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亨利接手

离开暴露源十四天后，亨利推开帐篷的软帘，迈步走进外边的泥地。他的隔离终于结束，太阳短暂地露面，空气被晒得温暾浓稠。他身上穿着蓝色条纹裤和白色正装衬衫，十天前他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在日内瓦参加开幕之夜的鸡尾酒会，后来拐杖连同换洗衣服一起被烧掉。亨利光着脚，吃力地穿越泥泞——他去日内瓦出差三天，鞋只穿了一双，结果也被他弄丢了。

营地外围的柱子上已经装好照明，这样工作人员夜间也能争分夺秒。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两顶新帐篷由去世医生的同事提供，慈善组织也在这里，红新月会的一辆卡车拖着房车，传染病情报部的官员穿着黄色大褂，正在一间大型医疗帐篷里查看病人。一座通信基站俯瞰整个营地，世界卫生组织的拖车顶部都覆盖着太阳能电池板。能组织起人员的每个机构不是已经来到这里，就是在赶来这里的路上。一场引人关注的轻型流行病最容易把他们推到台前。亨利发现，这有可能是又一场官僚主义的口号大比拼，就和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时一样。

世界卫生组织的拖车是一间简易的现场实验室，不过至少关键设备都在。里边有一台粗制的现场病毒分离设备——实际上就是一个装有黑色厚重橡胶手套的有机玻璃箱子，实验室技术人员可以用它来处理病毒样本，不必担心自己受到污染。活的病毒被轻轻涂到塑料多孔板上——上面均匀分布着的孔腔内装有含人体细胞的培养液。一旦这些细胞被感染，就开始复制和生产病毒。其他技术人员正在尝试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基因序列。如果感染源是一种未知的病毒，也许需要深度测序，那就得去亚特兰大完成。

“你回来了。”马可冷静地打量着他。他是典型的传染病情报部官员：大无畏、靠直觉、没成家。他的左侧前臂上有一个舞女文身，是他和亨利一起在巴厘岛抗击狂犬病的纪念。马可甚至会说一点马来语，这也会派上用场。

“谁在负责？”亨利问。

“每个人都在管事。”马可说。

亨利就怕这个。

“有人检查医院吗？”他问，“诊所呢？”

“特里负责，暂时没什么结果。”

“太平间呢？”

“有人管，我认为是红新月会。”

“我们该每日更新疫情，”亨利说，“任何可疑的死亡都得调查。”

“已经在这么做了，”马可说，“你不想了解下我们有什么发现？”

“起因是病毒，”亨利说，“新型的，大概率来自鸟类。”

“天哪，亨利，你怎么全知道？”

“我想在半小时后给所有机构开会，我们没有时间让大家相互打招呼，有很多工作要做，时间紧迫。”

“我去通知他们。”马可说。

“让我看下实验报告。”

“好的，但我能先提个建议吗？你真的非常需要洗个澡了。”

马可指着角落里的一个大行李箱，说这话的意图明显，亨利明白后突然高兴起来。“吉尔给你送来了换洗衣服。”马可说。

洗漱过后，亨利站在军官办公室的门廊，监督拘留营的军官和守卫们，以及其他暴露人，在围栏内进行隔离。

十几个国际卫生组织的代表聚在亨利面前，拖车和帐篷周围大约还有五十名来自各国的医务人员。有些面孔亨利在以前的疫情和会议中见过，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三十出头——和死亡率曲线上最高的那组人同龄。多年以来，亨利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这些危机中，他年轻时，传染病情报部几乎所有官员都是男性，如今他们成了少数，即使在红新月会亦是如此。一些医务人员穿着防护服，还有些用胶带把垃圾袋绑在身上。亨利再一次被这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打动，他们不顾一切阻挡未知的危险，表现出纯粹的高尚情操。

在众多的脸庞中，亨利注意到卫生部长安妮莎·诺万托。她看上去忧心忡忡，甚至诚惶诚恐。她生活在一个并不宽容的国度。

亨利个头矮小，微微驼背，那些聚集在泥泞练兵场上不认识他的人，一定觉得他怪怪的。上来就指挥这支医学专家组成的国际纵队，他究竟是谁？某些年轻人注意到人群里的年长者对他敬重有加，但是都好奇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如何协调各自为战、竞争激烈的一众机构，因为他们都致力于取得医学上的荣耀。

亨利的注意力突然被天空吸引，远处传来奇怪的雁鸣，他举头凝望，安静而耐心，直到营地的每张面孔都转向他所观察的方向。

“大雁，”他说，“想知道它们去哪儿吗？我猜往北飞，去中国、俄罗斯。候鸟这点很有趣，”他几乎自顾自地笑起来，但是声音深入营地后方，“它们编队飞行，效率颇高。对此进行研究的人说过，这样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减少能量浪费，编队中的每只大雁都为一个目标服务，”他的声音突然坚毅起来，“我们也要这么做。”

营中众人的目光又回到他身上。“首先，全世界的人都会担心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得实事求是，但是需要由一个发言人发声。所以我们透露给世界的任何信息，都要通过安妮莎部长，如果她同意的话。”

安妮莎脸上的震惊和感激显而易见。只用一招，亨利便把自己的主要对手纳入麾下。她得到了最想要的权力，亨利借此也让印度尼西亚政府站在了自己这边。得到的东西也可能被夺走，他刚刚授予自己的就是这种权威。

亨利让大家报告疫情的蔓延情况，医疗团队估计有多达半数的被拘留者出现了临床症状，病死率超过60%。医生们不清楚病因，几乎只能用泰诺退烧，输液防止脱水，除此之外就剩下安慰和瞎猜了。对于潜在、疑似和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和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不同，但他们都承认，因为采用姑息疗法，死亡率略有回落。拘留营外没有报出病情，目前的隔离还能维持现状。

也许这种疾病会自生自灭，亨利想，许多新型疾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自然给我们制造了无数危险，比如造成危害前就已在大气层中燃尽的彗星，当然，后来真有一颗灭绝了恐龙和地球上大部分生命。你无法预测。

马可抱怨他们想把血清送到最近的澳大利亚四级防控实验室，可是冷冻组织样本的干冰难以获得，商业航班也拒绝带样本登机。安妮莎部长立即许诺印度尼西亚军队会在需要的时候派专机运送。一个问题解决了。

传染病情报部一直在努力追踪“零号病人”——第一个把传染病引入群体的人。调查没有结果，有太多早期病例已经去世。零号病人可能会为病毒起源问题提供线索。以前有人见过这种疾病吗？蔓延到拘留营之前人传人吗？零号病人是因为接触了动物而被感染的吗？——这种动物通常是猪，因为和人类有很多共同基因，猪感染病毒后会在体内把病原体转化成人类疾病。亨利认为猪不可能是传染源，因为大部分被拘留者是穆斯林，不吃猪肉。

他还看出该疾病第一批受害者的身份——患有艾滋病的穆斯林同性恋者，很可能还会产生相关的传染病大流行——一种群体性疯狂。

由疾病引发的阴谋论有一定的历史。14世纪，犹太人被认为应为黑死病负责，进而在数百个城市惨遭屠戮，其中就包括1394年情人节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被活埋的两千名犹太人。当SARS首次出现时，俄罗斯医学院成员谢尔盖·科列斯尼科夫指控新型疾病是结合了麻疹和腮腺炎的人工合成病毒，不过后两者都是副黏病毒，不能作为合成冠状病毒的基础。

亨利把抗击SARS看作公共卫生事业的一次伟大胜利，然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他失去了一名好友——寄生虫疾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医生。和亨利一样，卡洛想留在现场，而不是安于全球医疗机构的某个重要办公室。他们以前在会议上见过面，不过有一天晚上，他们在米兰一场巴赫音乐会上意外地撞见对方。当时卡洛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意大利分部的负责人，当晚他们建立了超越职业认同的友谊。卡洛是个讨人喜欢的矛盾体，他享受生活、深爱美酒佳肴、驾驶超小型飞机、精于摄影、演奏古典管风琴，同时他还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一生致力于一个目标：降低寄生扁虫对越南青少年的危害。1999年，他代表无国界医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让亨利想起自己心中的一位英雄阿尔贝特·施韦泽，除了投身医学，他也是一名伟大的管风琴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3年2月，被世界卫生组织派驻河内的卡洛接到越南法国医院的紧急求助电话，一名从香港过去的病人看似罹患严重的细菌性肺炎，病情危急，抗生素没有作用。医生认为那是特别严重的流感，几天之内，多达二十名医护工作者被感染，接二连三地死亡。河内被恐惧包围，官方让卡洛接管医院。

卡洛的妻子求他别去，他们有三个孩子，妻子说他不负责任。“如果我现在不管，那我来这儿是为了什么？”卡洛这样回答，“只为了回复邮件和参加鸡尾酒会？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帮忙。”

源头病人是中美贸易商约翰尼·陈。卡洛给他检查时，很快发现这种疾病不是细菌性肺炎或流感，而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尚无治疗药物。他通知世界卫生组织，一种“未知传染病”在医院扎根并有暴发的危险。他负责隔离，努力把传染病控制在医院之内。他不断督促优柔寡断的当地卫生官员采取更严厉措施控制疫情暴发，亲自骑助力车把血样送到城市另一边的实验室。实验室里只有一名技术人员，她也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其他所有员工都已逃离。为了能帮助卡洛解开新入侵者之谜，她把自己隔离在实验室里。

就在3月初的这段时间里，卡洛给亨利打来电话。“我们对医院失去了控制。”他说。亨利已经从香港的威尔斯亲王医院和多伦多听说了类似的情况，后者一半的SARS病例是医护人员，世界即将暴发极其致命的大流行病，亨利和其他人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旅行禁令，这是可以采取的最严厉手段之一。自从上一次因为印度鼠疫暴发颁布禁令已经过去几十年，发出这样的声明注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殚精竭虑的时候，一名新加坡医生从纽约登上一架返家的波音747客机，机上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四百名乘客。就在起飞前，医生发病了，他给自己在新加坡的同事打电话报告类似SARS的症状。这个消息令日内瓦为之一震。他们得迅速采取行动——可是有什么措施呢？航班按计划在法兰克福补充燃料，在其降落时就已做出决定：四百名乘客全部隔离。

这下形势安全了：旅行禁令已经颁发。

正是亨利的朋友，热爱生活的卡洛·乌尔巴尼建立了严格的措施，避免疾病蔓延得更广。越南是首批宣布消灭这种疾病的国家，可是，那时卡洛已经去世。他识别出这种疾病，很快又染上这种疾病，一个月零一天之后，他自己的性命也被它夺走。虽然没有疫苗，但是多亏他的警告，SARS的大流行被控制在百天之内，数百万人被救。公共卫生官员认为这是历史上对大流行传染病最高效的响应，亨利却把卡洛看作一位殉道者。

亨利更加仔细地审查了一遍弗朗索瓦丝·尚佩医生的病案记录，事件追溯到1月份的最后一周，也就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到达营地的时候。的确有艾滋病在营地内全面暴发，这让医生们措手不及，结果新型病毒的早期病例被当作普通流感而遭忽视。前十天里十多名出现症状的病人服用泰诺和达菲治疗，他们全都康复，然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患者卢胡特·英卓华，主诉发热40.5摄氏度，呼吸费力。患者起病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无症状感染期，1月31日突发高热，重度嗜睡，考虑为HIV第3期（艾滋病期），进展迅速，不明原因，伴有鼻腔和耳道大量出血。

在她的描述中，病人是来自苏门答腊岛的稻农，两天后，尚佩医生又继续简洁地记下：

患者卢胡特死于8点19分，发绀，原因未知。新增5例。

她在没有实验室甚至没有初期诊断的条件下工作，不过即使那些条件具备，她也和此刻的亨利一样毫无方向。在这批法国医生针对HIV进行治疗期间，他们也将自己暴露给了新的病毒，暴露于这场正在酝酿的瘟疫之中。营地里满是免疫系统抑制的人群，他们对未知的感染毫无防御力，这里简直就是助力新型人际传播疾病蔓延的绝佳实验室。

去世前一天，尚佩医生悲伤地问：“我们错在哪里？”她怀疑此病祸首是一种新型的HIV。这说得过去，HIV的亚型有很多，而且病毒重组能力极强。可她和同事是如何被传染的呢？他们小心地按照流程操作，HIV通过性行为或公用注射器传播，一起洗漱、进餐和相互接触都不会感染，蚊子也不会传播。亨利得出结论，发展如此迅速的疾病只能通过空气传播，这也就排除了HIV及其任何可能的重组病毒。

亨利接到尚佩医生的主管吕克·巴雷从巴黎打来的电话，对方提出再发送设备或派遣人员。眼下，营地的人员亨利都应付不来。“当然，疫情暴发的话问题就会凸显。”亨利告诉他，并建议他安排隔离措施无法控制疫情时的应急响应人员。

挂断电话之前，亨利让巴雷谈谈尚佩医生。“她的病史记录很有帮助，”亨利说，“细致入微、见解深刻，显然训练有素。”

巴雷要回答时似乎难以发声，只好先停下片刻。“哦，弗朗索瓦丝，没错，她属于顶尖行列。”他不甚清晰地说。

“在我想象中，她像一名运动员。”亨利说。

“的确，她热衷骑马。跨越障碍，你明白吧，非常危险的运动，任何医生都明白这种骑手会受什么伤。她也明白，却又深爱得难以自拔。她是个自信的人，要求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坦白讲，我没想到此行她会涉险。我们一直在治疗HIV，所以我没觉得是派她去送死。其实，她是我的未婚妻。”

收下亨利贿赂的瘦削军官正在发热和寒战，他的身上布满瘀青，表明有广泛皮下出血。不过亨利询问他病史时，他坚持住没有动。

“查哈亚。”亨利根据患者登记表读出他的名字。

军官无力地笑笑：“就是我，活不了多久了。”

“有什么感觉？”亨利问。

“呼吸困难，”军官说，“被山压着一样。”他咳嗽起来，泡沫痰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亨利给他用纸巾擦净，产生的医疗废料将会被焚化。

亨利询问他手下的其他士兵。七名女性在不同的封闭场所隔离，没有上报任何病征。查哈亚军官说他们被派驻在营地外围站岗，好几名男性都已经死亡，有些似乎从感染中活了下来，亨利觉得查哈亚难逃厄运。

从医疗帐篷出来，亨利发现一名印度尼西亚警察正等着向他汇报。亨利已经通知印度尼西亚当局把疫情暴发后接触过拘留犯的所有人集中起来。一家食品供应商曾签约给拘留营提供餐饮，他们的司机，甚至是厨房工人，都被安置在当地医院隔离观察。安妮莎部长想抑制恐慌情绪，同性恋疾病感染雅加达居民的谣言已经开始传播，忧心忡忡的健康人群开始挤满医院，仅凭臆想的主诉症状涌入急诊室求医，或者要求注射疫苗来预防这种医学界也未知的疾病。

“掘墓人呢？”亨利问。

“他死了，长官。”

亨利感觉浑身上下一阵麻木。“死了多久？”他问。

“五天了，长官。”

死亡五天，可能染病得有十天了。谁知道在此期间那家伙已经感染了多少人？一支全速响应的感染调查分队得立即开工，追踪调查家庭成员以及他们和掘墓人在营地外的任何接触者，那可能有好几千人。假如疫情已经蔓延到雅加达，那么很快就会见分晓。

“我的司机班邦·伊德里斯先生呢？”

“他走了，长官。”

“去了哪里？”

“班邦先生他去麦加朝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