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前世不修生徽州贾而好儒走天下

王致和的家乡仙源，今隶属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依山而居的秀丽风景，加上当地得天独厚的徽州风土人文，非常适合开发文化和旅游产业。在麟凤桥上走一走，麻川河畔站一站，遥望着云雾缭绕的黄山，听一听“臭豆腐”创始人王致和流传三百余年的故事，仿佛时光凝滞，置身于世外桃源。

当年，仙源虽然只是安徽太平县的一个小镇，却并不闭塞，由于地处徽州境内，深受徽商文化影响，很多人都具有开拓意识和灵敏的经商头脑。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新安，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曾先后设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等，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历元、明、清三代，统“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除婺源今属江西省外，其余今皆属安徽省。清朝时隶属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分治后，取江宁府（今南京）、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后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首字，称为安徽省。1987年，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

读者朋友不禁要问：王家祖上世代靠磨豆腐为生，虽不是富贾一方的大徽商，却也衣食安稳，不愁生计，为何父母偏要让小小年纪的王致和头悬梁、锥刺股，受寒窗十载之苦呢？这个问题说来简单，但细细推敲，就不能不提徽州这片土地与其所孕育而出的中国三大商帮之一的徽商与生俱来的“贾而好儒”精神。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流传着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这话读起来有些辛酸，说的是徽州男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背井离乡，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形象地反映了徽州人当时的生存处境与心理状态。

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炎武也曾说过：“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就是说，徽州人大多出身于贫困山区，无法靠种地生存，不得不弃农从商，远走他乡。这便是徽州历史上从商风俗与鼎盛徽商形成的根源所在。然而这种现象的形成，还要从六百年前的元朝末年说起。那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大量人口涌入徽州，一时间耕地稀缺，徽州百姓陷入了“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的生存困境。为了谋求生计，很多徽州人在十来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当学徒，以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学不成誓不归家。

徽州处于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周围层峦叠嶂，群山环绕，加上多条河流从这里交汇而过，山水氤氲，环境十分优美。然而，自然风景秀美的背后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其中耕地又十分稀少，徽州古谚语说：“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讲的就是徽州山多田少的地貌。粮食产量低以及人口的增加大大加重了徽州这片土地的承载力，徽州人民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只能想方设法另谋生路。在封建社会，“士、农、工、商”是人们从事的四种主要职业，其中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除了务农以外，读书求仕要以丰厚的经济做后盾，加之古代手工业又不发达，所能容纳的劳动力市场有限，因此普通民众就只有经商这一条路了。可以说，走出大山外出经商，其实是徽州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我们今天读汤显祖的这两句诗，更多体味的是徽州山水的诗意氤氲，但是在当年，它却是蕴含着沉甸甸的无奈与悲辛。六百年前的徽州人是不幸的，社会动荡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另谋生计；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无奈，造就了特立独行的徽商。

明清时期，中国先后兴起了十几个商帮，主要有按地域划分的徽州商帮、山西商帮、潮州商帮等。徽商，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与潮商、晋商，并称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徽商崛起于皖南山区，活跃于南宋，早期多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油漆、桐油、造纸等外运的大宗买卖，也有的将祁门红茶、婺源绿茶等特产外销。唐宋时期，除了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歙砚、徽墨等文房四宝相继问世，进一步推动了徽商的发展。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形成，徽商达到鼎盛之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徽商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打破重农抑商的禁锢，驰骋四海，称雄商界300多年，赢得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晋书》记载：“徽州人好离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安庆黄梅戏剧团进京演出的黄梅戏《徽州女人》，讲的就是徽州男人抛下新婚妻子经营四方，徽州女人深居幽巷，一生苦守的凄婉故事。很多徽州商人一生驰骋四海，直到鬓发斑白才回到家乡，离别与等待，失落与希望，慨叹与惆怅，不知成了多少徽州人家悲苦命运的主题。特殊的历史条件不仅造就了徽州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命运，同时也养成了他们“贾而好儒”的思想观念。

徽商是中国众多商帮中，群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一个商帮，素有“十家村落、不废诵读”的美名。其原因在于，徽州地区深受南宋朱熹“程朱理学”思想的浸润，重教兴学，徽州人从小便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奉行“温良恭俭让”（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的处世之道，徽商人家尤其崇文、重教、孝亲、讲理，强调“五谊并重”（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很多人家的门楣上，都张贴着“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样教化意义深远的楹联。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础，在经商理念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儒家思想。他们吃苦耐劳，性格坚韧，尤其喜欢思考，常常白天经商，晚上读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下功夫钻研传统商业，更注重任用腹有诗书的儒雅之士，还将自己在经营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撰写成书，泽被后人。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极其广博，“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因此也拥有了“徽骆驼”的美誉。大多徽商因为从小本起家，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成为富商大贾。所以，他们大都讲究“致富思源”，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体系，不仅靠节俭，更靠诚信。举例来说，明清时期，随着航船货运日渐繁盛，到安徽屯溪老街经商的人日益增多，商铺、饭庄、客栈、茶号竞相修建。人和铺子一多，难免鱼龙混杂，保不齐就有人在里面搞手脚，做些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事情。这时候，老街上有远见的良心商家想了个办法，他们约定：各家店铺无论经营何种买卖，都要在每件出售的货品上，盖上自家的印鉴，这样一来，有哪家店在背后搞点小动作，很快就会被识破，想要继续在老街上混下去就很难了。

凭借诚信建立起信誉之后，徽商便考虑长远发展，他们不仅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乐善好施，大力兴建学堂会馆，热心社会公益，将“贾而好儒”的思想理念，体现在经营、用人、生活等方方面面。一言概之，徽商见利思义、以诚为本、重德尊儒，以礼接物，以智求赢。这也使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获益良多，首先，通过自身彰显的儒贾之风，得以与文人学者及政府官员进行沟通，甚至结成友谊，从而获得了一定商业经营方面的便利和政治的庇佑；另一方面，徽商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他们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从商经验，准确地判断商业形势并减少决策的失误。也因此，徽商在商业道路上才得以乘风破浪、脚踏四方，称雄商界百年而不衰。

上述林林总总，罗列繁复，不过是为了说明一点：王致和生长在徽州这片土地，他的精神追求，人生信仰，处世哲学，自然而然地秉承了徽州人的精神内质，了解了上述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王致和的父亲为何要把这个“豆腐郎”送到私塾读书，以期他将来闻达于仕途，光宗耀祖，改换门楣了。

“贾而好儒”，是徽州文化传统浸润的结果，也是社会现实逼迫的产物，因为“读书求仕”始终是封建社会百姓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主流追求，这是徽州人于艰难环境中必走的出路，既然“前世不修”，这一世总要搏一搏，闯一闯，这不仅是王致和个人的机遇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徽商这个特殊群体在那个时代的共同命运。所幸，王致和在历经人世跌宕后，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柳暗花明的阳关大道，这些在后面的文章中自有备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