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婚姻

詹妮、伦道夫和温斯顿搬进了“小白楼”。这是一座带有绿色百叶窗和阳台的低矮建筑，它坐落在凤凰公园里，离总督居住的总督府仅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这个巨大的公园占地1700英亩，曾是古代的决斗场和驯鹿场。它原是总督们狩猎的地方，后来才改建成都柏林的公共娱乐场所。

总督马尔巴罗公爵的前任是阿伯康公爵，人们称他为“帅老头”（Old Magnificent）。他可敬可爱，相貌堂堂，胡须上喷着香水，常给那些过路的妙龄女郎留下甜蜜的回忆，甚至令有些漂亮的小妞神魂颠倒。马尔巴罗取代阿伯康这件事令人十分尴尬，原因是布兰福德的妻子——她因艾尔斯福德丑闻而被抛弃——是阿伯康的女儿。

詹妮喜欢爱尔兰。她用一个23岁、享有特权的女子罗曼蒂克的眼睛来审视这绿色的岛国。在她眼中，这不是一块贫瘠多山的土地，而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地方，它那绿色的草地上排列着许多石头围墙，就像“一只饱经风霜的手上凸起的青筋”。她看见的不是破烂不堪的土屋，而是中世纪为躲避外国侵略者所建造的尖尖的圆石塔，以及争奇斗艳的鲜花、海浪拍击的海岸和黑色煤泥旁堆放的鲜亮的燕麦。她看不到饥寒交迫的人们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只看到身穿红色短裙、裸露双腿的爱尔兰女子骑在驴背上悠闲自得的样子。对詹妮来说，甚至这个地方的许多地名读起来都富有诗意，如伊尼世莫尔、蒂珀雷里、利默里克、布拉尼、马克吉利卡蒂和利克斯。

尽管她不久就会了解到爱尔兰的严酷现实，但此时此刻她却沉浸于欢乐之中。她的主要活动大多在室外：在基拉尼湖上和被称之为海湾的宽阔的河面上扬帆航行，在戈尔韦湾和康涅马拉河中垂钓鳟鱼，在韦斯特波特的斯莱戈勋爵狩猎场持枪猎鹬，在马克劳斯教堂附近打靶射击，在曲折的海岸形成的天然港湾里捕捞龙虾，在埃莫（伦道夫在这里住过好几周，与他的即将去世的伯母相伴）附近的波塔林顿勋爵家欢度周末，在野树林里和广阔的田野上骑马奔驰。詹妮酷爱骑马，她“只要发现一匹好马就千方百计想弄到手”，到手后便骑马纵情驰骋。有一次，她骑上了从牛津借来的一匹棕色母马，不仅越过了基尔代尔郡多数“危险的”围墙，而且在米斯的岸边和狭窄的转弯处都能回转自如，仿佛她“生来就具备这些天赋”。

经常骑马奔驰使她的旺盛精力得以宣泄，而且使她产生了一种自由感——一种摆脱婆婆监视的自由感，一种摆脱总督府里的繁文缛节的自由感，一种感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自由感。

伦道夫偶尔和她结伴并驱。有一次，她正通过围墙上的入口时，突然笨重的大门一转，把她的坐骑给撞倒了。

很幸运，我摔下来时仍神志清醒，但看上去我好像已被马压碎。伦道夫这时正好赶了上来，他以为我被压死了。不一会儿，当他看到我安然无恙时心中万分激动，随手拿起我的酒壶喝了个底朝天。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在开他的玩笑，说我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他却把威士忌喝了个够。

詹妮有一张照片，上面的她身穿一件黑色骑服，头戴一顶样子十分别致的黑丝帽。温斯顿2岁时随全家搬到爱尔兰，6岁时就随全家离开了爱尔兰，他成年后仍能记得这一形象。“她在爱尔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身穿一件紧身骑装，上面经常点缀着许多泥点。”

阿伯农勋爵对她的回忆有所不同。阿伯农，即前埃德加·文森特爵士，是一位政治家和哲学家、前任驻柏林大使，他还是一位住在土耳其的国际银行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英国的美男子之一。他写道：

我对初次见到她（詹妮）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我在都柏林的总督府里，她站在入口处的左边。房子尽头高台上站着总督，四周站着许多社会名流。然而他们的目光并没有朝向总督或他的夫人，而是注视着站在不远处的一位体态娇小、身着黑色服装的少妇。她的装束绚丽别致，略显透亮，十分得体，卓然超群。她头发上的星状钻石是她最喜爱的装饰物，但其光泽和她那双炯炯闪烁的明眸比起来就黯然失色多了。她的目光与其说像一位女人的倒不如说更像一头黑豹的，她的聪明才智自然是丛林世界难以望其项背的。她的勇气不比她丈夫的逊色——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完全能够胜任抚养这位大公爵后代的义务。仪态万方、人品高尚使她艳名远扬，倍受尊崇。她讨人喜欢，她尽情享受生活乐趣，并衷心希望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样，以她为中心就形成一个对她忠心耿耿的集团。

后来，阿伯农勋爵和詹妮成了莫逆之交。

所有的爱尔兰男子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热情好客、精明强干，对生活和“活着高于一切”这一信条确信无疑。“我们住在那里的三年中，”她写道，“我从不记得碰到过一位真正迟钝的人，无论是大法官阁下还是我们熟悉的马车夫，他们都彬彬有礼，热情好客。”

伦道夫·丘吉尔大部分时间都在国会从政。詹妮按时给他写信：“……温斯顿现在活泼爱动，这两天老发脾气，可以说动不动就大喊大叫。埃弗里斯特一直为他的衣服唠叨个没完，说他衣服太少，而且又破旧不堪，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全是诸如此类的话。

伦道夫在国会从政的头三年中总共才发表过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他的演讲既不重要也不动人。1878年1月28日，他在从伦敦写给詹妮的信中说道：

……我敢肯定这场辩论将会充满着火药味，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得而知。我认为我能够作一次抨击政府的有分量的发言，然而老本廷克今天截住了我，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当然得为我的前途考虑……事情现在非常难办……

那时似乎并无什么前途可言，但它的确成了在各种各样原则问题上让步的借口。马尔巴罗公爵终于说服伦道夫在一份给威尔士亲王的长长的正式道歉书上签了名，而女王和大法官给伦道夫准备了一封表示更多悔悟的道歉信，他也在上面签了名。

不过，这仍没有治愈他们之间的裂痕，为此詹妮很少和伦道夫一块儿去伦敦。她不愿受到冷落，也不愿受到嘲笑。但在1878年那个夏天，她确确实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了为迪斯雷利（三年前他受封为毕康斯菲特伯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举行的“光荣和平”宴会。索尔兹伯里刚从柏林开会回来，在那次会议上英国和俄国就达达尼尔海峡[19]问题达成了和平协议。詹妮陪伴着惠灵顿公爵夫人。“场面实在太动人了，”她谈及这次宴会时说道，“毕康斯菲特伯爵看上去就像一个黑色的狮身人面兽，他站起身讲话时全场气氛热烈到了极点。正是在这次宴会上，他讥讽地用一个手指指着格莱斯顿先生宣布说，他（格莱斯顿）‘为自己的华丽辞藻而沾沾自喜’。”

来自爱尔兰的、脾气暴躁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在伦道夫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第二年也进入国会。他的初次演说像伦道夫的一样磕磕巴巴，显得十分紧张，不同之处在于他感情充沛，有坚强的信念，尤其在涉及爱尔兰自治权的问题上更是如此。“爱尔兰不是一块残缺不全的地理碎片，”他说道，“她是一个国家。”帕内尔在国会内逐渐把一小帮芬尼亚[20]追随者组织起来，否决所有的提案，除非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伦道夫有一次曾说“这帮芬尼亚分子太令人讨厌了”，还称他们是“一支伟大的秘密无声部队”。他实际上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力量。

作为一种运动，芬尼亚主义首先出现在美国，它把革命输进了爱尔兰，但此时与其说它还在发展滋蔓，倒不如说它已成为一种象征。它举行的为数不多的起义均遭挫折，声势最浩大的一次发生在1867年，在离都柏林几英里的地方，结果导致960人被捕，这个运动差点夭折。还有一位爱尔兰人，即才华横溢的艾萨克·巴特，态度则比较温和，他是国会中公认的60位赞成爱尔兰自治法的领袖代表。他相信口才和理智的力量，帕内尔则相信武力。帕内尔把下议院看作是英国的机构，十分憎恨它；而巴特却热爱它。

伦道夫和詹妮对这两个人都很熟悉，但巴特是他们的好友，并且已开始影响他们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看法。其他的爱尔兰朋友，如菲茨杰本大法官和詹姆斯·希利老议员也想方设法让丘吉尔一家为自治事业贡献其力量。

这些爱尔兰的领导者们认为詹妮是一位有头脑的人，一位可以在一起谈论重大事情的、了不起的人。这让她印象深刻。大凡经验丰富、年岁较大而且智慧超人的男子，都很容易只把她看成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女人，见面吻手以后便弃而不顾。由于这些领导者们不这样看，加之她感到能够和他们唇枪舌剑展开辩论，所以即使她丈夫不在场，她的独立感也日益增强。

尽管丘吉尔一家对自治法的态度并未改变，但伦道夫对这个重大问题了如指掌，这使他对爱尔兰问题深怀同情，并想以此作为他飞黄腾达的跳板。伦道夫在早期的一次讲话中，为回击一位嘲弄过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的爱尔兰议员，曾以牙还牙地称都柏林为“一个煽动性的首都”，现在他公开道歉说：“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了解爱尔兰。”后来他在家乡伍德斯托克选区发表了一篇富有鼓动性的讲话，把两个民族间危机的真正原因归咎于英国政府几十年来治国无策和对爱尔兰问题熟视无睹。“政府对许多重大的急需处理的问题从不过问，”他警告说，“只要这些问题被忽视，政府必将要面对来自爱尔兰的抵制。”

这一史无前例的批评出自一位保守党贵族之口，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刊社论骂伦道夫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阶级。迪斯雷利显然不赞同伦道夫在伍德斯托克发表的讲话，他在给马尔巴罗公爵的信中写道，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星火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不亚于瘟疫和饥荒的灾难性的”威胁。一位朋友要马尔巴罗解释清楚伦道夫这一轰动一时的讲话。“我唯一能为伦道夫找到的借口，”公爵回信说，“是他肯定疯了，或者当地的香槟酒或红葡萄酒喝多了。我只能说他所有的这些信口开河全是他自作主张。”

但是，詹妮却相信她的丈夫。她和伦道夫确确实实已失去了初恋的激情，他们的婚姻所以能够继续维持是因为同王子的冲突给他们带来了社交上的难堪，然而他们之间长久的相互尊重是保持整体感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伦道夫深知妻子意志刚强，精力充沛，精明聪颖；詹妮也清楚地意识到伦道夫具有潜在的智慧和激情，只不过时隐时现罢了。假如伦道夫没有得到詹妮的全力支持，他在这段政治生涯飘忽不定的时期肯定抵挡不住其父的压力和其母的哀求。

1877年，由于土豆歉收，爱尔兰出现了饥荒，整整两年，人们饥肠辘辘，惊恐万状，倾家荡产。由于官方救援物资严重不足，公爵夫人成立了一个“救灾基金会”，其主要目的是向老弱病残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其资金至少可以帮助几户人家使之不进济贫院，并给学校提供粮食和衣物。詹妮和伦道夫双双投入到抗灾活动中，他们四处奔波，走遍全国，从沼泽地带到崇山峻岭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人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南部爱尔兰的情景尤为凄惨，这些都使他们触目惊心。“我们在四处奔波中有机会亲眼看见农民的贫困，他们贫困得令人心碎，他们活着……与其说像人倒不如说更像动物。”詹妮写道。

他们发现人们拥挤在一间只有稻草和毯子的草屋里，除了土豆蘸食盐，什么也吃不上，一年中只能吃上两次肉，一次在复活节，一次在圣诞节。也无法养猪，因为没有烂菜叶子喂它们——人们能吃上烂菜叶也是一种奢侈。丘吉尔夫妇几乎一同跑遍了爱尔兰的每一郡县，所见所闻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经历对詹妮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她第一次把自己同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和社会地位相同的其他人相比，她和伦道夫的花费确实有限，他们经济上仍不太宽裕，有时不得不缩减开支。之前，她从未见到过饥饿的恐怖，没见过孩子们衣不遮体的惨相，没见过由于缺煤而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的家庭。如今目睹的惨状使她震惊，使她伤心。她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不会让伦道夫忘记这种他们新发现的惨景。

然而，她的儿子也要求她的关心。“……温斯顿刚才还和我待在一起，”她在给伦道夫的信中写道，“他太逗人爱了。‘我就是不让妈妈走——如果她走，我就赶上火车跳进去。’他对我说。我已告诉埃弗里斯特太太，如果明天天气好就带他出去坐车玩玩。”

温斯顿叫埃弗里斯特太太“伍姆”（Woom）或“伍莫妮”（Woomany），她常常带他去看童话剧，教他识字，把他领进了“算术的迷宫”。温斯顿在《我的早年生活》中写道：

这些复杂的运算使我的日常生活笼罩着越来越浓的阴影，它们剥夺了孩子想在托儿所或幼儿园做有趣的游戏的权利。它们破坏了他的快乐幸福生活……我母亲并不强迫我，但她让我明白她赞成这种做法，她总是站在家庭教师一边。

由于英国的传统习惯，詹妮对温斯顿的教育只能像监工一样站在一定的距离外进行监督。孩子们只能在早餐、午餐和上床就寝前与父母稍有接触。在那个时代，保姆给孩子们灌输一种紧张感，她们反复强调说所有的孩子在父母面前必须有最佳的表现，因此父母常被视为喜怒无常的特殊人物。如果有的孩子行为举止不佳，哪怕抽泣或突然笑了一下，就会立即受罚，或者被送到幼儿园，甚至不给甜食吃。那个时代的贵族阶层的孩子们发现，只有在保姆面前他们才能真正感到无拘无束。

詹妮并不十分遵循英国上层社会父母的这种做法，伦道夫却极力仿效。她对儿子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伦道夫似乎决意同儿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是英国上层社会做父亲的标准。伦道夫·丘吉尔直到去世都对温斯顿采取或多或少的矜持态度，这是一种有意的冷漠。不幸的婚姻毫无疑问使孩子们成了怨恨发泄的对象，假如温斯顿是詹妮婚前已孕的孩子，伦道夫也许会更感到内疚而饱受折磨。假如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子，伦道夫的疾病也许永远是个秘密，他也不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即使在家里，据说伦道夫也不怎么喜欢孩子。不管何种原因，伦道夫·丘吉尔不喜欢儿子这一事实有目共睹。

婚姻虽然没有破裂，但已支离破碎。因此，詹妮只要同俊美而又风趣的男子一块儿骑马游玩，她都感到其乐无穷。福斯特上校就是最常陪她游玩的男子之一，他当时是总督的骑兵长官。詹妮谈及他时只写道，他是一位“骑马好手，我们在一起打猎并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骑马狩猎似乎消耗了詹妮越来越多的时间，但主要是为了骑马，她尤其憎恶杀戮生灵。在爱尔兰这段闹哄哄的日子里，詹妮仍设法同丈夫家的人保持着一种和睦关系。从他们初次相见时起，她和马尔巴罗公爵一直相互尊重。公爵夫人则显然把詹妮当成维持公爵地位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的娱乐活动中的宝贵人物。詹妮也为公爵夫人的“救灾基金会”作出了很大贡献，公爵夫人为此曾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赞誉。但最重要的是，詹妮和伦道夫之间平淡如水的关系加强了伦道夫同其母亲的感情，公爵夫人对这种状况感到十分惬意。

1879年4月15日，伦道夫从伦敦给母亲写信道：“我谨写此信衷心祝福您明天将再次到来的生日，您也许记得，明天也是我和詹妮的结婚纪念日。结婚5年了，我首次感觉到我是一个相当体面的人物。”

其实，体面的重要性就是维持他的婚姻完好无损的压力之一，也是他为什么对许多关于詹妮的流言蜚语听而不闻的原因。

伦道夫远在国会从政期间，詹妮接待了来访的36岁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曾被公认为是欧洲最漂亮的公主。她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在公开场合中总拿一把大扇子遮住面，有一段时间她只以血和奶为食。她年轻时曾有一次身穿飘扬着的黑色衣服，头朝下脚朝上倒挂在吊架上迎接她的希腊老师。她父亲曾对她说：“倘若你我不是出生在皇宫，我们一定会在马戏团里扮演角色。”来到爱尔兰后，她就把她的闺房改成了体育活动室，她的骑装十分紧身以至于每次从马上摔下来时不得不先解开衣扣方能站起。

伊丽莎白同弗朗西斯·约瑟夫国王结婚时刚16岁。国王把梅毒传给了她，而她又把这种病遗传给他们唯一的儿子鲁道夫。此事败露后，国王对她有求必应，对她所有离奇古怪的想法无不迎合，甚至他的女总管都要让她来挑选。伦道夫百般顺从詹妮或许也是出于内疚，她的生活尽管有些不检点，但她却一直左右着伦道夫。

伦道夫去伦敦的次数越来越多，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住在伦敦期间给詹妮写信就不如给他母亲写信多。他写给母亲的信语调充满柔情，而给詹妮的信中却只有政治色彩。

即使伦道夫回到爱尔兰，他和詹妮各自独骑独游的次数同他们结伴共行的次数几乎相等。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和我父亲经常一块儿骑马出去打猎，有时候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到该回来时却好长时间不回来，为此家里常常担惊受怕。”

年轻的伦道夫·丘吉尔夫妇多年的至交之一是约翰·斯特兰奇·约瑟林中校，詹妮第一天到布伦海姆宫，在客人登记簿上签名时就结识了他。斯特兰奇·约瑟林是罗登伯爵三世的第三个儿子，他出生在都柏林，就读于哈罗公学，他和妻子在海岸附近拥有8900英亩的地产。

1879年夏天，詹妮再次怀孕，她的次子于1880年2月4日出生在都柏林。伦道夫·丘吉尔夫妇请斯特兰奇·约瑟林做教父，于是他们给这男孩取名为约翰·斯特兰奇·斯宾塞·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