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太虚的政治朝圣之旅
当达摩波罗1893年访问中国之时，他要求中国佛教徒参加在上海附近的一次会议，以显示其“对在印度重兴佛教的支持与同情”。达摩波罗说：“印度把佛教传到了中国，现在我恳求你们在印度需要之时提供帮助。”[30]此时招待达摩波罗并将成为太虚老师的杨文会（1837～1911）提出，可以招募印度的僧人在华学习，“以便未来他们可以在印度传教”。[31]虽然这一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达摩波罗的中国之行，最终促使摩诃菩提学会与中国的佛教团体有了密切的联系。比如，太虚在1928年就成为摩诃菩提学会的会员，随后更成为终身会员与赞助人。
因为摩诃菩提学会与中国佛教团体的这些历史渊源，太虚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就在摩诃菩提学会的会刊——《摩诃菩提：摩诃菩提学会会讯》（The Maha-Bodhi：The Journal of the Maha-Bodhi Society，下文简称《摩诃菩提》）中有集中报道。此刊1939年11月号报道了太虚将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与暹罗，其中就包括下述太虚对这些国家中的华人华侨所表达的期盼：
顷因国中文化界之启发，佛学人士之赞助，及海外各地佛徒之吁请，爰组织成立本团，将赴缅甸、锡兰、印度、暹罗等处，朝拜佛教诸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借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国上下之信崇，随新中国之成立，必将有新佛教之兴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诚信仰佛教之大众，洎崇拜赞扬东方道德文化者之喁望！[32]
虽然太虚写道，此次访问团是由中国的佛教团体所“计划”，但就实际而言，是由国民政府使派并赞助的，以此来赢取国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海外华人华侨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过极其重要的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希望在抗日战争之中获得这些海外华人团体在经济与物资方面的援助。再者，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非常渴望获得印度自由运动领袖的支持。因此，除了访问若干印度佛教圣地之外，太虚不仅会见了华人华侨社团的成员，也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他经常将其访问活动之中的这些会见与进展向国民政府汇报。
1939年10月17日，太虚向他的弟子谭云山发了一封信，通知他自己即将对缅甸与印度进行访问。前文已述及，自从谭云山1928年加入印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开始，他就成为印度与中国之间文化与政治互动交流的一个重要角色。与太虚类似，谭云山也与国民政府的高官包括蒋介石过从甚密。在印度，谭云山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联系紧密，尼赫鲁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袖之一，并在印度独立后成为总理。事实上，谭云山成了国民党与印度国大党之间沟通的关键一环。[33]太虚大师的印度之行，谭云山相伴始终，并曾随太虚大师前往锡兰。太虚大师在印度的具体行程，他与印度政治人物的会见，前往佛教圣地访问与演讲等，可能都是由谭云山安排的。谭云山当时刚刚从中国返印，在中国时，谭云山参与到抗日的宣传活动之中。也有可能正是谭云山，才促成了太虚的国外访问活动。在1939年初，谭云山的主要赞助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给在中国的谭云山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战场并非一个学者应处之所”，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敦促谭云山回印度，按照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说法，在印度，谭云山可以通过“传播抗日战争的真实消息”而为其祖国“更好地贡献”。[34]谭云山可能就是以此为主要目的之一，来筹划太虚的访问与行程。
1939年10月6日，太虚一行通过滇缅公路抵达缅甸的仰光。在缅甸期间，太虚在不同的场合向海外华人演讲，并会见当地的佛教社团成员，访问佛教圣地并与印度移民开展讨论。太虚在缅甸逗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们与国民政府驻仰光的代表举行了数次咨询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一位国民政府的代表表示他希望太虚此行可以联合印度与缅甸的佛教徒，以反对与日军合作并成为“屠杀无辜民众帮凶”的日本僧人。太虚的回答并没有提到日本僧人的角色，但他提到佛教徒会尽最大心力以获“世界和平”。[35]
1940年1月9日早晨，由五人组成的太虚访问团从仰光启程乘船前往加尔各答。在船上，太虚会见了著名的印度汉学家与佛教学家师觉月（P.C.Bagchi），他也是从仰光返程。他们讨论了1939年尼赫鲁对重庆的访问、由穆克纪医生（D.Mukherjee）所领导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以及佛教思想的诸方面。太虚提到他曾经在中国会见尼赫鲁与穆克纪，也希望师觉月有时间能够去中国教书。[36]
经过三天的航行，1月11日，邮船抵达加尔各答，有数百人前往港口迎接中国代表团，其中就包括在加尔各答的主要佛教社团的领袖、驻加尔各答中国总领事及领事馆的其他官员、华校的领导及随员，还有记者、谭云山夫妻，以及超过200名印度华侨。人们告诉太虚大师，圣雄甘地、尼赫鲁与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通过谭云山向中国佛教访问团表达其欢迎之情。
太虚在印度逗留了43天（1月11日至2月22日），在此期间他造访了多座城市及佛教圣地，在若干重要的世俗与宗教机构做了演讲，并与印度政治及佛教领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一周太虚大师逗留于加尔各答，随后数日，前往圣地尼克坦。在一次勾勒大乘佛教重要思想的会谈之中，太虚一开始就提到，“本世纪是印度精神觉醒之世纪，全印度将以此重光其古代之荣耀。现代印度文化就是印度的原始文化融合以西方之文化，并且愚以为，师尊天（Gurudeva，指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正是印度目前文化与文明的最好代表”。[37]
1月24日至2月6日，太虚访问团朝拜了在菩提伽耶、那烂陀、蓝毗尼、鹿野苑与瓦拉纳西的佛教圣迹。2月7日，佛教访问团到达了卢克瑙（Lucknow），并从此地前往阿格拉（Agra）、马图拉（Mathura）、博帕尔（Bhopal）与山奇（Sanchi），于2月12日到达瓦尔德（Wardha）。在与圣雄甘地会面之后，访问团前往阿旃陀（Ajanta），并最终前往孟买。在孟买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太虚访问团于2月23日前往锡兰并继续其友好访问之旅。
访问团抵达加尔各答之后，太虚一行首先得出的印象，就是此地佛教僧侣与佛教纪念物的稀少。太虚访问团成员将印度与缅甸相比，认为：“此地佛教僧人极少；也不容易见到佛塔与佛寺。”[38]太虚大师与访问团其他成员将此明确作为印度佛教已然消亡的证据。太虚在印度的几乎每一次演讲之中，都会提到印度佛教的现状，并表达希望看到佛法在其诞生之地得以复兴。事实上，在不少场合，太虚强调汉传佛教可以在印度佛教的这一“复兴”之中扮演重要角色。
太虚在印度的首次演讲，其主题就是中国的佛教、佛教在印度的复兴、印度与中国之间重新建立文化交往联系，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39]1月12日，在加尔各答的一家中国俱乐部，华侨社团为太虚访问团举办了一场宴会。在宴会上，太虚做了演讲，题为《中国佛教的近况》。太虚解释说：“中国的佛教，在清季很是衰落，当时寺院的僧众，不能参加近代的文明事业，成为落后的宗教；受欧风美雨的摇撼，因此产生了种种摧残毁坏，认为僧众只是分利的，且误认为佛教只是迷信的遗留。”不过，太虚也认为中国的佛教“已由衰落而走上复兴的轨道了”，这是因为“恰当的宣传工作，强调教育僧伽，并建立各种佛教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太虚还赞扬国民政府保护并支持佛教，此一观点在太虚访问期间曾经被多次提及。
中国总领事在欢迎辞之中提到在印度要建一个中国佛学会的分支机构，此点在太虚的演讲之中获得了他的全力支持。太虚提到，建立此一组织，可以帮助中国的移民社群更好地获得佛教的知识。太虚还指出锡兰人与缅甸人在印度皆有他们自己的佛教组织。他建议，拥有一个类似的汉传佛教组织，就可以与这些组织及印度的其他佛教组织合作，以改善世界上佛教的现状与形象。[40]
次日在加尔各答的摩诃菩提学会演讲时，太虚指出：“虽然近千年来，印度佛教已非复以前的兴盛，但佛教的精神，仍弥漫在每个人的心中。有孟加拉佛教会、摩诃菩提学会等努力重兴佛教，我想印度的佛教，不久当仍可为世界的佛教中心！”他还解释道，虽然中国的僧伽完全支持摩诃菩提学会，但因为“中国尚在再兴起中，力量还有限，无多大帮助，这是很抱歉的！”他还表示“中国现在正遭遇非常的国难，中国佛教的复兴，也要在国难解除以后”。[41]此处所提到的国难，毫无疑问就是指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摩诃菩提学会的招待会，其主宾为加尔各答的市长N.C.森（N.C.Sen），他在欢迎辞中指出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前殖民时代有着密切的文化与思想联系。他还指出，印度国大党曾派遣援华医疗队帮助中国的抗战。以摩诃菩提学会会员为名义的欢迎辞是由其秘书长德瓦布里亚·瓦里辛哈（Devapriya Valisinha）念诵的。此欢迎辞中将太虚当成“自己人”，并感谢他此前对鹿野苑中的牟拉甘陀库底寺（Mulagandhakuti Vihara）的捐助。欢迎辞也对中国所遭遇的国难表示了同情，并希望“国难早日结束，并且中国可以再次为全人类的福祉扮演荣耀的角色”。在欢迎辞的结尾，太虚向摩诃菩提学会赠送了蒋介石要供奉在菩提场的银塔，“借表敬意”。[42]
太虚在加尔各答还参加了多次其他各种招待会，举办者为各地方组织，并会见了诸多社会名流，如土邦邦主普拉迪尤·鸠摩罗·泰戈尔（Maharaja Pradyot Kumar Tagore）、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以及雅格·基绍·柏拉（Jugal Kishore Birla）。会见这些人之后，太虚前往圣地尼克坦面见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下一个重要的会见地点是瓦拉纳西，1月31日，他在此处与尼赫鲁一起参加了阿育王日的庆祝活动。
太虚1月29日到达了瓦拉纳西，在火车站欢迎他的人群中有摩诃菩提学会、瓦拉纳西国民议会与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 Sabha）的成员，此外还有其他组织与“百余人”。[43]次日，太虚偕同访问团成员朝觐了鹿野苑，在此处太虚大师提议成立“复兴印度佛迹国际委员会”。就在同一天，太虚决定成为摩诃菩提学会的终身会员，并承诺将“继续与摩诃菩提学会一起努力，以致力于复兴印度的佛教”。[44]
1月31日早晨，尼赫鲁从他在阿拉拉巴德的住所前往鹿野苑，欢迎太虚访问团一行。尼赫鲁与太虚进行了两小时的面谈，在会谈期间，太虚强调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当代印度所知甚少。太虚告诉尼赫鲁，他希望现代印度的若干文化能够传到中国，并且中国大乘佛教的教义也可以经过翻译而重新传到印度。太虚补充道，中国人也可以向印度介绍“反殖民战争与建国的精神”。除此之外，太虚寻求尼赫鲁的协助，以复兴印度的佛教圣迹，以及建立一所国际佛教大学。太虚指出，这两项事业都与未来亚洲佛教国家之间的合作息息相关。尼赫鲁回答，实际而言，印度国民大会党早在（因为抗议英殖民当局单方面决定让印度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退出政府之前，就已经开始考虑复兴佛教圣地的问题了。尼赫鲁解释说，印度国民大会党在此刻还有很多其他任务需要完成。在若干圣地遗迹问题之中，还需要解决与之相关的土地产权方面的法律问题。关于国际佛教大学，尼赫鲁则称要兴建这一教育机构，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45]
在此次会面之后，尼赫鲁与太虚一起前往瓦拉纳西去参加阿育王日的庆祝活动。《摩诃菩提》报道了他们二人入城时受到的盛大欢迎：
瓦拉纳西的居民所给予的真是一次皇家的礼仪，用以欢迎在智者尼赫鲁感召之下的太虚访问团。从达萨斯瓦梅朵河坛（Dashashwamedh Ghat）开始，访问团的成员就被盛大的游行队伍簇拥到了市政厅，这一盛大游行既是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也是因为阿育王日。尊敬的太虚大师（His Holiness Tai Hsu，译者：注意此一头衔在英文世界之中也被用来称呼“教皇”）与智者尼赫鲁坐在同一辆马车之中，一行之中的其他成员以及若干当地士绅与佛教僧侣则乘坐其他车辆。佛教的标志、国民大会党党旗、写着阿育王格言的标语牌以及僧袍的黄色使得整个游行队伍绚丽多彩。人们向太虚大师与智者尼赫鲁致献了无数的花环。整个游行队伍在经过了无数通衢大道之后，进入了市政厅广场，在此人们安排了一个群众集会。整个游行队伍经过的道路以及路两边的商铺，都装饰有凯旋拱门与花环。人群是如此拥护，以至于游行队伍费尽千辛万苦方才抵达近四万人静待召开的群众大会之所。[46]
瓦拉纳西市政议会议长阿阇黎·那伦德拉·德夫（Acharya Narendra Dev）、尼赫鲁与太虚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三人都强调了过去印度与中国间的良好关系，在当今更需要加强这种关系。太虚在致谢辞中说：“敬祝阿育王的全盛时代，不久重见于印度！中国与印度，再现玄奘时代文化上的联系。”[47]
太虚第二天在瓦拉纳西印度教大学（Banares Hindu University）演讲时重复了这些话。他指出古代印度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正是通过这些交流，中国方才获得了对印度的深入了解。他说：“但近千年隔绝，故中国对印度近代文化，尚需要了解、传布。”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印度古代的佛教流传在各国，中国是最完备的，不同其他的国家，偏在一边。尤其龙树、无著发挥的大乘，实在有再传到印度的需要。”[48]
在太虚访问团巡礼诸佛教圣地之时，太虚感伤怀旧古代印度与中国的佛教关系，并希望能够复兴此一互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欢迎辞与报纸报道也经常会将太虚访问团与7世纪玄奘的朝圣之旅相提并论。与玄奘一样，太虚不仅朝拜了佛教圣地，也会见了重要的印度政治领袖——在加尔各答会见了鲍斯，在瓦拉纳西会见了尼赫鲁，在瓦尔德会见了圣雄甘地；而玄奘也与曲女（Kanauj）城之王戒日（Harsa）王以及迦摩缕波（Kamarupa）国的婆塞羯罗跋摩（Bhāskaravarman）王关系笃厚。除此之外，玄奘与太虚二人似乎都成功地完成了其政治朝圣之旅，并且在回到中国之后，推动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佛教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