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

谢默卿元淮之《碎金词谱》，板本有二。其一刻于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所收之词共一百八十阕，乃以许穆堂之《自怡轩词谱》为底本。而许之所收，则根据《九宫大成谱》。凡唐宋元人词之标出宫调者，分类而辑录之，都为六卷。计卷一乃仙吕宫、仙吕调、中吕宫、中吕调，卷二乃大石调、越调，卷三乃正宫、高宫、小石调、小石角，卷四乃高大石调、高大石角、南吕宫，卷五乃商调、商角、双调、双角，卷六乃黄钟宫、羽调，所收凡六宫十三调。每一词之后附以谱。谱之左方注四声，右方则为工尺，句读分明。凡闭口音则加“〇”以为别。

第二板刻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所收之词共五百五十八阕。于《九宫大成谱》之外，复据《钦定词谱》及《历代诗余》之标注宫调者而广收之，增为十四卷。计卷一乃南仙吕宫，卷二乃北仙吕调，卷三南中吕宫，卷四北中吕调，卷五南大石调、北大石角，卷六南越调、北越角，卷七南正宫、北高宫，卷八南小石调、北小石角，卷九南高大石调、北高大石角，卷十南南吕宫、北南吕调，卷十一南商调、北商角，卷十二南双调、北双角，卷十三南黄钟宫、北黄钟调，卷十四南羽调、北平调，凡六宫十八调。词不附谱，唯于原词每字之左方注四声，右方则注工尺。二刻皆套板精印，工尺乃红字。

自元明以后，以为宋词之歌谱，久已失传，岂图吉光片羽，尚得此五百余阕可以附诸歌喉，是诚可喜。默卿自序曰：“兹谱之作，即以歌曲之法歌词，亦冀由今之声以通于古乐之意焉耳。按宋人歌词，一音协一字，故姜夔、张炎辈所传词谱，四声阴阳不容稍紊。今之歌曲，则一字可协数音，曼衍抑扬，萦纡赴节，即使分寸节度不能如宋词之谨严，亦足以谐协竹肉矣。”读此，则工尺谱应是许穆堂、谢默卿二公依宫调以为声容，以工尺易，而自制今谱者矣。

然而宋词歌谱，其流传至今而为人所共知者，厥为白石之自制曲。考《扬州慢》一阕，宫调则为中吕宫。“淮左名都”四字，宋谱为，即所谓一字协一音是已。若译以今谱，应作。然《碎金词谱》乃作，与宋谱全不相侔。若按宋谱，则“六凡工尺”乃自高而低，其声沉着而高古。而今谱之“工六工工六五”则自低而高，由“名”字之阳平，转落“都”字之阴平，故用“工六五”以揭之。

复次，余尝据金奁、子野、乐章、片玉、于湖、白石、梦窗七人之本集，撷取其标注宫调之词，共得四百零五阕，亦以宫调为纲而分隶之。但与《碎金词谱》相对照，所隶属之宫调多不相同。且余之所辑有般涉调九阕，歇指调二十三阕，正平调三阕，道宫三阕，高平调三十阕，此五宫调为《碎金词谱》所未收。虽则道宫、歇指已失于金元时，余三调则未亡也。其或名称之各异欤？未可知矣。（参观本集二五）

《碎金词谱》之工尺与《白石集》旁缀之音谱各不相侔，已如上述。但昆曲以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为音符，究竟始于何时，是不可以不问。

张歗山（文虎）《舒艺室余笔》卷三有《白石道人歌曲校语》一篇曰：“宋人词集存于今者，唯张子野、柳耆卿分箸宫调，其有旁谱者唯尧章此集耳。据张叔夏《词源》，言其父斗南有《寄闲集》，亦旁缀音谱，今已不传，则此集实吉光之片羽矣。”又曰“宋人歌词，以合、下四、四、下一、一、上、勾、尺、下工、工、下凡、凡等十二声配十二律，以六、下五、五、一五配四清声，凡十六声”云。试将《白石词集》所用之符号与张炎《词源》所用之符号暨《词源释文》并明代管色表列如左。

由是观之，白石与玉田所用之符号曾无异同。只字势略殊而已。据舒艺室校语，谓“‘’疑本作‘’，乃‘合’之半字也。‘’亦作‘’，疑本作‘匕’，乃‘上’字草书也。‘’疑本作‘’，乃‘六’字草书也”云，所言如是。余以为“”之为“五”，“”之为“凡”，亦皆形似。以此论之，则此十二律吕四清声之十六符号，只是乐工之速记，力求简便，字源犹是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也。又如明代之“背四”“哑工”“哑凡”“小凡”等，亦只是乐工之术语而已。玉田生于南宋末，则工尺已行于南宋似无疑义。白石生于北宋末，而所用之音谱亦与南宋同，则工尺已行于北宋亦无疑义。

或者曰，谓工尺与宋谱符号为形似，诚然。疑二者原是一体，不为无因。但是否宋符号由“工”“尺”等字蜕变，抑“工”“尺”等字乃宋符号之转变，不可不察，若因果倒置，则后先易位矣。此实一强有力之反诘，允宜审慎。欲答此问，应先明符号之意义。

符号之作用，或取其便于书写也，或取其易于记忆也。质言之，即化繁为简是已。画“＋”、“－”、“×”、“÷”四符号，较于写“加”、“减”、“乘”、“除”四字，便捷多矣。“人”乃二画，而“尺”字则为四画。“マ”乃二画，而“四”字则为五画。“厶”乃二画，而“合”字则为六画。以此论之，则似宋符号应在工尺之后，因其笔画乃由繁而化简故。

《仪礼经传通释》所载《风雅十二篇诗谱》，其《关雎》一篇之音符如左。

，此诗之谱，学者咸认为成周元音。计《关雎》一篇共八十个字，若全录其谱，不知须费几许时间，乃得完成。此岂乐工之所能忍耐哉？《词源》称“”“”“”“”等符号曰“俗谱”，其出于伶工之俗手，殆无疑义。但自速记方面着眼，则较填写十二律吕之名便捷多矣。由“仲”“林”“南”“应”而变为“”“”“”“”或“上”“尺”“工”“凡”，中间不知几经更革。今之所欲追求者，正为此事耳。

或者又曰，“マ”“”“”“”等符号已行于北宋，魏良辅生于明中叶，而昆曲乃用“四”“合”“工”“尺”作音谱，而不用“マ”“”“”“”。既曰符号之意义乃去繁就简，而昆曲音谱乃去简就繁，此原则不已破坏乎？斯亦一有力之质诘。

考《词源》之《管色应指谱》，有“”（掣）、“”（折）、“”（大凡）、“”（打）等符号，乃笛工之暗记。其形相与“”（凡）、“”（上）、“”（尺）等音符，每易相乱。后之舍宋谱而用工尺谱，原因或在于是欤？昆曲用“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等九字作音谱，皆笔画比较简洁之字，既曰“字”，则填谱时纵偶或草率，犹有痕迹可寻，易于区别。不至如“凡”“掣”“打”三符号之易于相蒙，而“上”与“折”之难分，“尺”与“大”“凡”之易混耳。若是，则又似工尺在宋符号之后矣。

或有根据《楚辞·大招》之“四上竞气，极声变只”一语，疑以为工尺已用于战国时，殆未必然。王逸《楚辞注》：“四上，谓上四国，即代、秦、郑、卫也。”因代、秦、郑、卫四国之乐歌，《大招》本篇上文曾叙及之，故曰“四上”，为上四国。洪兴祖《楚辞补注》：“四上，谓声之上者有四，即代、秦、郑、卫是也。”若是，则“四上”非指音符可知。

[1] 按：即《风雅十二诗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