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世界和平文化

曹文硕（Michel Chossudovsky）

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它支持的是一种战争和军事征服的文化。在公众舆论中，战争作为促进和平的方式，最终将促使西方民主的传播。

军事干预经常作为一种人道主义运动得到支持，更不用说“经济战”（包括贸易制裁）了。根据北约的“国家保护责任”（R2P），战争已被赋予人道主义使命。“文化”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主题，在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化定义了认知和理解，以及对话和外交。

在此背景下，大会提出了“构建世界和平文化”这一针对民生的承诺。该倡议旨在对抗来自北约和五角大楼的支持战争和军事干预的言论。该倡议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恢复一场世界性的反战运动，并呼吁主权国家政府下定决心，拒绝世界性的军事化进程。

当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提倡的“战争文化”扎根于欧洲殖民历史，对文明对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明显的阻碍。

和平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全世界人民和国家的共同文化。如今的“战争文化”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项目，以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冲突和分裂为基础。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一单边全球战争计划。

和平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工具，对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有所影响。这一过程最终包括对抗和瓦解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战争文化”。

这一努力不会通过政治辞令或“口水战”取得成功。

实现这一努力需要：

·将“和平文化”转化为地缘政治和外交层面的具体行动；

·应对媒体造谣和战争宣传；

·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基层开展团结一致的反战运动；

·主权国家和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提倡的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战争文化”；

·解散包括北约在内的支持全球战争的军事联盟；

·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退出北约；

·采取一项连贯一致的世界性裁军方案，同时大幅削减军事开支；

·关闭所有军事基地，如在80多个国家的约800个美国军事基地；

·削减国际武器贸易；

·调整国家经济结构，以期减少并最终结束战争经济；

·将财政资源和税收重新分配给包括社会服务在内的民间经济。

所谓的“人道主义战争”

美国所领导的战争的受害者经常被西方媒体描述为战争的肇事者。

现实情况是非颠倒。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说过：“战争即和平。”西方媒体一致支持战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尝试。《华盛顿邮报》称：“战争让我们更安全、更富有。”

当战争变成和平，世界天翻地覆，是非颠倒。已有的设想将无法实现，唯有的共识就是发动战争。

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整个社会，颂扬美国使用暴力而非外交手段以在一个被分裂为正义的美国“我们”和邪恶且危险的势力“他们”组成的世界上实现安全，这将战争视为解决所有困扰美国的问题的首选也是最合适的方法，并且把爱国主义归结为对每一次入侵的无条件支持。^[1]

与五角大楼保持联系的好莱坞也支持战争和暴力文化：

好莱坞与五角大楼的联系代表着军工-娱乐-工业综合体的一个关键方面，在此电影同时被用作进行招聘、军事公关和获得商业利润的工具。

汤姆·塞克（Tom Secker）和马修·奥尔福德（Matthew Alford）表示：“军方支持的电视节目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与此同时，记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死亡与破坏的资产负债表却被随意忽略。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平民“要为自己的伤亡负责”。西方媒体上普遍存在这种说法，即根据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也门自2015年以来估计死亡人数为23.3万，其中儿童14万。“谁是战犯？”媒体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

全球战争

2000年9月，在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Bush）入主白宫的几个月前，“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机构公布了其题为《重建美国防务》的“全球统治”蓝图。该文件直接关系到美国外交政策，即美国的“持久战”。

“新美国世纪计划”所宣称的目标是：

·保卫美国国土；

·在多场同时发生的重大战区战争中作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

·履行与塑造关键区域安全环境相关的“警察”职责；

·改造美国军队，利用“军事革命”。

“军事革命”包括发展先进的武器系统以及新一代核武器。

战争文化和核武器

战争文化以美国核理论的根本性转变为特征。从2001年开始，战术核武器被标榜为“对周围平民无害”。新一代“更实用”“低当量”战术核武器（微型核武器）问世，其被誉为“促和炸弹”。

冷战时期盛行的“相互保证毁灭”（MAD）原则已被废除。根据小布什政府发布的《2001年核态势评估》报告（NPR）（2002年获得美国参议院批准），将在“先发制人”的基础上使用核武器，作为应对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自卫”手段。

这种主张是荒谬和邪恶的，只能通过误导公众舆论，即混淆核武器的致命影响来维持。此外，尽管美国在被委婉地描述为“战后时代”（1945年至今）的时期中发动了无数战争，但其“自卫”主张是错误的，因为200多年来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安全从未受到威胁。

虽然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发起了一场由“战争文化”支撑的军事冒险，但公众基本不清楚使用这些“更实用”的核武器（其当量爆炸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1/3至12倍）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战争文化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石油工业、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华尔街。此外，也存在着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大游说团体。在此需要进行对话和辩论：重要的是使包括武器生产国在内的这些经济参与者认识到全球战争的固有危险。

资助战争文化

特朗普耗资1.2万亿美元的核武器计划为国防承包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媒体报道称，核武器计划“使世界更加安全”。

“战争文化”支撑着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武器工业的单边建设。

战争文化导致军事开支的增加，损害了民用经济。2018年全球军费支出总额约为1.8万亿美元。美国国防支出约为649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的36%。^[2]

特朗普政府支持大幅增加国防、战争和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支出。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20年国防预算约为7500亿美元，其中7180亿美元将拨给五角大楼。

但是，740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某些方面具有误导性，因为考虑到美国庞大的情报预算、国土安全和相关战争开支，美国的2020年国家安全年度预算估计会超过1.2万亿美元。

“至少有10笔独立的资金用于战争，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以及处理已发生战争所带来的后果”^[3]。

通过数据比较可知，202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预计约为18.2亿美元。

国防、国家安全、情报、“让世界更安全”项目等方面的开支约为1.25万亿美元。

202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

资料来源：The Office of Managment and Budget。

在武器工业蓬勃发展之际，民用经济陷入危机，民用基础设施和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服务正在崩溃。

最终需要做的是，逐步淘汰战争经济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政策机制，同时将资源用于重建民用经济。这并非易事。

文化层面至关重要。美国决策者相信自己的宣传。“战争文化”常常与扭曲的意识形态和/或宗教色彩相结合，影响着参与战争行为的政府官员。1945年，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立即表示，在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上帝站在“美国人”一边。“我们祈祷上帝能引导我们以其方式和基于其目的使用核武器”。

1945年8月9日，在杜鲁门发表的历史性演讲中，广岛被指定为“军事基地”。杜鲁门称美国的行动目标是“挽救无辜平民的生命”。

在当代背景下，外交关系发展和对话处于历史最低点。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世界从未接近过这种不可想象的局面，即爆发一场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军事冲突。

历史遗产

当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提倡的“战争文化”源于欧洲殖民历史。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殖民主义总是受到军事征服、暴力和政治从属的支持。殖民经济被建立起来。被征服国家的文明和民族特性在许多情况下遭到破坏。“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殖民者的标志、习俗和言辞被强加于人。

殖民制度最终导致霸权关系的建立，使大英帝国的地位在18世纪和19世纪得以巩固，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扩张，在此之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重要的是，这种继承自大英帝国的殖民暴力文化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性质产生了影响，而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球军事化的基础之上。

美国目前在80多个国家拥有800多个军事基地。

在南亚和东南亚，欧洲殖民主义的特点是征服，以及取代原有的丝绸之路贸易关系。

历史上，中国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关系以对话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为标志。中国在西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期的贸易关系延伸到东南亚、中东、中亚、东非和西欧。从汉代开始，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经济交流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价值的传播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关系与欧洲殖民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的主权、独立性和特性。丝绸之路贸易并不寻求强加或发展相互依赖的殖民关系。外交辞令的表达也以双边交流的获益为特征。

亚洲文化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社会历来是殖民主义和美国所领导战争的受害者，其理念体系与“战争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历史遗产盛行于世。“战争文化”体现了美国模仿大英帝国遗产的霸权野心，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与众多伙伴国家发展贸易关系，致力于建设“和平文化”。

自15世纪以来，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国，一直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殖民主义产生的影响破坏了原有的海上和陆上贸易路线，并导致文化交流的消亡。

如今这些国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

---

[1] 坦纳·米尔雷斯（Tanner Mirrlees）：《美国国防部的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军事化》，安大略理工大学，2017。

[2]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相关报告。

[3] 参见威廉·哈通（William D.Hartung）、曼迪·史密斯博格（Mandy Smithberger）《Boondoggle，Inc.：让1.25万亿美元的国家安全预算变得有意义》，201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