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重建佛教联系，构建佛教世界
9～10世纪时，中国的佛教信仰就已经与南亚形成的佛教教义渐失联系，开始建立自己独特的教义传统。甚至在中国建立了“圣地”以供朝圣，这些“圣地”不仅有中国的僧人前往，甚至吸引了外国的僧人与官员。据载，来自南亚的僧人去这些“圣地”朝拜文殊师利与地藏菩萨等佛教神祇。[16]
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意识到印度佛教正处在衰退之中。中国朝圣者的一些记录之中，就描述了在若干重要的佛教城镇里面，佛教寺院日益荒废，故而也就让这种印度佛教正在衰亡的观点在中国日益形成。再者，虽然在7世纪时怛特罗教（密教）就已经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甚至在8世纪与9世纪在唐代帝王间非常流行，但中国的僧人还是觉得很难将之引入中土的信仰系统。事实上，中国人将怛特罗教与佛教思想上的衰落相联系，并强调中国佛教需要寻求自己的哲学传统与修行实践。因此，到7世纪为止，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就已然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这些发展并不意味着10世纪之后印度与中国的佛教就处在衰落之中，而是应该说，中印成为分裂了的佛教世界，并且拥有不同的中心，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倾向、联系网络与影响范围。[17]一方面，印度佛教的中心就怛特罗教思想的传播而言，与中国西藏的寺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禅宗与其他大乘佛教的教派组织则吸引了来自日本与朝鲜的僧人。斯里兰卡则建立了一个上座部的网络，横跨孟加拉湾，并与缅甸、泰国与柬埔寨保持了密切联系。
随着14世纪来自阿富汗与中亚军队的洗劫，整个北印度的佛教寺院损毁严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交往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差不多四个世纪之后，从18世纪晚期开始，关乎印度与中国间佛教互动的三个新的倾向浮现。第一，中国华侨移民前往南亚，使得汉传佛教的教义、图像与寺院被引介到印度。这主要是发生在加尔各答，18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在此地数以千计的华侨定居下来。这些移民修建了数座供奉观音与其他汉化佛教偶像的寺院，这些汉化佛教偶像中包括阮子郁（1079～1101）与梁慈能（1098～1116）。此二人被来自广东省四会县的移民社团供奉为佛。[18]
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这些在印度的中国人社群，几乎在印度的每一处主要朝圣地点建立了佛教的寺院。每逢农历春节期间，这些社群的成员就前往这些“中国”的佛教寺院朝圣，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在印度，牵涉这些营建活动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谭云山，他也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37年在圣地尼克坦发起兴建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首任院长。谭云山是太虚大师的授戒弟子，并与中国的其他僧界领袖及居士、高官来往密切。[19]在太虚大师前往印度访问一年之前，谭云山在新加坡慈善家李俊承的资助之下，在鹿野苑重新修建了汉传佛教的中华寺。[20]
不过，在太虚1940年前往印度访问之前，印度与中国的佛教社群之间似乎并无多少联系。在印度，由华人华侨所兴建的佛教寺院庵堂很少有印度族人光顾。除此之外，由于至公元1000年为止所发生的教义分歧，在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之间也没有多少共同的哲学话语。因此，那些通过华人华侨引介到印度的无论哪种佛教思想，还是佛教形象，都只限于华人华侨的圈子之内。
第二个发展倾向则关乎19世纪与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精英领袖对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之下印度的崩溃所做的讨论。在18世纪晚期，中国人突然意识到了来自欧洲殖民强权的军事威胁，在此时大英帝国入侵印度，并且中国人察觉到了印度文明的衰落，这成为中国城市居民讨论的重要话题。印度被他们描绘为一个“亡国”，或者“奴隶国”。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印度文明的衰落及其臣服于大英帝国，是印度的种群制度区隔以及政治地理上碎片化的结果。佛教的践行，最有可能是因为佛教强调非暴力，这也被当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20世纪初，《北京女报》上有如下一段：
你们认为印度就好吗？嗯？那么何以有亡呢？这是因为他们耽于迷信……当大英帝国进入城市之时，他们[印度人]只是枯坐念佛……祈祷其城市不被破坏。你们怎么想？这些印度人笨否？抑或其他？他们应该死吗，抑或其他？不久，他们就成为大英帝国的奴隶，却仍在迷梦之中……
噫，同胞们！我问你们，是想成为一个伟大独立国家的国民，还是想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奴隶？假如你想要后者，则我无话可说；假如想要前者，则你们应该扔掉那些泥土制成的菩萨像……你们应该将烧香的钱用来为孩子提供教育……
假如你们不信我，那么看吧：那些红缠头就也会缠上你们的头。[21]
这种认为佛教的和平主义导致了印度衰落的观点，当时可能在中国非常流行。有若干中国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印度，认为佛教“非仅无用，而且有害于国”。[22]这些评论者支持没收寺产，也支持严格限定僧尼的数量。为了对此反驳，有一些中国僧人认为印度的衰落，并不是佛教教义的逆来顺受所致，而恰恰是因为“抛弃了佛教，并导致印度失掉了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精神”。[23]这些僧人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正是因为尊信佛教，故而崛起成为强国。他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应该在重新引介佛教进入印度，并将印度从殖民铁蹄之下拯救出来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三个倾向，则正如上面所言，是当时印度、中国与日本的知识分子，希望即使在欧洲殖民列强统治之下，也去构建某种“亚洲主义”。[24]这种“亚洲主义”的宣扬，始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他们将以前佛教在亚洲不同地区所构建的纽带作为榜样。比如，梁启超与章太炎就撰写了多篇研究文章，讨论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与佛教在中国社会转变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特别强调佛教在中印两国文化互动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梁启超强烈支持回归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早期阶段。也正是梁启超，邀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促成了其1924年的中国之行。印中两国在历史上有过频繁互动，以及需要恢复这种互动来建立或者重建一个和谐、和平的亚洲，在此两点之上，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梁启超存有共识。
与“亚洲主义”思想紧密关联的，是佛教僧人希望在东亚与南亚建立一个联合的佛教世界。19世纪后半叶，以亨利·奥尔科特（Henry Stell Olcott，1832-1907）为首的神智学者（theosophist）就想要在斯里兰卡、印度、日本与中国的佛教徒之间建立联系。奥尔科特的支持者与继承者为锡兰人达摩波罗（或译“护法”，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达摩波罗曾前往日本与中国，并且最终想将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建成佛教世界的中心。1891年，达摩波罗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Colombo）所创立的摩诃菩提学会（the Maha-Bodhi Society），成为从事佛教复兴运动的一个国际性先锋组织。[25]
来自日本的僧侣，以及后来太虚自己，都积极地参与到了理查德·杰飞（Richard Jaffe）所说的“紧密联系的环球佛教文化”之中。[26]事实上，在1924年7月，太虚在他所创建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幕式上，指出这个联合会的成立宗旨：“一、中国国内各省之联合；二、东亚有佛教各国之联合；三、将东亚佛教真精神传及欧美各国乃能成事实上之世界佛教联合会。”[27]到了1925年，太虚大师在东京参加了东亚佛教大会，并提交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亚洲佛教徒：唯佛教能救今世》。[28]此次有很多东亚僧人参与的盛会，其结束之时寄希望于东亚佛教大会能够“成为印度、锡兰、暹罗、缅甸、欧美等地佛教徒充分参与之国际佛教大会之先声，此国际佛教大会也将会在不久之后召开。此一大会亦为世界和平与人道主义切望之物”。[29]
等到太虚大师前往印度之时，正如上面所言，中国的僧人，已经开始质疑日本的佛教团体在促进世界和平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前文已提到，太虚访问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中国的抗战寻求国际支持。因此，太虚的访问就并不只是一种宗教朝圣，或者是想要团结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此次出访也与近代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并且中国的佛教徒想要证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