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助夫

19世纪80年代，英国妇女几乎无法权可言。妻子只要仍待在丈夫的屋檐下，在法律上就得屈从于丈夫。直到1889年，一个患有梅毒的男子仍有权要求同妻子发生性关系，即使强迫她也不能被控告犯有强奸罪。对那个时代的所有上层社会妇女来讲，最大的耻辱莫过于离婚。然而，外界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却由一个妇人统治着，而且维多利亚时代标志着英国大男子主义的最后阶段。譬如，早在1857年，不列颠婚姻法就已生效，但世人普遍不遵守它，因为离婚的名声非常不好听。女王邀请负心男子参加宫廷活动时从不愧疚，然而她——直到1887年前——从未邀请过任何胆大妄为敢提出离婚的女子，无论这个女子有多么充分而正当的理由。已婚妇女财产法两年后才通过，在这之前，丈夫有权要求获取妻子的全部收入并可恣意挥霍——即使她已不和他同食宿，即使他们的孩子饿得瘦骨嶙峋。

一般认为，私生活就是私人的事情，即便用不成文的社会习俗来衡量也不是丑闻。离婚则意味着丑闻，而丑闻就会破坏大众心目中的社会形象。“我们想方设法，”沃里克夫人说，“绝不让外界知道每六个丑闻中的五个。”一旦有人似乎有可能向法院起诉离婚，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压力就会迫使夫妻双方避免走最后这一步。如果是社会名流，这种压力常常来自最高层。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詹妮并非不熟悉妥协的婚姻，她自己的生母早就知道丈夫对她明目张胆的不忠，但毕竟没想到过离婚。这种情况在丘吉尔家所在的伦敦社会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婚姻在爱情不复存在后仅仅为了社会的运转而存在。况且，即使詹妮不把伦道夫当作一个丈夫来尊敬，她还的确尊敬他的其他品质——勇气、魅力、智慧和潜力。詹妮那时只有26岁，她对伦道夫有一种眷恋之情。如果她那时离丈夫而去，那将意味着她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抛弃了他。

伦道夫同样也不会提出离婚。他仍以其独特的方式爱着詹妮，另外也没有任何流言蜚语说他同其他女子有暧昧关系。他离不开詹妮，她是他生活中的避风港、力量的源泉、善良的忠告者。他的身体一直较虚弱，而且梅毒病不断复发，致使他在心理上有种不安全感。除此之外，离婚将会使伦道夫所期望的政治前途严重受损。

1880年3月，詹妮和伦道夫以及两个孩子、一个保姆、一个厨师、几个用人一起搬到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地方——圣詹姆斯区29号。那是一条很有名气的小街，它位于一个地势较高、环境幽雅的地区，在晴朗的早晨从这里可观望到远处萨里山的景致。社会名流大都住在此处。圣詹姆斯宫和马尔巴罗宅邸就在蓓尔美尔街的另一边；拐角处是城市里两个最有名的俱乐部：一个是以巨大凸窗而闻名的怀特俱乐部，一个是布德尔俱乐部。

英国的俱乐部对英国绅士而言与其说是家，倒不如说是城堡。如果有人偶然睡觉打鼾，他不是被掉在脚旁的重东西惊醒就是被一位招待喊醒：“椅子上那位先生摇铃要什么东西吗？”所有的俱乐部都各具特色。布德尔俱乐部有条规定，如用银币付账，必须首先把银币投入开水中，然后才能扔到一个皮袋子里以确保卫生。在外交家常聚会的圣詹姆斯俱乐部，奈特利勋爵根本不收银币，他告诉招待：“请收金币。”喀里多尼亚俱乐部的鼻烟盒大有讲究；奥尔良俱乐部的布丁经济实惠；图尔夫俱乐部专门为运动员而开，并给新富和旧地主提供了聚会的场所；伊锡宁自命是社会名流的俱乐部。所有俱乐部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名酒佳肴、纸张笔墨。这里注重保护隐私，伦敦一些最重要的交谈会都在这里进行。

在圣詹姆斯区的尽头有一条死胡同与绿色公园邻接，这里有一座漂亮的宅邸，它就是皮特和伯克时代著名的内政大臣斯宾塞勋爵的家。丘吉尔的邻居是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他在迪斯雷利1876年入选参议院后取代了迪斯雷利任众议院领袖。诺思科特是一位有尊严、有耐心的人，还带有一点顽皮的幽默感。他对他那个时代动荡不安的局势过于宽容，因此很难保住党领袖的职位。后来，伦道夫勋爵就把诺思科特当成自己政治攻击的对象，结果获得了成功。他们一定是一对令人感兴趣的邻居。

1880年4月，英国举行了大选。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中，英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口从2700万猛增到3500万，自由选举法使更多人获得了选举权。迪斯雷利政府成功地同俄国解决了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但随后就遭到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尤其在不光彩的阿富汗和祖鲁战争中（拿破仑三世之子在祖鲁战争中战死）[21]。由于廉价小麦从美洲涌入，政府在农业方面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保守党似乎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甚至在伍德斯托克家乡的选举也不再是十拿九稳的了，因此伦道夫急急忙忙赶到那里以争取选票。

“这里的前景从一开始就让人十分担忧，”他给母亲写信道，“我看我得更频繁地参加这届会议。由于我不怎么参加会议，所以受到他们的严厉指责。”

温斯顿·丘吉尔在《我的早年生活》中描述了他对选举的看法。

1880年，我们都被格莱斯顿先生赶下了台。格莱斯顿先生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蛊惑人心，从而使人们投了保守党的反对票，罢免了我祖父的爱尔兰总督职务……

虽然仅获得60票，伦道夫却获得了胜利。“纵然开始时有很多有利条件，”他的儿子温斯顿后来写道，“他获得了31票，形势仍然不明朗……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丧失殆尽……国家陷入严峻的暴力危险之中，在这种形势下谁还有工夫去注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贵族？尽管如此，他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

1880年夏天，温斯顿已经6岁，他是个惹人烦恼的孩子。詹妮给母亲写信说他是个“十分难管的孩子”。这或许是孩子得不到父母的钟爱而心灰意冷的表现。伦道夫·丘吉尔正专心搞政治，而詹妮面临的重任是如何在3年的销声匿迹后重新进入伦敦社交场，温斯顿和胞弟杰克基本上由保姆埃弗里斯特太太照顾。

詹妮偶尔也照料一下孩子，尤其当埃弗里斯特太太生病或度假时。有这样一个晚上，温斯顿睡不着，詹妮就一直和他玩“海盗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最后弄得她精疲力竭。

假期快要到了，但由于国会直到9月份才能休会，詹妮就把温斯顿和杰克送到了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尔，让他们在那里度过8月。埃弗里斯特太太有个姐姐住在那里，她的姐夫是个监狱长，他给温斯顿讲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越狱故事，还带他长途跋涉到俯瞰大海的悬崖上去。一天，温斯顿写道：“我们看见了一艘巨大无比的船扬帆航行在离海岸只有一二英里的地方。”“那是一艘军用运输船，”监狱长告诉他，“它正载着士兵从战场上回来。”就在那时海面上突然起了风暴，温斯顿后来才知道那艘船倾覆了，300名官兵葬身鱼腹。有人告诉他，后来有潜水员潜到水中去寻找尸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有一些潜水员看到鱼正在吃那些可怜的士兵的尸体时，吓得都晕了过去……”

温斯顿那时写了或许称得上是他的第一封信：“我亲爱的妈妈，我很高兴你要来看我们。我今天痛痛快快地在海里洗了个澡。问爸爸好。你的温斯顿。”

他从文特诺尔回来不久，父母就准备送他到学校读书。

我这一次要离开家好几个星期以便在老师的指导下念书、写字。新学期已经开始了，但我仍需待上七个星期方能回家过圣诞节……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人同我打过招呼，这次离家同样也没人和我商量……

圣乔治是一所专门为上流社会办的名牌学校，它专门为同样由上流社会办的名牌学校伊顿公学输送学生。

11月的一个阴暗的下午，我们来到了这所学校。我们和校长一起喝茶时，我母亲非常随便地同他交谈了起来。我却全神贯注，唯恐碰倒了茶杯造成“一个不好的开端”。一想到我就要被单独留在这群陌生人中间，吃住在这个空旷、瘆人、令人生畏的地方，我就感到一阵阵心酸。我毕竟只有7岁，过去在幼儿园玩玩具玩得十分开心。我的玩具棒极了：我有一个真的蒸汽机、一盏魔术灯笼，还有一支将近一千人的庞大部队。但现在只能读书做功课了。

温斯顿很快就了解到圣乔治是一所经常用鞭子抽打学生的学校。“校方一个月里有两到三次把学生集合到图书馆里。”他回忆道。

然后让两个学生头头把一个或几个捣乱的学生强拉硬拖到隔壁的房间用鞭子抽打，直到他们浑身出血为止，与此同时，其他学生坐在地上胆战心惊地听着他们尖声喊叫。我太恨这所学校了，我在那里两年多的生活充满了忧虑。

有一次，温斯顿因为从食品室里拿了一点糖，结果挨了一顿鞭子。后来，据说他发现了校长的草帽，就把它踢了个稀巴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罗杰·弗赖伊传》曾含糊其词地描述了圣乔治学校的情况。她在这本书中描写了一位憎恨红头发的虐待狂校长鞭打学生的情景。但长着红头发的温斯顿只字未提这位校长的虐待行为，他只给父母写信说：“我在学校生活得非常好。”

在以后的几年里詹妮的生活充满另一种不同的忧虑。生活在伦敦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他们的房租非常贵，温斯顿的学费非常贵，一切东西都非常贵，他们似乎总是入不敷出。“钱”对于詹妮来说，成了一个“可恨”的话题。

幸运的是詹妮很会“用便宜的东西”来布置她的家，她具有装饰家的眼光和收藏家的天赋。早在爱尔兰居住的几年中，她就跑遍了都柏林所有的古玩店，购买了许多上等古式家具。布兰福德曾称她的收藏是“詹妮的舞台道具”。她客厅里的丝绸镶板是她买的最贵重的东西——但没过多久，潮湿的伦敦大雾就把它们给损坏了。

杰罗姆夫人已离开巴黎到纽约同丈夫住在一起了，詹妮给他们写信。

……我们钱的问题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尽管爸爸慷慨解囊“赞助”，我似乎仍感到手头拮据。

伦道夫搞政治需要很多的钱，像参加会议诸如此类的事都需花钱，这次要在伍德斯托克举行的盛大宴会就会花去很多很多的钱……光租房这一项就得花120英镑……但是这对伦道夫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索尔兹伯里和众多社会头面人物都参加，这次宴会必须办好。你们不知道我们怎样的勤俭节约。我只买了一件冬装，是在伍德斯托克花了25先令买的，我的女仆给改了改——这是一件深红色薄法兰绒的衣服。

附：伦道夫向你们问好——顺便提一下，你们是否能把一桶美国苹果给我寄到圣詹姆斯区？我特别想吃。

这时的詹妮·丘吉尔具有许多闪光的品质，她美丽迷人、风趣聪颖，然而她对他人产生的积极影响基本上是在社交方面，而且主要局限于男人。她已突破了限制维多利亚社会一般妇女思想和行为的呆板的小框框。她的谈话内容不仅仅限于她那个时代女人的烦琐小事，她几乎无所不晓，无所不谈。但令人费解的是，她虽然已27岁，然而她既不是一位有成就的妻子也不是一位有成就的母亲。1881年是她生活发生彻底改变的转折点，对伦道夫来说也是如此。这对夫妻似乎突然意识到政治上的成功将会影响许多其他方面——他们的自尊、社会地位，尤其是他们的婚姻。他们为政治共同付出的热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回报，将会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供他们一同探讨和安排。詹妮对书面语颇有造诣，因此可以帮助丈夫准备讲稿——她可以读讲稿，听讲稿，提出修改意见，甚至还起草一些讲稿。伦道夫也同样信赖詹妮对人们的看法和直觉判断。

伦道夫·丘吉尔这位唯党命是从、沉默寡言的后座议员顷刻间变成了一位敢作敢为、冷言冷语、得意扬扬、不顾后果的勇士。这位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社会文盲突然间变成了一位坚持原则、有胆有识的政治风云人物。

然而要规划好这一新发现的前途，他仍感到力不从心。在外交事务方面他只有一丁点儿经历，在政治历史方面，除了爱尔兰问题之外，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做个演说家，他似乎都没有成功的希望。他的嗓子喉音太重，常产生一种“离奇古怪的滚动声音，仿佛他的嘴小舌头大，不成比例”。（温斯顿·丘吉尔后来继承了其父的嗓音和讲话方式。）还有一件令人十分困窘的事，伦道夫在强调某一点时不是挥动胳膊而是摇头晃脑。他的体态也不雅观，他长得纤细瘦小，中等身材偏矮，一副时髦的象牙小胡子还算好看，但似乎和他的脸不成比例。

然而，那时常迸发的满腔愤怒使他的演讲铿锵有力，使人们忘记了那张脸、那体态和那喉音。他在孩提时就已具备这种愤怒，正像沙恩·莱斯利所描写的那样，他有一次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拿起一把银勺子又掰又踩，又咬又摔”。这种愤怒何时何地发泄，无人能预料得到。他的敌人猜不到，他的朋友也猜不到他会说些什么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论断是玄虚的还是混乱的，是以信念为依据的还是以自我牺牲为依据的。

有一次抨击一本政府小册子时，伦道夫将小册子扔到议会的地板上，在保守党党员的长时间大声喝彩声中把小册子在脚底下踩来踩去。那次演讲之后，詹妮在一封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大家……都涌来向我表示祝贺，这使我感到仿佛这件事是我做的。”

他演讲时幽默中带刺，措辞严谨贴切，思想方式愤世嫉俗而闪闪发光，并具有使人心服口服的魔力。在帕丁顿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听众中有一位妇女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丘吉尔要大家安静，然后说道：“先生们，当一个女人和你争论时，唯一的回答是——保持沉默。”听众赞同地哄然大笑。他不久就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小帮志同道合的同党，他和另外三人在议会里组成了一个小组，不久就有了个“第四党”的绰号。

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比伦道夫年长15岁，一直与他们家是好友，他是这四人中最善于诡辩、最镇定自如的活动家。詹妮结婚前在考斯遇见过他，后来她把他描写成一位“最好的朋友……他的皮肤白里透红，令女孩们妒忌，他的眼镜后面隐藏着喜悦的眼光……这似乎是阴差阳错的天赐，他的玩笑挽救了许多尴尬场面”。正是沃尔夫的热情给这伙人的聚会增加了合家欢的气氛。

另一位叫约翰·埃尔登·戈斯特，他是一位态度严肃认真、爱精打细算的人，大约50岁。他当了14年国会议员，是迪斯雷利的密友。詹妮在《回忆录》中曾谈到过他，说他似乎总是板着面孔，但“他能使自己举止文雅”。

32岁的阿瑟·詹姆斯·鲍尔弗是第四党中一位摇摆不定的成员，他时进时出，见政治形势而使舵。鲍尔弗是他的叔父索尔兹伯里的秘书，他会把伦道夫的一举一动全面及时地通报给他。鲍尔弗似乎不需要任何人的扶持，他是同时代风云人物中最纯正的保守党员。26岁那年，鲍尔弗像伦道夫一样从家族控制的一个选区被选入议会。

后来，人们说，他参加第四党并坐在议会前排的原因之一，是他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把腿伸开。鲍尔弗是个身高6英尺的细高个，他坐着时似乎总驼着背。《笨拙》幽默周刊的亨利·露西在描写这一姿势时说，鲍尔弗仿佛正在努力发现“他最终能不能坐在双肩上”。温斯顿·丘吉尔在以后的日子里称鲍尔弗是“活着的最勇敢的人。我敢说即使你拿手枪对准他的脸，他也不会害怕”。然而，国会中一些爱尔兰议员却叫他“鲍尔弗小姐”，甚至叫他“克拉拉”（克拉拉是常见的妇女的名字）。因为他确实有股子女人气质。

詹妮特别羡慕鲍尔弗的音乐才华，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演奏贝多芬和舒曼的钢琴二重奏。她仍保留着他在议会上写给她的这张便条：

我坐在这倒霉的座位上浑身上下都感到不自在：当你在听瓦格纳的不谐和音时，我却在听爱尔兰人咕哝咕哝的牢骚声——两者都发出铜管乐器的音响，其他方面则无多大相同之处！我现在坐在紧挨着——实际上我可以坐在紧挨着你的地方！我是个多么悲伤的牺牲品。

她和鲍尔弗、戈斯特情趣相同，都对音乐颇感兴趣，他们三人经常一同去听音乐会，尤其爱听“星期一流行音乐会”。“那些看见过我们三人同行漫步的时髦轻薄的朋友常同我打情骂俏，取笑我那‘奇怪’的同伴，”詹妮写道，“一个留着胡须，戴着眼镜，一副正人君子样子；另一个则留着长发，脚蹬鞋罩，是标准的美男子。”

詹妮实际上是第四党中的第五位成员。“第四党的许多纲领计划制定时我都在场，”詹妮说，“我们称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爵士的极端保守主义心腹是‘山羊’，过去经常拿他们打趣逗乐，好不开心！这帮人的垮台真是太棒了。”

全国大选后的第6个月，即1880年8月，自由党觉察到第四党自从大选以来一共发表了247次演讲，提出了73个问题，因此，他们严肃地指责第四党“故意妨碍议事”。

第一张关于第四党的漫画真实地描绘了伦道夫的特征，尤其突出了他那双大眼睛。伦道夫仰望天空，他的三个迷惑不解的同伴悄声说道：“我们不知道他在把我们领向何处？”国会评论家露西描写这伙人的心境是“年轻人的心境，顽童的心境，他们玩耍政治，忘乎所以时就乱揪那些达官显贵的胡子……”

议员们总会料到伦道夫会玩些别出心裁、令人意想不到的鬼花招。除了他之外，还会有谁胆大包天，在众议院前的斜坡上骑自行车锻炼身体；除了他之外，还会有谁跟人家打赌说他能在议会子夜钟声敲响时沿威斯敏斯特桥跑个来回，而且还真的这样做了；除了伦道夫之外，还会有谁在议会休息厅告诉另一个保守党党员说：“你最好参加我的组织。坐在老山羊（诺思科特）身后你是什么乐趣也不会有的。”

伦道夫这位花花公子的礼服总不系扣，看上去无可挑剔但有些轻浮，他能用最动人的含蓄方式提出问题，每次都能唤起格莱斯顿首相的激情。格莱斯顿是位优秀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他能最后推翻迪斯雷利政府主要归功于他的雄辩口才。然而他非常易怒，尽管他能迅速恢复平静，最终回答问题。格莱斯顿刚回答完一个问题，另一位第四党成员就又提出一个问题，就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格莱斯顿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南非有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下个世纪温斯顿·丘吉尔政府所头痛的问题。但是第四党攻击的主要目标是爱尔兰问题。爱尔兰的动荡不安愈演愈烈，格莱斯顿政府对此似乎束手无策。第四党认为高压政策不是消除爱尔兰动乱的必要手段，适当的教育和增加社会福利才是万全之策。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第四党“托利主义民主”之中心要点。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不久就被吸引到了伦道夫的轨道上。帕内尔坚定不移地认为，爱尔兰事业将会深深地触动伦道夫，而他的其他保守党同道则不如他。帕内尔现在和伦道夫成了战友，因此他敏锐地估计到他会鼓动一些自由党党员同他走一条路。帕内尔的倒戈将会使第四党的力量倍增，因为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的多数自由党议员立场并不坚定。而且，第四党会给议会中的爱尔兰帮提供所急需的势力。帕内尔个人在议会中有37位拥护者，而提议休会需要40个人支持，现在加上第四党，爱尔兰帮就有了它所必需的40人。

议会的前排座位是议会注意的焦点、议员们觊觎的位置，伦道夫没用多久就占据了一席之地。亨利·露西这样评价伦道夫：“这位年轻时髦的议员所展示的心胸几乎比任何人都崇高开阔，他对国家事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起来通宵达旦，对于性情孤独的首相毫不怜悯，而且公开抨击……”

伦道夫渐渐用更激烈的言辞攻击他的长辈格莱斯顿。他在演讲中称格莱斯顿政府是“革命的顽童、教堂的盗贼、不法之徒的朋友、忠臣的敌人……”

“有一次，”詹妮写道，

我坐在议会听伦道夫言辞激烈地抨击他（格莱斯顿），他毫不相让，反唇相讥。时间已经很晚了，伦道夫和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中，换了衣服就去斯宾塞宅邸参加晚宴。我进去后碰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格莱斯顿先生，他立即走过来说道：“我希望伦道夫勋爵费了这么大劲后不要太累了。”

格莱斯顿举行的晚宴上要朗读莎士比亚和麦考利的作品。那个时代典型的绅士风度仍是格莱斯顿型的：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对佃户以诚相见从不苛刻，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从不留名，而且每个星期日都到教堂做礼拜从不耽搁。

詹妮有时坐在众议院的女听众席上，紧挨着“潇洒尊贵”的格莱斯顿夫人。如遇到特别的辩论时，这块小小的听众席常坐有50名妇女，她们拥挤在“毫不贪色的英国立法家们抛给她们的这一又小又暗的笼子里”。众议员中的女听众席——当时人们叫它“议会的笼子”——有三排座位，詹妮详细描写了前排妇女是如何坐在那里的。

她们被夹在那里，膝盖顶着格栅，脖子伸向前方，如果她们希望听到些东西就必须侧耳聆听……第二排的人经第一排的人同意后方能一睹下面议员的尊容，其余的人只好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力，或者干脆退到后面一间小房子里聊天品茶……除了自己公开发表演讲之外，没有什么事比听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发表演说更令人紧张不安了。然而，如果听的次数多了，尤其在自己的亲人比较自信时，这种严峻考验感毫无疑问会渐渐消失。在这一方面，我敢说我比较走运，尽管伦道夫经过几年的锻炼仍在站起演讲前有些紧张。

詹妮毫无恐惧，她生性坚强刚毅。到1881年春天，她已帮助伦道夫战胜了恐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他从詹妮身上获取的这一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正是这种自信心使伦道夫产生了一种容易兴奋的气质和政治吸引力，从而加快了他青云直上的速度。

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詹妮写道：

伦道夫已经成了一颗灿烂辉煌的、受人赞誉的明珠。有人告诉我他已在议会中为自己树起了威望，你们听到这一消息肯定高兴……当这届政府下台后（他们说用不了多久），我幻想着他和其好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能谋到一个重要的职位……

迪斯雷利发表自己的预言时从不留余地。他告诉伦道夫的一位自由党朋友亨利·詹姆斯爵士说，保守党不久就会大举反攻，重新掌权。“一旦掌权，”迪斯雷利说，“他（伦道夫）要什么他们就得给他什么，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说什么他们就得同意什么。”

迪斯雷利早先是伦道夫帮的顾问，他曾经告诉他们说：“我十分同情你们，因为我本人以前也从来不受人们的尊敬。”这位前首相尽管受封了毕康菲尔德勋爵称号，当了上参议院议员，他仍是保守党的挂名领袖。第四党遇到重大问题时常求教于他；一旦他们与自己的保守党领导们发生纠纷时，他就及时站出来调解。他像以前一样仍懒洋洋地坐在众议院里，长长的礼服大衣遮盖着交叉的双腿，身体瘫软在座位上，双臂交织着放在胸前，耷拉着脑袋，仿佛就要睡着似的，实际上他敏锐地了解发生的一切事情。

迪斯雷利于1881年4月末去世。年轻的温斯顿后来回忆道：

我每天都焦虑地关注着他的病痛。因为大家都说他的逝世将会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再没有人能阻止格莱斯顿先生的独断专横、我行我素的恶行。我知道毕康菲尔德勋爵快不行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天，我碰见的所有人都神色悲哀，四处奔走，因为——他们说——一位热爱我们的祖国、敢于蔑视俄国人的、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由于激进分子对他忘恩负义而死于心肌梗死。

迪斯雷利去世后，伦道夫变得更加雄猛狂妄。他对格莱斯顿发动了更加猛烈的人身攻击，而且常常辛辣尖刻。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最近不定哪一天你肯定会置格莱斯顿于死地。”“嗬，绝对不会！”伦道夫回答说，“他肯定比我活得长。我经常跟我妻子说他一定会给她写一封十分动人的信，建议把我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只有名人才能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与此同时，从詹妮的姐姐克拉丽塔那儿也传来喜讯，她已订婚，不久就要举行婚礼。莫尔顿·弗雷温出身于萨塞克斯一个古老的家族，是公认的英格兰最优秀的绅士和骑马能手之一。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自信心强的运动员，曾在科罗拉多州赶过一年牛群，在得克萨斯州野牛出没的荒野探过险，对那里的大人小孩都熟悉。“长着褐色眼睛的坏蛋并不可怕，”弗雷温曾写道，“但长着灰色或灰蓝色眼睛的，见到枪眼睛就变成深灰色的家伙——他们才是那种需要认真对付的人。”莫尔顿把自己描写成“像钉子一样细长而又坚硬”。他有一种能说会道的天赋，而且常常十分固执己见，非常容易地就进入了纽约伦纳德·杰罗姆的圈子里。“我命中注定的岳父伦纳德·杰罗姆是最善良和蔼的男人之一，他是我加入的那个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圈子中的核心人物。”莫尔顿对未来的岳母的看法相对来说差一点，他叫她“坐牛”，因为“她看上去像一个面孔瘦长尖削的印第安女人，而且在我求婚拜访时她从不站起来”。他对未来的妹妹詹妮总是小心翼翼地称其为“伦道夫夫人”。

詹妮认为弗雷温配不上她姐姐，而且公开表明了这一看法。克拉丽塔比她年长4岁，然而詹妮对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并毫无悔意。她觉得弗雷温既不能给她的姐姐带来所需的安全感，也不能给她的姐姐带来所需的稳定生活。莫尔顿曾是莉莉·兰特里求婚队伍中最积极主动的一位，后者在1881年首次主演了《她的堕落》，曾在英国上下引起轰动，名声大振。兰特里是位金发女郎，体态娇媚，令人神魂颠倒，无论她走到哪儿身后都跟着一大群人。（霍顿勋爵把詹妮介绍给莉莉·兰特里时曾说道：“能介绍欧洲两位最漂亮的女子相识，我感到自豪。”）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很快就留起了兰特里发结，争相购买兰特里鞋和兰特里女帽。有人看见莉莉和威尔士王子天黑之后仍在公园里骑马游玩；比利时国王早晨9点就来拜访她；奥地利皇太子送给她的鲜花不计其数。弗雷温送给莉莉一匹漂亮骏马，但是最后知趣地退出了与皇室家族的竞争。

弗雷温同兰特里之间发生的情场风波仅仅是詹妮反对弗雷温的一个因素。但詹妮在伦敦，克拉丽塔和弗雷温一块儿在纽约，婚礼将照样举行。

1881年，弗雷温和克拉丽塔在纽约的格雷斯教堂举行了婚礼。这对年轻夫妇的蜜月是在莫尔顿的松木房子里度过的。房子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山丘上，俯视着怀俄明州的波德尔河。他们吃的全是鲜肉活鱼，这和克拉丽塔以前吃的美味佳肴完全不同。她的法国女用人仍跟着她。莫尔顿邀请詹妮来参观他们比格霍恩的新家。

我可以保证您的丈夫在这里会见到世界第一流的射击场，领略到世界上最美的生活。这是一个多么不协调的世纪：我们有一部电话能从这座房子与我们下游25英里处的商店和邮局通话，上周有许多印第安人——裸露身体而不知羞耻——通过它相互讲话。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惊讶恐慌，真是荒唐可笑……

莫尔顿后来去伦敦看望了丘吉尔一家，他给妻子写信说，他对伦道夫那“无声的力量”十分钦佩，“……然而詹妮却是一位天使，她患有百日咳，孩子们也一样。伦道夫身体有病而且脾气相当暴躁，但她任劳任怨，把一切事处理得有条不紊”。弗雷温在另一封信中把詹妮同利奥尼做了比较后认为：“詹妮不具备利奥尼那种深沉的性格。”

即将来临的悲剧考验使詹妮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了。伦道夫的梅毒一直比较轻微，但现在突然加重了，头痛、高烧，伦道夫变得更加烦躁易怒。他的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潜在的歇斯底里，所以，詹妮一方面得安慰丈夫，一方面还得平抚迷惑不解的朋友们的骚动情绪。

伦道夫相继同自己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断绝了来往，甚至在爱尔兰问题上同戈斯特也分道扬镳了。这种情况最后发展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哈廷顿勋爵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终于当众斥责伦道夫是位“卑鄙无耻、无法无天、满嘴谎言之徒”。伦道夫没有用惯于使用的轻蔑和嘲弄予以回敬，而是立即派出一个使者到哈廷顿那里要求他收回自己的话，否则就进行决斗。他的使者——奥谢上尉——比他的要求更奇特，他是众议员中一位爱尔兰籍议员，是帕内尔女管家的丈夫。哈廷顿为自己的话道了歉，因此这事就算完结了。然而，朋友们却把伦道夫的这种举动看成是他已濒临衰竭的另一个迹象。

由于病情恶化，伦道夫决意回布伦海姆宫多住些日子——重温往日的田园生活，重温孩提时的风景。现在公爵夫人重新得到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就时时处处刁难詹妮。那年冬天，詹妮从布伦海姆宫给她母亲写信。

我已完全忘记了和爱我的人待在一起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有时我多么希望能和一个情投意合的人谈话。伦道夫当然对我相当不错，他无论干什么总带着我去，但我怎么能总给他讲他母亲的不好，其实她十分疼爱他，而且愿为他做任何事情——事实是我就是不喜欢住在这里。这并不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平淡无奇，对此我并不介意，受人摆布或寄人篱下才是我苦恼烦闷的原因。我不想隐瞒这一点，公爵夫人恨我，不为别的，就为我比她的女儿们也许长得漂亮一点，迷人一点。她对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连穿衣打扮都吹毛求疵。我们俩总是尽量客客气气，然而很像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1882年春天，詹妮在温布尔顿附近租了一个小别墅，她和伦道夫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远离公众，停止了一切政务活动。这是一幢漂亮的房子，房前有长长的绿色草坪，还有一个玫瑰花园。这段宁静安逸的生活再次密切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伦道夫的病又有了好转。

那年初夏，他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詹妮同伦道夫一起来到纽约，同詹妮家人住在了一起。她以前的信中早就流露出愿同家人共聚一堂的愿望，这是一种归根的愿望。伦纳德·杰罗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他的女婿：“……身体虚弱但性情暴躁……我觉得詹妮对他太合适了，他从她身上吸取了力量。我十分喜欢他们住在这里，我信任伦道夫。”

美国“优雅的80年代”是一个国泰民安、没有战事的年代。5年前，随着印第安最后一个苏族疯马酋长[22]的灭亡，随着联邦占领军的最后一个兵团撤出南方，战火纷飞的年代结束了。1881年，詹姆斯·伽菲尔德遇刺身亡，切斯特·阿瑟就任新总统。如果那时的总统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不需要伟大的领导者。

丘吉尔一家在美国住了两个月，刚好赶上曼哈顿的大街小巷都安装上了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他们从而目睹了街道的夜景。纽约当时只有小小的褐色沙石或红砖建筑，大腹火炉，马车，街头艺人以及呆头呆脑、无处不在的印第安人。男人们身穿硬纸领衣服，牧师们斥责棒球是笨汉和“没教养的人”的运动。哈莱姆是一个幽静的郊区，布朗克斯还是个乡下小镇，摩天大楼只有十二层高。多数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6天，平均周工资10美元。许多工人工作的时间更长，但工资更低。甚至一场小病都能使人倾家荡产，父亲一去世，孩子们就沦落成了沿街乞讨的孤儿。移民们拥挤在贫民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纽约200万人口中就有50万人不会讲英语。城里有些地段暴力犯罪成灾，聚众打架斗殴不断，连警察都很少贸然去干涉——除非全体出动。发生在鲍里大街上的凶杀案既多又在意料之中，但是，如果有人在城里的富人居住区犯罪被抓获，他肯定会在附近警察局的后院遭到一顿痛打。

在阿斯特或范德比尔特名流圈子里，这样的事从不会进入他们的谈话中。小说家伊迪丝·华顿说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不是理智的，也很少闪耀着光芒，但它总是轻松的，有时是诙谐的”。谈话的主题主要集中在“食品、美酒、骏马、游艇、交谊舞、婚姻以及新港的别墅”上面。

他们寻找新奇刺激的方法简直到了稀奇古怪的地步：在马背上进晚餐，让马吃鲜花喝香槟；为一条戴着价值15000美元钻石脖圈的深褐色小狗举行宴会；把上等的黑珍珠放在牡蛎内后端上宴席；让猴子与客人在客厅餐桌旁交换座位；把整个管弦乐队雇来为新生婴儿演奏小夜曲。

但是，城里谈论最广泛的主题是威廉·巴克豪斯·阿斯特夫人和威廉·基萨姆·范德比尔特夫人之间的社交战。阿斯特夫人是位“身材高大、威严高傲、令人生畏的女人”，她一直是纽约上流社会唯一的主宰。范德比尔特夫人的争强好胜就像她丰满的体态一样显而易见。她不甘示弱，决心和阿斯特夫人决一雌雄。她花费了300万美元建造了一座法式城堡，而后宣布她要举办一次舞会以庆祝新宫殿的落成，与阿斯特夫人展开了一场社交战争，这场社交战争以范德比尔特夫人的胜利而告终。

丘吉尔一家没有参加范德比尔特的舞会，因为伦道夫急于要回英国，詹妮也一样。社交生活总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它的诱惑力现在似乎使她生厌，只有政治才能使她心情振奋。阿斯特与范德比尔特之间的家仇根本比不了第四党疾风暴雨式的战斗。能够再次领略家人的坦率，沉浸在家人的爱恋之中使她心情舒畅，而且她非常喜欢美国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气活力。也许她的心仍在美国，但她的精神和抱负却在英国。

就在詹妮和伦道夫离开美国前，爱尔兰的骚乱再次成了报刊的头版新闻。“我记得有一位记者来麦迪逊区拜访了我父亲并告诉了我一个新闻。我们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然而第二天报纸证实了这一新闻……伯克先生……还有他的姐姐……我们非常熟悉。”托马斯·伯克是常设政务次长，丘吉尔家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是格莱斯顿的亲密朋友，他们两人在凤凰公园被一个称之为爱尔兰隐形军的组织暗杀了。

翌年，詹妮在都柏林参观马术表演时，基尔麦海姆监狱的一位官员邀请她去看看那几个暗杀者。刚开始她对这个邀请不太重视，但后来得知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有这个机会，詹妮开始感兴趣了。牢房的景象令其心酸。正在她参观时，没想到监察主任来视察监狱了，因此詹妮被藏在一个阴冷的牢房里以避免不必要的解释。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面漆黑一片，詹妮确信自己看见了耗子那“闪闪发亮的小眼睛”。她差点要尖叫时门突然被打开了。后来，她每次想到监察主任如果在牢房里看见她时的表情就忍不住大笑，尤其想到他以前在某社交场合见过她。这次经历应该很适合在聚餐时成为很好的谈资，但是詹妮在暗杀犯被依法惩办后的三年多里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此事，唯恐损害监狱长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