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观察及临床案例

在第一年的观察里，一位观察员[14]发现，观察一个6个月大的漂亮婴儿进食时呈现出来的模式让她感觉很难忍受。这个女孩是由保姆照顾的，保姆（按照母亲的吩咐）先用奶瓶给婴儿喂奶。婴儿对接受半固体食物有些困难，当她开始愉快地张开嘴吸吮奶瓶时，保姆迅速地拿走了奶瓶，在毫无过渡的情况下，把盛有土豆泥的勺子塞到了婴儿嘴里。当孩子对此表现出痛苦时，观察员也很焦虑。婴儿哭泣，无法得到安慰，而保姆却把这样的事情称为“他们的游戏”。这个在每次观察中都出现的模式对观察员造成了影响，很多次，她感到绝望和愤怒，以至于很多次觉得自己“想赶紧离开房子，冲到大街上”，然而她克制了冲动，完成了整个观察。在每周一次的小组讨论中，针对她强烈认同了被虐待的孩子这一点，我们进行了讨论，这是小组成员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每周一次的小组讨论也是任何一个治疗师的训练中的组成部分，它能够提供有效的工作模式，来消化强烈的、经常是淹没性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孤独的临床执业中常常出现。在这个例子里，像比昂所说的，小组“容纳”观察员，带领老师“容纳”整个讨论小组。

观察到早期互动的现实状况，能使我们更易于理解来自患者早年母婴互动的交流方式的那些部分。下面的例子呈现了观察与临床实践的平行过程。一位成年患者坚持认为治疗师应当在治疗结束前五分钟的时候提醒她，这发展成了治疗中的模式。患者对这个要求的坚持，以及没有什么潜意识的材料来帮助理解患者这样要求的动机，让治疗师感到很不舒服。随着工作逐步推进，以及对患者—治疗师互动特点的探索，解释也就浮现出来：患者将治疗设置创伤性地体验为需要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而非“按需”进行的喂养过程。患者将治疗结束体验为喂养突然被打断，毫无征兆和过渡。这成了一个有趣的过程，根据“此时此地”重建了过去的体验。在治疗中理解这些活动的能力，可以透过在一个持续的观察中学习观察技术来获得，就像上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了某些模式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由于认同该患者的内在无助的婴儿那部分，治疗师试图去成为他失去的那个好妈妈，或者表现得比现实中的妈妈更好，而不是帮助患者去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特点，帮助他们转向真实的客体，放弃那个他渴望的、追寻的，而永远不会拥有的母亲/父亲。这种认同在婴儿观察小组里也很常见。有一位观察员[15]观察汤姆——一个可爱的婴儿，他在进入这个世界时就有很多人渴望着迎接他。他的出现是被计划好的，他的家庭结构有些特殊：一对女同性恋人、他的亲生同性恋父亲及其伴侣，他们四人是非常好的朋友。结果，汤姆有四个父母、八个祖父母，还有很多亲戚，每个人都想成为他小生命中的一部分，而观察员桑德拉也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另类大家庭的欢迎。

很早，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家庭的动力特色是“完全地被纳入”，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婴儿成长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需要在家庭中承担一个角色，似乎没有人被排除在外。作为带领老师，我们对这个现象感到好奇，每个人的平易近人和欢迎态度非常具有诱惑性。由于这是一个另类家庭，面对这个非常新的现象，观察时，我们作为带领老师也不好草率地运用理论并快速地做出假设。这个观察让人感到愉快，婴儿被父母以温柔的、关怀的方式照顾，父母的兴趣总是以婴儿的需要为中心。14个月后，桑德拉突然被婴儿的母亲们告知她们要搬到夏威夷——美国境内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原因是其中一位母亲获得了一个颇有趣的工作机会，母亲们就决定接受它，并且态度坚决。这个孩子特别依恋他的生父及其伴侣，从出生开始，他就每周在父亲家过一天一夜。所有的人好像都“拥有这个孩子的一部分”。这位观察员报告说：“当我到达汤姆家所在地，我可以看到邻居家的门廊灯亮着，还有圣诞节的装饰，但是到了汤姆家那里，入口处仅有地产中介立的一块小牌子——‘此屋已售’。”观察员感到非常惊讶。她感到震惊、愤怒和无助，就像孩子和他的父亲那样。她无法接受这个观察就这样被突然中断，我们都为孩子的困境感到难过，同时也很努力地帮助观察员“解毒”[16]。

另外一个例子是，观察员常常对无法应对孩子的需要而几近崩溃的母亲产生认同。母亲和观察员在面对婴儿这个“暴君”的感觉中也常常“在一起”[17]。

在婴儿观察中，移情在一个稳定的设置中的发展和临床治疗过程是相似的。然而，因为我们并不做出解释，让父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因此观察员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破裂，而且大部分发生在观察中断之后，这也使观察员产生了潜意识或意识层面的内疚和愤怒。例如，一位观察员发现，当她取消一次观察后，下次再去时，门是“锁”着的，原来母亲“完全忘记”观察这件事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