自己的特长，很快会在那方面做出成就的。”

“我的老师们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一个学习差但又早熟的孩子，我经常阅读一些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书籍，是年级里成绩最差的一个。”温斯顿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曾说道，“他们十分恼火，变着法强迫我学习。但我十分倔强执拗，如果我对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根本不想学或者说也学不好”。

对温斯顿而言，学校是一个令人憎恨、残暴横行的地方，然而，他不能也不愿意把其中的细节告诉他的父母。假如他要抱怨的话，父亲不仅不相信，而且肯定会呵斥他一顿！再说，低年级的学生为高年级的学生跑腿以及受体罚这种现象，在英国所有的私立学校都普遍存在。“每个学期我都计算着再过多少天、多少小时才能熬到放假，才能离开这令人憎恨的劳改监狱，回到家中去玩锡兵打仗的游戏。”

那时他只有9岁，他有1500名锡兵，对他来说，玩锡兵打仗游戏是一种逃避孤独的方式。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他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地指挥锡兵打仗，他自己一人控制着整个局势。他的锡兵大小都一样，被他组编成了一个英国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

他摆好战场，指挥士兵们进行实战演习；他用豌豆和石子击毙许多敌人，组织人员攻打要塞，指挥骑兵冲锋陷阵、炸毁桥梁，最后用水陆坦克包围敌人。他的堂兄弟们经常在一旁惊讶地观看他指挥着“千军万马”，但温斯顿不允许他们碰任何东西。如果有一件玩具坏了，他就让年岁小的孩子把它拿走。就这样，其他孩子们手里除了些残缺不堪的玩具外，还从他那里得到了一艘没有桅杆的船、一个剧院模型——里面的演员都已不能动，还有几本破烂不堪的儿童探险杂志。

跟在大孩子们屁股后面乱转的还有他3岁的弟弟杰克·丘吉尔。这弟兄俩经常各玩各的，这并不是由于年龄上的差距，而是由于性格的不同。温斯顿喜欢冒险，而且做什么事都能成功，因此他简直成了杰克心目中的偶像。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和睦，充满着友爱。

温斯顿通过假想的战斗发泄了一些胸中的郁闷，他的脾气秉性、待人处事的方法也表现了出来。他的堂兄弟们认为他“鬼点子特别多，自我意识特别强”。其他的人则认为他是个“小大人”，他甚至教杰克使用豌豆枪。他的舞蹈老师维拉·穆尔小姐称他是“世界上最捣蛋的小男孩”。据当时还是个黄毛丫头的巴洛夫人回忆：那年，在一次宴会上，男仆进来告诉温斯顿：“少爷，你的保姆要你去一下。”温斯顿告诉男仆说：“告诉她说让她等着。”小女孩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能让你的保姆等你呢？”温斯顿回答说：“不管何事何人，都得等我。”

那一年是温斯顿向一个给予他很少的世界反抗和挑战的一年。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个讨厌的、爱争论的孩子，实际上他是个受压抑、受折磨、受挫折、渴望获得关心的小男孩。他十分崇拜他的母亲。他很少能见到他的母亲，在他充满幻想的天地里，她是一位天使，一位完美无缺的仙女、公主。他把每次见面都当成一种荣誉，把每一次旅行都当成一种特殊的享受。那时詹妮很少给他讲自己的身世，1883年她已经29岁了，她写道：“我绝不让外界知道我的年龄，26岁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年龄了！”妇女把30岁看成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岁数，对那些只热衷于谈情说爱、打情骂俏而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的妇女们尤为如此。

那年，詹妮的生活充实而繁忙，她要参加政治活动，陪伴威尔士亲王，照料生病的丈夫，料理家务，应付社交场合，还要抽时间同刚结识的情人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1883年夏天，查尔斯·金斯基伯爵骑着自己的褐色母马“佐顿”参加了利物浦一年一度的障碍赛马，人们对他没抱任何希望，但他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那次比赛的桂冠，成了第一位取得该项比赛胜利的业余选手。所有的赛马俱乐部都为他设宴庆功，以他的名字做商标，他很快就成了社会上风靡一时的英雄。

这位相貌出众、大出风头的查尔斯·鲁道夫·费迪南德·安德列亚斯·金斯基只有25岁，比詹妮小4岁。从1881年开始，他一直是奥匈帝国驻伦敦使馆的外交随从人员。1883年年初，他被任命为宫廷大臣。他的父亲是费迪南德·金斯基亲王七世，1879年，他同奥地利皇后出访爱尔兰时，詹妮可能见过他。金斯基的母亲是一位列支敦士登公主，整个家史可追溯到遥远的欧洲世袭史中。

那时，伦敦最著名的宴会场所是考文园里的新俱乐部。在一次威尔士亲王参加的小型舞会上，金斯基伯爵充当东道主，其他的客人有布兰甘扎公爵（他后来做了葡萄牙国王）、希腊国王和奥地利的鲁道夫大公爵。金斯基也邀请詹妮参加，但没有任何记载说她的丈夫也出席了这次舞会。詹妮把那个晚上描述成“最欢快最活跃之夜……在茨冈舞曲的伴奏下我们一直跳到第二天凌晨，而后我们又别出心裁地玩了一会儿”。

她没有更多地描写那天晚上的情景，然而金斯基伯爵却进入了她的生活，占据了一席之地。他年轻有为，脾气暴躁，风流倜傥，感情充沛。在情感方面，他和詹妮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然而，詹妮并没有置自己的身份和孩子们于不顾，做出些有失体统的事。她常常对温斯顿有种负疚感，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对圣乔治学校的抱怨愈来愈多。鉴于这种情况，她给他在布莱顿找了一所不怎么出名的、比较小的学校，这所学校离家庭医生罗布森·鲁斯住的地方很近。布莱顿的这所学校由两位心地善良的女校长管理，她们有自己的管理办法。詹妮还向伦道夫建议他们应带上温斯顿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度假。

他们全家来到了旅游胜地加斯顿，主要目的是想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每天，除了爬山、温泉浴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但这里却有一些有意思的人。“我们散步时经常碰到俾斯麦牵着一条大公狗在溜达，身后紧跟着两个侦探。”詹妮写道，“有一天，他走得非常慢，我们就打算超过他，没想到那两个侦探气势汹汹地朝我们狂奔而来，仿佛我们是不法之徒似的，这真让人气愤。”

一天下午，丘吉尔一家应邀同威廉一世皇帝陛下共进茶点。

皇帝年事虽高，但相貌堂堂，他的举止古板典雅，十分引人注目。他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令在场的年轻人十分反感。他吃喝起来狼吞虎咽，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能消化得了这么多食物，也不明白他这样进食，怎能养好病。他先吃些鸡蛋羹，接着一边大杯大杯地喝浓茶，一边吃罐装猪肉和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德国菜肴，最后还要吃些草莓、冰激凌和糖果。我们的谈话平庸乏味，没一点意思。

他们的度假快要结束时，布兰福德，即现在的马尔巴罗公爵八世也来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登山游玩。父亲的去世使这弟兄俩的关系更密切了。

那年，布兰福德同妻子离了婚。尽管艾尔斯福德夫人在巴黎为他生了个孩子，然而他还是决定不娶她为妻。现在，布兰福德坚持要伦道夫和詹妮同他一起住在布伦海姆宫，说詹妮可以充当布伦海姆宫的女主人。詹妮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去。由于伦道夫的抑郁症不断复发，布伦海姆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詹妮或许是想尝试做个家庭主妇究竟是什么滋味。

詹妮充当了布伦海姆宫的女主人之后，有一件事使她深感头痛，那就是需要熟记英国有名望的200个家姓以及他们的门第血统和封号头衔。再说，让每一个用人都各尽其职、不出差错同样也非常困难。譬如，当你认为需要生火时，你千万不能摇铃要男管家来。假如你这样做了，他就会沉着而有礼貌地告诉你：“我这就去找男仆来。”

乔治·纳撒尔·寇松是他们家的常客之一，他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后来做了印度总督。寇松膀阔腰圆，身高6英尺有余，他的头非常小，再配上一张娃娃脸，显得十分不协调。他极力做出一副热诚亲切的样子，但常常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他的谈吐高雅、风趣，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又妙语横生。玛戈·阿斯奎斯认为他是“优秀的一代中一位出类拔萃、智力超群的人”。其他的人则说他是一位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说他是一个高傲自大、冷酷无情、争强好胜、贪图虚荣、令人恶心的家伙。

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里这样说他：

我是一位上等人，

我的名字叫“寇松”。

我有油亮的头发粉红的脸，

布伦海姆宫里我把饭蹭。

寇松的到来，使钟情于詹妮的人又多了一个。她非常欣赏他的聪明才智和雄辩口才，然而，钟情于她的人实在太多，她根本顾不上考虑寇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