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受留日的近代学校

伊藤博文早在1869年就指出欲使日本人“通晓世界万国之学术，扩充天然之知识”，必须兴办教育、创办学校、改变“旧有之学风”。^[36]号称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亦强调要打破日本既有教育制度，建立培养各类人才的新制度。^[37]1871年7月，日本政府成立专管教育事务的文部省，提倡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1872年9月，文部省颁布《学制》，目的是普及四年制的小学义务教育。同年，文部省在东京分别设立男女师范学校，此后又在大阪、广岛、宫城、长崎、爱知、新潟等地设立师范学校，以及师资讲习所、养成所，主要培养新式师资，这也是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在明治时代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例如，从1873年至1875年，日本的小学从12558所增至24225所，几乎增加一倍。^[38]重点传授农、工、商等方面技术和相应知识的技工学校，到1898年达83所。到明治末期，日本实业学校有519所，实业补习学校达7386所。从1877年日本创办东京大学到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增至84所。^[39]

日本创办的各级各类新式学校，既为日本现代化培养了各类人才，更使赴日的中国留学生看到“教育救国”和“留学救国”的曙光与希望。他们初到日本，就发现日本学校非常多，犹如清末中国的鸦片烟馆；日本学生之多，犹如清末中国的染鸦片烟瘾者^[40]，认为日本实现富强，是因为教育之振兴，越发相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开始^[41]，呼吁更多的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于是，在清政府鼓励留日和日本政府、大亚洲主义者欢迎留日的“合力”下^[42]，1905—1906年出现了近代中国首次留日高潮。据统计，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达8000余人。^[43]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Jansen）指出，面对如此规模的中国留日学生，没有学校准备如何应付这股学生潮，况且日本学校也仅仅是开始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进行调整，故应接不暇。^[44]例如，文部省直辖学校和其他官公立学校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有限、门槛较高，限制中国学生的入学。文部省直辖学校在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峰值的1906年仅仅接受中国学生262名^[45]，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人数的1/30。

为缓解中国学生的入学难题，文部省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是以明治维新之初的速成教育为例，建议清政府实施速成留学。如，文部大臣菊池大麓、日本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等，在1902年会见赴日考察的著名学者吴汝纶时，不断向他推荐速成留学之法。在1904年法政大学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开学式”上，该校总理梅谦次郎以日本为例，指出回首过去，日本与今日中国非常相似。在30年前，日本以种种非常之方法，或者建立速成学校，培养人才；或者采取其他办法，翻译讲义，俾使听讲，如今培养的人多身居枢要。故而，本速成科各位学生，将来毕业回国，在清政府开启改革时，也应竭尽全力^[46]，强调速成教育的重要意义。二是鼓励日本团体、机构，或者个人创办接受中国学生的私立学校。例如，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创办“亦乐书院”，东京大学教授高楠顺次郎在1899年创办东京大同学校，明治大学设立附属之“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建立“清国留学生部”等，均以招收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三是中日签订“五校特约”，规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每年接受165名中国留学生^[47]，在规定的五所学校内为中国留学生保留一定名额。

清末留日学生的学习专业广泛，但师范、法政、军事三大领域相对更受欢迎，而这三大领域的学校大多是明治维新时期创办，或与明治维新相关，特别是日本的军事院校。1869年9月，明治天皇召集集议院议员，重点讨论创办陆海军学校、培养陆海军人才事宜^[48]，且于同年在大阪建立兵学寮，1871年迁至东京，即陆军兵学寮。该寮在1874年改称陆军士官学校，重点培养陆军中下级军官。1882年11月，在参谋本部部长山县有朋主持下，日本兴建陆军大学，主要培养能够运用战略战术的参谋和陆军高级指挥员。^[49]1869年9月，日本政府恢复德川幕府在东京筑地建立的海军操练所，并于11月4日改为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称海军兵学校，且从筑地迁至广岛县江田岛。另外，为培训海军专门技术人才，日本海军还创办了海军轮机学校、炮兵学校、通信学校、会计学校、工程学校、水雷学校、军医学校、航海学校等专业院校，1888年创办海军大学，培养海军高级指挥员。^[50]这些院校培养的陆海军各级军官，相继参加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对外扩张战争，是近代日本跻身世界军事强国的重要支撑。因而，这些军事院校不仅吸引着急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中国青年，而且吸引着通过派遣留学生，以培养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的军事人才的清政府官员。

1898年6月，张之洞从浙江武备学堂选拔萧星垣、段兰芳、徐方谦、谭兴沛4名，前往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备校的成城学校留学，这是近代中国人赴日本学习军事的开始。同年底，又有南洋武备学堂学生14名、湖北武备学堂学生19名，相继入学该校。^[51]自费留日学生也开始不断申请入学成城学校，希望通过学习军事，以整军兴武、救亡图存、报效祖国。但是，清政府担忧自费生学习军事，或将危及其统治，故规定除了官派留日学生，驻日公使不得保送其他学生学习军事。^[52]渴望学习军事的自费生，因无驻日公使蔡钧的保送而难以入学，遂于1902年7月包围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引发涉及驻日公使馆、日本警方和留日学生的群体性事件。^[53]该事件平息后，日本政府鉴于清政府对自费生学习军事的担忧，另在东京建立振武学校，开展中国留学生的军事预备教育，且规定严格的入学程序与条件。一般情况下，振武学校毕业后，中国留日学生先被分配到日军联队中实习，为期半年，尔后大多可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不过，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鲜少升入陆军大学^[54]，主要原因是日本军方尽量避免使之学到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理论。

日本其他陆海军院校，均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存有戒心。陆军士官学校虽然先后接受了1755名中国留日学生^[55]，但陆军户山学校、野战炮兵射击学校、炮工学校等并不太乐意接受中国留学生，经驻日公使数次交涉，允许每年接受总数仅有十几名的中国留学生。^[56]日本海军直到获胜日俄战争后，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1905年，清政府选派王孝慕、封燮臣等5人赴日本学习新式机炉制造技术^[57]，是近代中国海军学生留学日本的开端，从此至1909年夏清政府停派留日海军学生，共选派留日海军学生100余名。^[58]他们的留日学习，是先到通信省的商船学校接受普通教育，然后入学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工机学校，再接受半年技术教育，最后到海军炮术学校接受射击训练。即使如此，日本海军及各校也往往在乘船训练及其他教学中歧视中国学生，以致他们被迫退学。^[59]陆军士官学校严格执行“教学保密”措施^[60]，以致对中日学生分开授课^[61]，避免中国留学生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理论，成为日本大陆扩张的潜在威胁。不过，日本陆海军学校还是接受了一些中国留学生，为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人还成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62]

此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建立的东京美术学校、警察讲习所、东京音乐学校、铁道传习所、水产学校、农事试验场，以及各地师范、工业、商业、外语、医学等专业院校和一些地方的高等学校，都有中国留学生。当然，因为文部省直辖学校及官公立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不得不在日本的私立学校或简易学校学习。^[63]因而，近代日本教育的发展和建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在客观上为接受与培养清末留学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显然，这并非明治维新的主观目的，但其推行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和不断对外扩张，确实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上与东亚各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文化教育方面对东亚各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清末留日热潮、越南“东游运动”和东南亚青年的赴日留学^[64]，大多受到明治维新所谓“成功”的刺激与鼓励。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也从“同属亚洲”、同为黄色人种、相近或相同的东亚文化等方面入手，欢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学生赴日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