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大亚洲主义者的欢迎

1840—1842年，清政府竟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夷，在日本引发了极大震动；1853年美国黑船舰队抵达江户水面，直接危及日本安全。如何应对日益频繁的西方列强的挑衅与侵略要求？成为摆在德川幕府和日本各界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日本人虽经过“尊王攘夷”的讨论，但主流意见和最后选择是避战开国，并通过明治维新，试图“脱亚入欧”。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主张大亚洲主义，呼吁“日中提携”，联合亚洲各国，驱逐欧美列强，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共存共荣”的亚洲联盟。然而，如何“联合”亚洲各国呢？大亚洲主义者指出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外交、军事之“联合”，更要从文化、人种等方面努力，套用美国的“门罗主义”，宣扬所谓“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连带”“同文同种”等，呼吁保护东方文明，大肆渲染西方的“黄祸论”和人种冲突论，给那些刚刚觉醒的亚洲各民族精英以较大的迷惑。

他们联络亚洲各国政要、精英，建立亚洲主义团体，试图通过接受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培养“兴亚”人才与亲日分子。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联合各界人士，打着共同振兴亚洲的旗帜，在1878年成立“振亚会”，是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团体。他们联络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曾达成中日之间互换留学生协定。^[65]此时，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开始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虽有意向西方学习现代科技，但尚无意向东邻日本派遣留学生。1894—1895年的甲午战后，东亚国际格局大变，中国人从漠视扶桑转而开始重新审视日本，乃至决定选人赴日留学，探寻日本强盛之道。1898年11月，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亚洲主义团体——东亚同文会成立。该会打着学术研究的名义，实际上发挥着服务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作用^[66]，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接受中国留日学生，且为之于1901年建立东京同文书院，聘请水谷彬、中西重太郎等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在清末留日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因此，宫内省在1909年特赐该会奖金2000元。^[67]同仁会在1902年6月成立后，也劝诱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并于1907年2月设立东京同仁医药学校，培养学习药学、医学之中国留学生，似乎颇有成效，也受到宫内省嘉奖。^[68]

大亚洲主义者在甲午战后，或亲自来华，或委派他人来华，一个目的是通过拜访清政府政要，宣扬帮助中国教育改革，鼓吹共同振兴亚洲，蛊惑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1897年底，日本驻华公使馆参谋、陆军大佐神尾光臣，拜访湖广地方要员，畅谈中日“同文同种”“唇齿相依”，而甲午战争是由于“彼此有误”所致，提出清政府派人赴日留学，以此作为中日两国重新和好的开始。^[69]1897年12月30日，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前往武汉拜访张之洞，请他派人赴日学习军事。其实，张之洞早有派人留日之心，遂以日方“游说”之名，于1898年1月18日奏报总理衙门，指出由于日本人极力劝说派人赴日留学，故拟定1898年春季选派学生赴日，入学日本军事和农工各学校。^[70]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亲自到南京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表达欢迎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之意。日本贵族院议员清浦奎吾，在中国游历期间也极力诱导各地要员派遣留日学生。^[71]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不少中国人的传统日本观，他们以“知耻而后勇”的心态，准备“以日本为师”，而此时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者对清政府中央和各地政要的游说与鼓动，确实为清政府尽快确立留日政策发挥了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留学生增多，大亚洲主义团体、机构或个人陆续创办学校、招聘教师或增建校舍，或在其负责的学校中广泛接受中国学生。如，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兼任成城学校校长期间，就在该校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1902年7月，因蔡钧拒绝保送9名自费生入学成城学校导致留日学生包围公使馆的事件发生后，经东亚同文会居中调解，由新任驻日公使杨枢与日方达成协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另设振武学校，专门接受与培养留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而成城学校改为接受学习文科者的学校。梁启超等人于1899年创办东京大同学校，聘请犬养毅出任名誉校长，并在柏原文太郎等大亚洲主义者的支持下经营学校。东洋协会的寺尾亨博士在1903年创办东斌学堂，主要接受无法入学振武学校但又愿意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72]，同时他还建立警监学校。这些大亚洲主义者创办接受中国学生的学校，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并为他们提供学习、住宿、生活等便利条件，确实对中国留学生很有吸引力。

一些学校为吸引中国留学生，满足清政府和留学生的各自感观需求，在教学内容和学校名称上颇下了一番功夫。负责安置1896年首批13名中国留学生的嘉纳治五郎，根据《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接受留学生的学校取名为“亦乐书院”。明治大学的岸本辰雄校长，就该校附设之“经纬学堂”，向杨枢解释说：该校的办学宗旨，以中国先圣之道为经，以外国各科之学为纬，因而取名“经纬学堂”。^[73]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为该校“清国留学生部”的招生事宜，在1905年亲赴中国，反复劝说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等清政府政要，不用担心留学生接受革命思想，以日本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先例，说明凡是努力求学者，都不会接受所谓共和主义或者其他思想；凡是回国后宣传“危险”言论者，都那些不努力学习的学生^[74]，强调只要中国留学生努力学习，就无需担心他们成为反体制者。日本学校的刻意迎合、大亚洲主义者的宣传与鼓动，减少了清政府既欲借留日培养人才，又欲防止他们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顾虑。

大亚洲主义者或相关机构、团体的蛊惑性宣传，以及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各种举措，既受到清政府欢迎，更吸引急于挽救民族危亡与振兴中华的青年学生。1900年组织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留日期间曾与内田良平、犬养毅等大亚洲主义者交往，甚为认同他们鼓吹的人种竞争论，以及所谓日中“合作”“保卫”东亚、驱逐白人的大亚洲主义理论，相信日本学校对中国学生相较欧美学校更加“真诚”“实际”，真正将培养中国人才放在首位，是“实心保华”之举。^[75]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亚洲主义者宣扬这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是日本所谓“文明”与“进步”的结果，在东亚各国精英中确实具有一定迷惑性，吸引了不少人学习与效仿。1905—1906年间的留日高潮，不仅是这种宣传结果的一个注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甲午战败前后的仇日情绪，美国学者任达甚至将此时的中日关系称作“黄金十年”。^[76]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所谓“蜜月期”的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不过从中亦可见大亚洲主义者宣扬的亚洲主义理论，确实在东亚各国精英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将日本视为学习的“榜样”与“楷模”，这一点在甲午惨败后的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强忍悲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以更加开放之心态，以“知耻而后勇”之坚毅，“以日为师”，掀起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留日运动。客观上，这其中确有大亚洲主义者，以及日本政府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