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环境角度描述中国的增长模式

Krugman（1994，2011）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依赖要素投入驱动的。Young（2000，2003）认为，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非常有限。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环境损害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近年来，劳动力短缺问题一直是经济转型讨论的焦点问题。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经济转型的主流思路。然而，产业升级中选择低碳绿色发展道路同样重要。这一点在重大的政策讨论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恰恰是本章特别强调的问题。

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许多文献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人均GDP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大部分使用公开发布的排放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无论对省份还是对城市，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存在预期的倒U形关系（Shen and Xu，2000；Zhang et al.，2009；Jiang et al.，2013）。而王敏和黄滢（2015）利用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指标进行研究，得到了不同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空气质量指数与人均GDP的增长呈U形关系，这与经典文献中预测出的倒U形关系（Grossman and Krueger，1995）不同。由于人们对于排放数据的质量存在普遍的怀疑，因此对基于排放数据的研究结论应该持保留态度。根据空气质量数据得到的结论有两种解释：（1）中国的城市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达到U形曲线的转折点；（2）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受到体制和结构刚性的制约较多，经济增长向低排放道路转型难度更大。

2.2　中国加入WTO与“污染避难所效应”

Tian and Xu（2019）从贸易自由化和环境变化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增长模式。他们首次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通过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模型和合成控制法，预测了“反事实”情形（假设2001年中国未加入WTO）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估计了入世后中国实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反事实情形下中国排放量之间的差距。他们采用同样的方法估计了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真实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反事实情形之间的差距。结果表明，中国加入WTO后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增加，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这是“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显著证据。该论文研究了中国主要出口行业的特征，研究发现引领出口增长的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纺织业），相反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行业是电子设备行业和通用机械行业。这似乎是一个谜团，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丰富和低成本的劳动力，因此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核算主要出口行业的碳足迹，合理解释了这个出口谜团。他们发现，出口最多的行业，即电子设备行业和通用机械行业，碳足迹也最大。如果碳足迹是多种环境指标的代表性指标，那么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大量的环境投入，例如空气和水，解释了这些中等资本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崛起。最后，他们对出口行业进行增长核算，进一步验证了碳足迹是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并且加入WTO之后碳足迹的贡献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以较低的速度增长，并且全要素生产率是出口行业碳足迹的替代品。

综上所述，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达到了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推迟变化可能归因于无效的法规和僵化的产业结构。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这也加剧了中国的环境问题。由于中国缺乏有效的环境管理体系，高碳足迹行业在加入WTO后增长最快，由此推动了一系列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入世后的繁荣发展，例如电子设备行业和通用机械行业。这些行业在加入WTO后引领出口繁荣看似让人困惑，但是通过碳足迹和增长核算，发现中国在加入WTO后的增长模式是由环境要素的高投入推动的，其实际效果超过劳动力的影响。改变这种增长模式需要纠正市场中环境要素的价格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