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樱草”

1883年，第四党在一个不被常人注意的地方聚会，亨利·沃尔夫爵士提出了一个设想。在迪斯雷利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时，沃尔夫胸前佩戴了一朵樱草花，樱草花是迪斯雷利生前最喜欢的花。那天在议会上他见许多人与他一样胸前佩戴樱草花，他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组织一个樱草会（Primrose League）呢？

“我们干，马上就干。”伦道夫回答得很干脆。

那年冬天，协会经过周密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为协会规定独特的称呼、设计别致的徽章和装饰是件让人头痛的麻烦事，不过终于解决了。男会员称“爵士”，女会员称“夫人”，而活动的俱乐部称作“聚居地”。伦道夫请他母亲做了妇女理事会的会长，詹妮也成了协会中的“夫人”。“作为一个会员，我将尽全力促成其目标的实现。”詹妮说，“戴上会徽使我领教了许多人的嘲笑，但即使被嘲笑，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樱草会是一个天才的创意，一个保守党的社会政治组织。通过它，保守党人聚在一起，不管他们来自哪个阶层，都可以共同讨论问题、听领导人发表演说、参加竞选工作。丘吉尔的批评家最初认为这个协会是“兰迪的另一个恶作剧”，但不久它发展为拥有200万成员的团体，成为保守党的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樱草会成立所导致的最使人震惊的结果是妇女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19世纪80年代，英国妇女虽已读过《摩登的爱》（Morden Love），也跨进了新式的学院，有些人甚至开业行医，但她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自由，还没能使众议院通过对1884年“选举法修正案”的修正案，没能让女性介入为男性独占的政治领域。这时期，英国妇女一般仍被视为她们那些盛气凌人的丈夫的“烟头与扇子”，她们唯夫之命是从。那些大男人把妻子同其宠马相提并论，用形容马的词来形容她们，这个词就是“不错”。

不难想象，促成樱草会妇女理事会成立的力量主要来自伦道夫夫人的说服力。她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懂得，对女人来说政治的刺激与魅力在于能使她摆脱烦琐的家务的束缚，从个人生活转入一个自己意想不到的全新领域，即联合各阶层、各种各样的人，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作为第四党领导人中的第五把手，她发现从事政治并不难。

我成了许多“聚居地”的妇女分会的会长，忙于在全国各地举行协会分会成立仪式。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我的开幕词是很离奇的，庄重与快乐、严肃与琐碎融为一体——这篇稿子是为协会会员们写的——其间点缀以歌曲甚至朗诵，有时还有一些奇妙滑稽的道理。会议常在人们回心转意、决意登记加入时结束。

这里是各种人的奇异混杂之所，普通劳动者与众人皆知的巨头，农村妇女和杂货店老板娘，在这里平等地聚集一堂，在报名单上签名。政治，在这时，正如上帝之爱，公平地渗入每个人的心田。

伦道夫夫人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成员曾抱怨说协会里的有些娱乐活动虽对民众有吸引力，但过于粗俗。对此索尔兹伯里夫人进行了反驳。“粗俗？当然是有些粗俗。”索尔兹伯里夫人说道。接着妇女行政会议会长接过话来：“但这正是我们的组织之所以能发展得这么迅速的原因。”

詹妮为自己的事业到各地樱草会发表演说，与此同时，她在丈夫主要的政治旅行时继续陪伴他。1884年年初的时候，伦道夫又一次在政治上倾注了满腔热情，在布莱克波尔，他做了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说，这是他最为精彩的演说之一。

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广告的时代。豪乐威的丸药、科尔曼的芥末、郝尔曼的纯净茶叶之类的广告无处不在。广告的泛滥已经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富有冒险精神的自由党人在政治上也采用了它。首相正是运用这种个人政治广告的能手。他的一言一行，无论是出于健康的目的，或者是为了消遣，或者出于对宗教的热忱，都用那些宏大而鲜亮的招贴画画了出来，展现于联合王国的每个男子、女子甚至孩子眼前。他为了娱乐而去砍树，我们也许可以不无裨益地指出他的娱乐就如他的政治一样，本质是有害的。每天下午，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邀请来倾听那些山毛榉、榆树、橡树倒地的轰隆声。森林在悲叹，因为格莱斯顿先生可能已出汗了……

伦道夫和詹妮的演讲在语气与风格上如此接近，以至于他们那些很亲密的朋友为此纳闷。一个朋友在马尔巴罗公爵夫人面前非常有勇气地提到这种“夫人影响”的表现，公爵夫人很生气地冷冷答道：“对伦道夫勋爵一生唯一真正的影响来自他母亲。”

的确，公爵夫人对伦道夫的影响与日俱增。自从公爵去世后，她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于提高二儿子的声誉与财产数量上了。“她把儿子当作偶像。”乔治·斯迈瑞回忆着，“在那些她熟识的朋友中，她常谈起她这个儿子。她一直记挂着他，她为他做了许多牺牲，对此她也从不在乎，因为这些都是为了她的孩子。她的生活中心就是这个儿子……”

作为回报，伦道夫经常去看望他的母亲，特别是在她搬到伦敦格尔夫纳居民区后去得更勤。当他出外旅行时，他写给母亲的信比写给妻子的篇幅更长，也更富有感情。但是他也很重视詹妮的判断与建议。詹妮与公爵夫人为争夺对伦道夫的控制而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伦道夫去世。

不论詹妮做什么，总是做得非常出色。在她众多的社交“发明”中，有一个是“与政敌共进晚餐”。她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宴会后，一个客人斯迈瑞这样描述了那场宴会：

人们都把这个宴会想象为一次冒险的经历，但实际上它非常成功。参加者们都很有修养，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此时主要是要对女主人彬彬有礼，他们是伦道夫夫人的客人，这就够了。身为客人，他们彼此既非朋友亦非敌人，也不能有任何争斗。谈话进行得很融洽，当一个男人感到他在与一个平时从不与之搭话的妇女共进晚餐时，他是无法再来一番唇枪舌剑的。这是一次暂时的休战。在某种程度上，久积的憎恨感已经变得有些无力了。它们被暂且搁置在一旁。客人们都很了解，他们明白伦道夫夫人已做成一件看来不可思议的事，而且已控制了局面——这点只需环顾宴席就可意识到。一个社会斗争中的奇迹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难题的另一部分在于消除客人们把晚餐当作某种政治意图的念头。人们不得不承认，几乎不存在那种没有政治包含其中的讨论，或没有争论的宴会，人们的戒心依然存在。有一次宴会，自由党领导人之一、在格莱斯顿手下任贸易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应邀参加，伦道夫在陈述统治印度的人选应具备的阶层和身份条件时说：“首先他应该来自统治阶层，出身于上层，才会懂得如何统治，起码他得是个绅士，然而现在，”他眼睛直视张伯伦，“你却从伯明翰——或上帝才知道在哪里——弄来一个人代替了绅士。”

站在对面的张伯伦是一个英俊男子，戴着一副平光眼镜，身着一套完美合体的礼服。他是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百万富翁，38岁时从商界隐退进入政界。作为伯明翰的一位敢于改革创新的市长，他取得了辉煌的政绩，40岁入选国会，公众昵称他为“令人迷恋的乔”。而此时面对伦道夫辛辣犀利的讽刺，张伯伦只冷冷一笑，简洁地指出现在该去同夫人们聊聊了。“乌云立刻消散了，”斯迈瑞说，“印度被抛到九霄云外，刚才还似斗鸡的两个人竟手挽手上了楼，好像方才那场暴风雨并未来临过。”

詹妮挖苦人更尖刻锋利。那是在一场狂热的政治危机中，一个来访的政界要人告诉她，他还未下决心第二天是否投伦道夫一票。“我将做一个大胆的勇士或者一个胆小的人。”他对她说。

“或者一只胆小的老鼠？”她反应非常快，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有人向詹妮报告他所听到的闲话，斯蒂芬太太对另一位太太说，她“希望小巧的伦道夫夫人在新的一年中能采取比过去一年更得体的反驳方式”。但尖刻的言辞已成为詹妮的一个有力武器，而且她时刻维护这个“武器的锋利，以备应用”。那年也恰是詹妮潜心作画的年头。有一次，在她的家庭宴会上，约瑟夫·张伯伦、威廉·哈考特爵士、查尔斯·迪尔克爵士三个人（皆是伦道夫的政敌）缠住詹妮，请求她为他们画肖像。“您在哪儿还能找到这么吸引人的模特儿？”他们戏谑地问。

“不可能，我不接受。”詹妮微笑着回答，“给你们画像我肯定画不好。”

他们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将你们的黑心肠画出来。”詹妮说着，仍面带微笑。

查尔斯·迪尔克是个有着辉煌政治前程而又天生有一副叫女人动心的英俊外表的男子。当考敏斯·卡尔夫人对里茜小姐提到她很想见见迪尔克时，里茜小姐幽默地回答：“噢，他那里常有一叠候见的女士名单。”这一点儿不夸张。但迪尔克对詹妮却非常钟情，有一次甚至跪下来请求她做他的情妇，当然被詹妮拒绝了。后来，詹妮对罗斯伯里勋爵提起这件事时笑着说，跪在地上的迪尔克看上去非常滑稽可笑。罗斯伯里将这件趣事记入了他的秘密文件中。再后来，伦道夫也听说了这件事，自然会以此攻击他。之后不久，迪尔克转弯抹角地提及这件事时，虽未描述细节，但人们已听出自从伦道夫以此攻击他以来，他与伦道夫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迪尔克后来因陷入“与一个暗娼关系暧昧，有越轨行为”的流言而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数年之后，詹妮在一篇已出版的随笔中写道：“在英国有许多社会领导人本可以不顾流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根据那句流传已久的古代谚语行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7]

她也许在暗示自己或威尔士亲王，或其他什么人。若说到伦道夫，无论怎么说，都几乎没有几个女人的名字（即使很疏远地）与他联系在一起。有位名叫格莱蒂·德·格雷的小姐可算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位中的一位，但她也是詹妮的好朋友，“一个具有端庄秀雅仪态的豪门小姐，具有善良的气质和适度的责任感”。她也很漂亮，有魅力，而且很迷人。她太易激动，也太易紧张和焦虑，以致布谷鸟的叫声也会使她感到不安。很难设想她能成为轻浮多变的伦道夫的“候补情人”。

伦道夫日益严重的梅毒给他带来的危险与厄运使他疏远了除他母亲以外的所有女人，但对他的议论仍很多，大量的议论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伦道夫多次到欧洲大陆进行短期旅行都没带上詹妮，而总是和某个男朋友一起去。此人并非他政治上的同道，也从不被正式邀请参加丘吉尔家族的宴会或晚会，他仅仅是伦道夫个人的朋友。人们议论伦道夫·丘吉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伦道夫像个女人，而我则从不愿意装扮成女人模样。”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对康斯坦斯·莱斯利夫人的一个朋友说过这话。“的确，”这个朋友补充道，“伦道夫很有女人腔，而且这在他的性格中也有所体现。”

这些情况似乎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他与詹妮婚姻的失败，她的另择新欢，她被粗暴地对待，等等。这也可以解释他与他儿子的关系相当冷漠疏远，而他与他的母亲关系过分亲密的两个事实。如果他是个同性恋者，当他与詹妮结婚时这种倾向是潜在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最初建立在肉体的爱欲上，触发这种心理倾向外显的因素就是他那复活了的梅毒症。

这段时间，詹妮正在听沃特夫人的课。这位夫人是一个著名艺术家的妻子。沃特夫人的学生有威尔士王妃、奥尔巴尼公爵夫人和其他各类王族。詹妮整日沉醉于一种创作冲动中，不久她找了“许多模特儿来，付费的、免费的都有，那些不成形的乱抹的画布有几英里长，并且还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颜料等”。温斯顿放假在家住时很喜欢看母亲作画，而且后来自己亲自尝试起来，当学校开设绘画课时，他也真的喜欢起画画来了。他的绘画成绩在同龄人中很突出，在他从学校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说他已开始“画画，我已画了一些风景和建筑类的东西”。

不久，詹妮自己也当了模特儿，她的照片为“绝色美人”（Professional Beauties）系列照片中的一幅，这组模特儿是英格兰美女的精华，在全国各地商店中都有她们的照片陈列贩卖。“我的照片第一次在商店里展示，”詹妮说，“我几次被朋友们指责，她们告诉我应该去控告那个摄影师。”当然，她并没有这样做——捧场的人明显地抵消了想象中的声名狼藉。除了照片外，还有持久的宣传、访问接见及杂志上的文章和小传。一篇关于这些美人的韵文列举了她们的许多特点，对詹妮是这样描述的：

下一个是伦道夫·丘吉尔夫人，悦耳的音色使她成为今日的圣塞西利亚[28]……

“绝色美人”成了所有社交场合中备受青睐的人物。在宴会请帖上，女主人常常要附上一笔：“欢迎光临，绝色美人将与您同在。”莉莉·兰特里是最著名的“绝色美人”之一，她的崇拜者如此迷恋她，有一次，她竟不得不求助于救护车来帮她离开拥挤的人群。“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意变老。”兰特里小姐曾对沃威茨夫人这样说过。伦纳德·杰罗姆就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他的一次著名宴会上，当来到纽约的莉莉·兰特里做了自我介绍并介绍奥斯卡·王尔德之后，他向兰特里大献殷勤，兰特里亲昵地称他“伦纳德叔叔”。

伦纳德的大女儿克拉丽塔本来也有“绝色美人”所需的美貌与优雅，但因为她和她的法国女仆及莫尔顿·弗雷温隐居在遥远的怀俄明州比格霍恩的一幢木屋里，他们的客人除了熊与野牛外，只有很少的几个，如昆斯伯里勋爵和野牛比尔。

最近克拉丽塔生活得如何呢？这段时间里最严重的事恐怕要算克拉丽塔怀孕流产的事。他们住得太偏僻，最近的医生住在彻恩尼，距那里仍有200英里之远，坐马车得走四天。在去彻恩尼的路上，孩子流产了，被送回布鲁克林的绿林公墓他家的一块墓地里埋葬。克拉丽塔回纽约休养，莫尔顿留下来与他的宝贝牛做伴，直到岳父要求他去陪伴克拉丽塔时才离开。

现在詹妮的另一个妹妹利奥尼也宣布了婚约，她的未婚夫约翰·莱斯利是大不列颠格林纳达皇家禁卫军的中尉，他们是四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在利奥尼去看望詹妮时认识的。他们的罗曼史并非皆大欢喜，甚至有些让人泄气——杰罗姆夫人一直想要一个法国籍的女婿，而莱斯利太太则一直盼着她唯一的儿子能带回一个英国姑娘。纽约斯塔茨堡的伊丽莎白·利文斯顿还帮了倒忙，她嫁给了一个英国社交名人乔治·本顿克，她告诉莱斯利先生，伦纳德·杰罗姆是一个用马车搬运垃圾的垃圾工。莱斯利太太的朋友则告诉她，杰罗姆夫人有四分之三的印第安血统。约翰·莱斯利爵士果断地对伦纳德·杰罗姆发出警告：他，莱斯利的房产是属于他自己的，没有必要遗赠给他的儿子。杰罗姆的回信很简单：“信收到了。”

婚礼举行得很奢华，结婚礼服是最高档的。著名的纽约波特主教在格雷斯教堂主持了仪式，许多社会名流应邀出席。一个记者嗅到了一种不太对劲的地方：“莱斯利先生是丘吉尔勋爵非常亲密的朋友，年收入总额达3万英镑。杰罗姆小姐却独自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新闻界却未注意到莱斯利家的反对——新郎的姐妹们竟没有一个得到父母许可去电贺他们的婚事。

同时，伦敦的阔人们在他们展示“绝色美人”的橱窗上又增添了利奥尼和克拉丽塔的照片，《街谈巷议》评论说：“尽管这两位小姐也很美，但在优雅的仪态上没有一个可与她们的姐妹詹妮相媲美的。”

杰罗姆姐妹们在利奥尼婚礼上的聚会很短暂，但这正是詹妮劝她的妹妹们搬到英国去的好机会。这样，她们可以离得更近一些，杰罗姆太太也该与她的孩子们共同消磨时光了。

只有伦纳德·杰罗姆留了下来，他把麦迪逊广场的房子出租了，年租金25000美元。那里开了个联欢俱乐部，专门供人玩纸牌游戏和赌博，它以有一块专门记载从巴黎和伦敦传来的竞赛消息的大黑板为特色。杰罗姆搬到第五大道布莱斯威克旅馆，将它作为“赛马会”总部。这里同时也是杰罗姆的“马车俱乐部”议事地。他一直穿一件绿色闪光礼服——拆散了整整一束花分别插在每个扣眼里。

詹妮返回英国时，发现伦道夫的身体和性情变得更糟糕了。伦道夫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的梅毒已经进入三期了。梅毒导致的臆想症会使病人对现实做出反常的弯曲和模仿，不久，病人的行动会变得疯疯癫癫，毫无意义。

伦道夫决定去印度或者埃及——绝不要詹妮陪伴，看来他是拼命想逃脱那些本无法逃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