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革命教育家

开一代办学新风

杜斌丞毕业前夕，1917年4月28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布告了参加本年6月毕业考试的学生名单。计本科英语部25人、历史地理部25人、理化部30人、博物馆部18人、国文专修科35人。杜斌丞名列历史地理部25人之中。考试合格，准予毕业。他谢绝诸友的挽留，放弃北京、天津择业机会，决心走“教育救国”“开启民智”之路，毅然回到陕北家乡，就教于榆林中学。

追溯榆林中学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早在1495年（明弘治八年）这里创有榆阳书院。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又在原址上办有榆阳中学堂。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榆阳中学堂改名五县中学堂，其办学经费由榆林、神木、府谷、怀远（今横山）、葭州（今佳县）五县分摊。1913年（民国二年），五县中学堂改名为陕北殖边学校。1914年（民国三年），又改名为榆林殖边学校。1915年（民国四年），改名陕北23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其经费由23县分担，简称榆林中学，或“榆中”，亦称榆阳中学，实行秋季招生制。

改名当年的7月，榆林中学第一次正式招生，其招新生83名，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先分编为甲、乙两个班。大革命时期的中共榆林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及一些后来出了名的人物曹又参、叶瑞禾、常文炳，就是本期经考试录取的学生。

1917年8月，杜斌丞受聘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授他所学专业历史地理课。当年就读榆林中学学生姬伯勋、张光远、叶瑞禾1982年在《缅怀杜斌丞烈士在教育事业上的光辉业绩》一文中写道：“杜斌丞师是研究历史、教授历史的，他十分重视学生掌握历史知识，认为懂得历史可以知既往而开未来。虽然杜斌丞那时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他讲授历史课时，注意分析历史演变过程的前因后果，揭露封建帝王的荒淫暴虐罪恶，赞扬骨鲠忠臣和民族英雄的凛然气节，肯定农民起义的意义和作用，以此启发学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激发学生守正不阿的品德。他曾分析过奴隶社会桀纣的暴行所引起的汤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分析过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终于导致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意义和农民起义的重大作用；他还分析过历代王朝，包括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不能持久，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者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因而引起人民的反抗。他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思想，指出这种思想束缚了人民几千年，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他在讲授世界史时，高度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进步作用。他称赞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给农民分了土地，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新鲜，有的还有缺点，但是在60多年以前有这样见解的人并不多。他当时确实对青年学生的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启蒙教育作用。”

半年之后的1918年春，杜斌丞接任榆林中学校长一职。一上任，他便提出了自己的办学主张和办学理念，开一代办学新风。他以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大诗人陆游“人才泯灭方堪虑，士气峥嵘未可非”著名诗句昭告全校师生：“要改造社会，救国救民，就必须从兴办新的教育，培养英才做起。”这个办学主张和理念，实际上就是杜校长的办学方针。正如姬、张、禾在“缅怀”一文所写：“1918年春，斌丞师任榆中校长。他说，办好一所学校，必须要有正确的办学方向。当时我国正处在外受列强侵略，内受军阀蹂躏民不聊生的境地。针对这种现状，杜校长在开学大会上明确宣布，榆中要以德、智、体三育并重为办学方针。他特别强调要以救国救民为‘德’的主要标准。他要师生牢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确立‘振兴中华，舍我其谁’的志向，学习范仲淹做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他提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要求学生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他还指出，科学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人的思想也要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绝不可因循守缺。他要求教师注意培养学生好学、活泼、勇敢、坚韧、进取的性格，勉励师生要做一个士气峥嵘的人。他的这些教育思想、教育主张对我们鼓舞很大，使我们深思，猛醒，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他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所裨益的。”

杜斌丞办学身体力行，改变办学条件，尽量让更多的学生进校读书。当年一位叫艾子高的学生，1980年8月曾回忆说：“榆中原是将一座大的古庙作为校舍办起来的，杜先生来校后，随着师生的不断增多，校舍不够用了，为使扩建校舍经费节约下来，用到诸如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等方面，杜先生实行勤俭办学校，亲自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利用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进行义务劳动。榆中平展展的大操场，就是杜先生率领大家填平了瓦窑沟之后修补起来的。在建校劳动过程中，杜先生针对旧教育毒害下学生鄙视体力劳动的现象，向师生们进行热爱劳动的思想教育。他曾多次严肃地对同学们讲：‘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这种本事，哪有后来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呢？’杜先生的一席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至今不忘。”

杜斌丞十分重视学生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他对师生们讲道：“个人身体羸弱不堪，成了陈独秀先生所说的‘蒲柳之姿’，即使学习再好，又能对祖国有何贡献呢？”《榆林中学校史稿》记载：“1919年，榆林中学组织首届体育代表队，参加陕北第一届运动会，成绩突出。”姬、张、禾在那篇“缅怀”文章中说：“斌丞师对学生的身体锻炼也很重视，常和学生一起上操、打球，还组织教师和学生比赛。”

杜斌丞办学和旧的办学方式不同，他十分讨厌和摒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习气、旧观念。他十分注重教育、引导和组织师生“张开两耳、睁大双眼”，关注社会新变化、新思维、新思想、新知识，尽量参加一些进步的、向上的社会公益活动。杜斌丞任教榆林中学的当年，也就是1917年12月，陕西发生了几起重大政治事件，先是陕西省督军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高峻受孙中山之命，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在白水县城宣布独立，发布檄文，与陈树藩分庭抗礼，历数陈之罪状。接着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率部在西安起义。不日，陈部郭坚在凤翔起义，率部增援从西安退出的耿部，开往盩厔（今周至），耿、郭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一个月后，陈部胡景翼团营长张义安在三原起义，胡景翼、曹世英从富平、耀县驰至三原，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共同发布讨陈檄文。像这些影响陕西政局的轩然大波，以往一时很难传到千里之外的陕北榆林。即使一些人听到了，也不敢贸然“失言”传播出去。杜斌丞上任后，却把这些事件当作胜利的新闻消息，讲给全体师生，师生们才知道孙中山先生又发起了“护法”运动。1918年到1922年，是陕西护法靖国军兴盛的时期，靖国军的头面人物于右任、井勿幕所率靖国军各路将领进行的重要战斗，靖国军的内部争斗，井勿幕被害，靖国军失败，接受改编等重大事件，杜斌丞校长都能及时地一一告诉全校师生。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国立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3000余名学生走出校门，示威游行，反对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丧权卖国行径。消息传到偏僻封闭的榆林，杜斌丞对北京学生掀起的这场爱国运动满怀支持热情。姬、张、叶在那篇“缅怀”文章中作了如下回忆：“五四运动爆发对杜斌丞的思想更促进一步，他以更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态度向学生做五四运动内容、性质和意义的报告，让学生组织讲演团分组到各街头讲演宣传，到商店检查日货，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榆林中学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走向社会，参加政治斗争。斌丞师还在校作了新文化教育的专题报告，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平民文学，反对封建文学和封建思想。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学生组成了自治会，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时事讲演会、读书会等等，学校课程中增加了新文化内容和白话文。”

艾子高也回忆说：“五四运动时，杜斌丞先生带领榆林中学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科学与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同学们都感到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杜先生的政治热情更高了，革命的意识更鲜明了。”

从1920年初开始，以魏野畴为主的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一份进步月刊，名为《秦钟》，其办刊宗旨为唤起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介绍新知识于陕西，向外界宣布陕西的社会状况。发行人为绥德籍北大学生李子洲，编辑为陈顾远，月月按时出版，在陕西关中的西安、三原、蒲城、临潼、华县、富平和陕北的绥德、榆林，陕南的汉阴，湖北的武汉，浙江的嘉兴，江苏的南通，福建的漳州，四川的成都都设有代售处。《秦钟》月刊第四期就刊登有《本月刊京外各代售处》名单载，“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君”为其代售处。8月，陕西教育界发生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授金反对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尊孔而被免职的事件，李子洲、刘天章、杨钟键等旅京陕籍学生，联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郭希仁免职王授金的命令，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也公开发出对郭希仁的警告书。此事影响很大，波及全省教育界。杜斌丞也在榆林发表支持旅京学生的谈话，谴责郭希仁及陕西教育当局。

姬、张、叶在他们的“缅怀”文章中还提到：“1921年7月，我们第一届甲、乙两个班学生毕业，斌丞师参加了我们的会餐，即席发表了充满革命热情的讲话。他在谈论国内外形势时说：‘俄国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民主革命的潮流已经席卷全球，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有了希望，反动军阀统治的日子不会很长了。’他希望同学们‘多关心政治，努力进步，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益的人。’我们这一届毕业的52人中，18人升入大专学校，7人进入军事学校，未升学的也都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前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10人，至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工作的尚有20多人。”

1922年，杜斌丞组织陕北教育界人士参观团去北京、天津参观中、小学教育，学习先进教育经验和学校管理体制，推动陕北旅京、旅津学生组织起陕北教育促进会，出版了《促进》刊物，配合《共进》杂志宣传新思想。

古人说过：“学贵得师”“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作为一校之长，杜斌丞深知，师资力量的政治道德修养、专业知识的高低、业务能力的强弱，是关乎学校教学质量、办学方向的关键。为此，杜校长坚持不拘一格选择聘用一些优秀教员来榆中任教。张光远1980年3月10日回忆说：“我于榆林中学甲班毕业后，1922年秋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校。赴京时，榆中校长杜斌丞让我在北京为母校代请教师，其中提到聘请魏野畴来榆中任教。魏当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研究部深造，也算是和杜校长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友。1923年春，魏野畴应聘来榆中任教。”一位叫李波涛的当年榆中学生回忆说：“魏野畴来榆中后担任国文教师，我是榆中的丁级学生，魏老师给我们讲李大钊的《今》和古代著名文学作品《孔雀东南飞》，以及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进步作品。魏老师传播马克思主义非常热情，讲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二重性，引起我们很大兴趣。他叫同学们自学《共产党宣言》，阅读《向导》《新青年》《共进》等进步书刊文章，教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潮流，坚决反帝反封建。”

1923年冬，杜斌丞又亲自出马，披风冒雪，千里迢迢前往北京、天津进行参观、考察、访问，聘请进步教师来榆中任教，其中通过李大钊推荐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王森然。王森然1982年5月说：“杜斌丞为提倡新文化，开创新学风，四处奔走，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学者去陕北。他听到我因宣传民主、科学等新文化而被曹锟通缉，在北京找到我，说：‘陕北就缺你这样的教师呢，你能到我们那里去吗？我约好了李子洲，你和他一起去开荒吧，你应该趁此机会去西北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我接受了他的聘约。1924年2月14日，我携带了简单的行装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等书刊，从北京出发，经过15天的时间，到达了西北高原的古雍州地面。当时正放寒假，学生们都回家了，听说北京来了新老师，很多学生赶回学校，参加欢迎会。杜斌丞把我介绍给同学们，又讲了话，学生会主席刘景桂（志丹）在欢迎词中，高声朗读了我的一首诗《杀！杀！杀！》，全场情绪激奋，我不禁流下热泪。”

王森然还说：“1923年，杜斌丞聘请了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魏野畴任国文教员。魏野畴的到来，使学校产生了新的变化，活跃了青年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空气，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学生会、读书会、剧社；他带来了《向导》《共进》等刊物，让学生们走出学校，但引起榆林军阀井岳秀的不满和忌恨，也遭到地方上封建遗老遗少的敌视、排挤和迫害。杜斌丞1924年春惋惜地对我说：‘我十分为难，去年我找到你的时候，魏野畴刚离开榆林中学不久。’杜斌丞希望春风能够吹遍黄土高原，希望能够唤醒沉睡的人们，希望榆林中学能够为民培养出人才。”

杜如樟对杜斌丞办学方法和特点作了这样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评述。她说：“我觉得他有几大特点：第一，他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就是坚持爱国、科学与民主，这个教育思想直至现在我们还需要为它奋斗。他这个教育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绥德中学堂和少年时代的启蒙阶段，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的升华阶段，北京高等师范的确立阶段，榆林中学的践行四个阶段。十年校长任期可以说是他的惨淡经营阶段。第二，他确立了明确的教育方针、教育目标。他的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因为在20世纪初叶，旧的教育只读四书五经，只注考据、读经、背诗，不重视学习自然科学，更不重视青少年的身体锻炼，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他提出了德智体全面的发展，所以榆林中学课程文科、理科、体育课都开，操场也修得很大，他自己还亲自带体育课，这是受他五姨父的影响。因为在绥德中学堂的时候就提出了先进的办学宗旨：崇文、崇礼、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人格，为爱国人士，任救国之先驱。这也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这是和刘古愚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他办学第一要有硬件，硬件里，一个是图书，一个是实验仪器，他认为这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没有这两样，绝对是开展不好教学的，所以他很重视这一点。他给学生订的图书、杂志包括了各个方面的，特别是一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思想的一些杂志和书籍。他在北京高等师范读的那些新文化运动的杂志他都订上了。第三，是他兼容并蓄。他把各方面各种思想学派的书都购买或订阅了，让学生们去学习鉴别。第四，他重视教学仪器实验。我们过去的科举是不学自然科学的，更谈不上做实验。他很重视这一点，曾托高建白在北京想办法购买仪器。购买时，高建白不知购买些什么仪器，就找到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王仲超老师，王老师不辞辛劳开了一个清单，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仪器都给他开了个单子。按照这个清单一调查，有的相当的贵，在陕北办学能买得起吗？他就写信问杜斌丞。杜斌丞回信说，你尽量买，我想办法筹钱。所以榆林中学的图书仪器在他任校长的这个阶段起点是很高的，实验仪器配得是很齐全的。第五，重视选聘教员。图书和仪器的‘硬件’解决了，还要解决‘软件’，‘软件’就是要组建教师队伍。教学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图书和实验仪器，鸟的躯干就是老师。一定要请好的老师，才能使鸟儿腾飞起来、翱翔起来。他请的老师各方面的都有，老师的思想状况也是有差别的，既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儒家、道家和旧的朴素民主思想的。他很支持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后来我听说他支持把榆林中学的共青团组织、共产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民主办学，广开言路，是对教师和学生的最大尊重。杜先生给教师非常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充分地进行自由的学术交流。尽管他对学生管理十分严格，但是他反复给老师和管理人员交代，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准随意或者变相体罚学生。1923年，在榆中建立了陕北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由刘志丹出任第一届主席。杜斌丞先生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

依托镇守使署

在中国，历来办学都是以官办为主，那些私塾、义学、家学只是个辅助或补充。学龄儿童私塾之后升入小学堂以至中学堂、高等学堂，绝大多数都进入国立学校就学。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分摊出资的联合中学，当时的榆林镇守使署对榆中的支持力度大小，决定着这个中学的兴衰命运。作为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深谙其道，他想办法依托榆林镇守使署办学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成功的，特别是争取镇守使井岳秀的支持更是办学之关键。

多年来，每提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却几乎只字不提当年榆林镇守使井岳秀，也不提及杜斌丞与井岳秀一起合力办学的点点滴滴，要提便是井岳秀消极面的东西，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假若杜斌丞校长能活到今天，恐怕也不会允许这种罔顾事实的现象出现。

井岳秀是在杜斌丞返回陕北的前一年率部进驻榆林的，后任榆林镇守使。当时的中国政局，一个中学校长，不经过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同意是绝对不可能出任的。实际上，杜斌丞榆林中学校长一职，正是井岳秀主动起用的。真乃是文武相彰，亦步亦趋。

多年来，关于井岳秀起用杜斌丞校长之职，史志上也少有记载，以至被人忘记。其原因既与井岳秀本人的历史有关，也与一些人持有偏见，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有关。井岳秀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妨多费一点笔墨简单追寻他走过的历史脚步和与榆林的渊源。

井岳秀，字崧生，陕西蒲城县人，家住县城内大什字巷，清末庠生，辛亥革命志士，陕西民主革命先驱井勿幕的胞兄。兄弟俩在宗族中排行十和十一，人称井岳秀为“井十”。他幼时喜好练拳使棒，一身武艺，毕业于陕西武备学堂，为武秀才，井勿幕为文秀才，兄弟俩常在一起针砭时弊。其家境比较充裕，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1902年分家后，井勿幕因债务无法应付，井岳秀帮其弟离陕赴渝，投靠父亲朋友，在渝读书，次年勿幕同吴玉章同行赴日，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

1906年，井勿幕受孙中山指派由日本回国，发展盟员，井岳秀等人是井勿幕发展的陕西第一批同盟会员，曾任蒲城县教育分会评议员，进行革命宣传，保管文件，投入民主革命。1908年“蒲案”发生，清政府蒲城当局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搜至井家，其妻赵雁云临危将同盟会文件封入罐中，埋入院内菊花丛中，他回后尽焚文件和名册，保护了革命党人安全。1909年陕西成立咨议局，井岳秀任常驻议员，斥议陕西当局腐败，并为革命筹措经费。1911年10月，陕西响应武昌起义，光复西安，他冲锋陷阵，夺旗斩将，屡建战功。西安光复不久，山西民军告急求援，同弟井勿幕统领东渡黄河解山西之危。民国元年（1912）2月，犯陕甘军从平凉东进长武、永寿、乾县一带，西路告急，他从山西挥师西征，与甘军激战西府岐山张午原，解咸阳之危。

1913年，井岳秀奉命赴榆林处理秦麻涧神团教案及“烟案”，适逢外蒙古在俄沙皇蛊惑策动下独立，并暗中鼓动内蒙古六盟脱离中国，河套伊盟七旗同时受到影响，北京军政府和陕西当局派井岳秀带兵进驻榆林，以应付沙俄、外蒙古进一步肢解分裂图谋。乌审旗大喇嘛札木萨闻知井部到达榆林，便请井会商大计。井岳秀带数骑前往，通过交友、赛马、拜把子，与蒙古族首领建立信赖关系，凭借超强的武艺、骑术及流利口才和坦诚态度，力据“七不可”陈述，终于说服并劝阻王公内附，使沙俄与外蒙古阴谋未能得逞。他的真挚态度，感动王公贵族，随发出檄文和宣言，从此，伊盟七旗王公们与他建立起深厚感情，互不干扰，和睦相处，蒙汉往来交易更为活跃，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

1916年8月，陕北患匪遭扰，陕蒙边界新生异动，陕西督军陈树藩命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兼陕北镇守使党仲昭率部北上，陈对井家兄弟二人留在关中也不大放心，以井岳秀前赴榆林处事有方为借口，派井作先锋复赴榆林。党仲昭率后续行至肤施（今延安）部属内讧，党一气之下，辞职返回西安，只有井先锋营于10月间到达榆林。1917年2月，井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团，井任团长，北洋军政府总统黎元洪任命井岳秀为陕北镇守使。1924年，孙中山任命井岳秀为中央直辖陕西讨贼军临时总指挥。到1936年，井岳秀在镇守使任上，先后任北洋直系军政府西北联军总司令、冯玉祥陕北国民军总司令，国民党新编第四师、第八十六师师长，经营陕北长达23年。有功有过，功过分明，应实事求是区别看待。

镇守陕北的井岳秀，一方面防止沙俄、外蒙古再次图谋不轨势力，更重要的是开发建设榆林。井岳秀23年间在榆林办工厂，引进机器、技术，引进火力发电，创建榆林现代工业，兴修水利，改造沙漠，支持创办《上郡日报》，繁荣商业和当地民间文化体育事业取得可喜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倡兴教育，兴办师范、职校，扩展榆林中学，捐资助学，功在一方，至今被榆林人民传为佳话。在这里，我们不妨罗列几件事例和一些数据吧。

井岳秀起用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之后，连年招生，学生越来越多，校舍、教具不够，各种开支俱增，经费拮据。杜斌丞商请井岳秀帮忙，井慨然应允，即以军费先行借资。榆中教学质量高，考入京、津、沪、汉等地高校求学的优秀贫寒学生连年增多，一些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难以入校就读，杜斌丞报知井岳秀，井便给以助学金资助，每人每年给银币50—100元不等，最高达300元。据《榆林中学校史稿》统计：“仅榆林中学就有高宗山、王汉屏、艾锦江等30余学生得到过最高资助。特别是对出国留学的陕北籍学生，每年也都给汇款资助。受井岳秀资助的陕北优秀贫寒学生多年来累计达300多人。”《二十二军史略》对井岳秀在陕北发展地方教育作了简要总结：“陕北僻处边微，风气晚开，井公以教育为立国根基，筹款兴学，引为己任，榆中之开展，榆师、榆职之创设，井公均尽最大努力。更对贫寒生出外升学者，一律予以资助，十年之中人才蔚起。”

1919年（民国八年），在井岳秀的资助下，经与杜斌丞、郭维藩协商，由郭出面，创办陕北佳县乌龙镇高级小学。1925年给该小学修建西洋式纯石结构大门一座。校门高8米、宽5米，其形势之巍峨，石工之精微，冠绝陕北。在乌龙小学创修校门门首的匾额和两侧石柱上，题刻了井岳秀题写的校名和门联。门联为：“乌延乃南路屏藩振作国民惟教育；龙城本北门锁钥保持边境赖英才。”所题门联构思巧妙，不仅藏头地名“乌龙”二字，还以“南路屏藩”“北门锁钥”点出了陕北的战略地位，更以“振作国民惟教育”“保持边境赖英才”道出了井岳秀兴办陕北教育的目的和心声。“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任校长特意将该门联用水泥覆盖，使其免遭破坏，“文革”之后得以复原。该校门建成迄今已近百年，保存完好，这便是井岳秀重视教育的见证。

在井岳秀和杜斌丞的倡议支持下，陕北各县的教育事业几年间有了较大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民国十年（1921）八月给井岳秀赠以由大总统黎元洪题署的“敬教劝学”匾额，嘉奖鼓励。

陕北地方教育要发展，但师资力量向来不足。1925年，井岳秀与榆林道尹景岩征（志傅）、杜斌丞商定，成立了榆林道立单级师范学校，招考陕北各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学生，学制两年。师范学校先利用高等小学东院一排房子暂做教室和宿舍，第二年移至东山香云寺内，聘请郭茂林任校长，经费由烟亩附加教育款筹足。这一年，在绥德、洛川等地也办有单级师范学校。

1926年春，经井岳秀和景岩征、杜斌丞一同筹划，在榆林县立模范女子国民小学内创办榆林道立女子师范学校（简称榆林女师）。井岳秀经与杜斌丞商定，派李楷（正斋）出任校长。为筹措女师办学经费，井岳秀除在厘金税项下划拨一部分外，又从自己的镇守使署军费中划拨部分，其余则商酌景岩征从榆林道尹公署予以解决。榆林女师主要招收陕北各县女生，为陕北女子上学开了先河。这年5月，井岳秀和景岩征、杜斌丞商定，由榆林道尹署拨银币5500元，修建女师大门、教室、礼堂等。10月，女师首期招生10余人，第二年招收一班计36人，学制三年。1928年5月，榆林道立女师改归省立，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拨银币7300元，扩建校舍、教室，学制改为四年，学科未变。后又在该校附设省立女师附小。1936年，榆林女师庆祝建校10周年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分别为《女师毕业纪念专刊》题词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女师始基”。

1928年，杜斌丞和榆林地方绅士鉴于陕北有丰富的皮毛资源，倡议创办职业学校，得到井岳秀的大力支持。井岳秀遂即与各县协商，在榆林中学原来附设的毛纺和制革两个职业班的基础上，改建为陕北职业学校。经井岳秀报请陕西省政府批准，以烟亩附加税作为办学经费，利用榆林城内龙王庙和寿宁寺（今梅花楼）创办起陕北公立职业学校（简称榆林职中）。职业学校设纺织、制革两个专业。到1932年，陕北公立职业学校已达5个教学班、176名学生、34名教职人员，后又增设了高级班。为扩大职业教育，在职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榆林县立职业补习学校，实行半工半读。

1932年11月19日，杨虎城为陕北公立职业学校题词为：

巍巍上郡，雄峙朔方。桑麻渠溉，谷地牛羊。

古风绵邈，末俗堕颓。起衰救敝，急起直追。

猗欤贵校，济济群英。技术研讨，利用厚生。

振兴国产，力挽利权。利国富民，重任承肩。

智用则巧，业贵日新。发扬广大，益利精勤。

缅为令范，独树先声。载笔庆祝，利被无穷。

职业学校的兴办，实习工厂开始使用机器生产毛线、毛毯及皮革制品，皮革鞣带工艺由传统鞣革制改用矿物、植物及混合方法制革。三年间，井岳秀、杨虎城先后拨烟亩附加税款3万银币，供榆林职中实习工厂购买添制英国产20马力锅炉蒸汽机、发电机、立式制毯机各一台，德国产轻便梳毛机一台，纺毛机二台（20锭/台）及转鼓、榄槽、打光、压底机等制革机器。从天津先后聘请来纺织技师、机械技师、制革技师、皮件技师等，为贫寒农家子弟学徒传播技艺。从此，榆林毛毯走出陕北，享誉陕西内外。井岳秀、杜斌丞兴办陕北职业教育，独树先声。

井岳秀镇守陕北，既较好地维护了陕蒙关系，也为阻止内蒙古分离势力和日伪染指内蒙古作出了贡献。

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当时北洋政府不予承认，陕蒙边界一度紧张，1926年河南镇嵩军刘镇华西安围城祸陕，内蒙古一些王公贵族蠢蠢欲动。井岳秀本打算率军南下增援反围城斗争，为制止内蒙古独立，维护汉蒙团结，捍卫边疆统一，他不得不留在榆林，震慑分裂独立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成立，为防止伪满势力染指成吉思汗陵墓，挑动内蒙古独立，井岳秀派重兵守护“成陵”，意将“成陵”从鄂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加以保护，制定了迁陵计划。1936年2月1日（正月初八），井岳秀手枪无意落地走火致重伤而亡。1939年春，日本侵略者勾结蒙古、内蒙古民族败类，打起成吉思汗陵的主意，6月10日，邓宝珊将军主持成陵西迁，由伊盟经榆林、延安、西安，迁往甘肃榆中县兴隆山安陵保护。

井岳秀1933年就提出誓死抗日要求，1935年冬，张学良、杨虎城飞抵榆林，密谈实现西北大联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得到井岳秀的响应。达成一致意见，因其逝世未能亲历西安事变等重大斗争，但在维护民族团结和捍卫国家统一，抵抗外敌入侵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井岳秀头脑还是清楚的。1934年和1935年，曾两次拒绝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蒋数电催促，他无动于衷。

诚然，井岳秀在镇守陕北期间，一度奉命执行蒋介石“剿共”反动国策，加之党内的一些极“左”做法，井岳秀从保境安民角度出发捕杀共产党人、红军和游击队员，“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同时，苛捐杂税沉重，加重了陕北人民负担，军民关系一度紧张，人民反抗情绪激昂，连杜斌丞也看不下去，曾一度提出“倒井”。但就井岳秀的一生和在陕北镇守使任上，客观地讲，政绩还是显著的，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更不应该一笔抹杀他对陕北教育事业的作为和贡献。杜斌丞作为一个革命教育家，也与井岳秀的支持不无关系。井岳秀镇守陕北，没有在榆林置田、置房。直到井岳秀去世后，杜斌丞前来西安，一度也住在井岳秀留在西安湘子庙街上的住所内。特别是井岳秀为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东山再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识杨虎城

1922年，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陕西靖国军终归失败，接受直奉军阀改编，唯有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等少数靖国军将领始终反对改编，坚持竖起靖国军旗帜，在敌军大举进攻面前，率部英勇战斗，敌强己弱，顽强抵抗，移兵于西府凤翔，一面派人护送于右任总司令南下四川，绕道前往广州请示报告孙中山，一面重整军内。为了保留西北辛亥革命和靖国军革命种子，以利于继续奋斗，于这年5月底，率部千余人马，绕道辗转，长驱2000公里，北上“沙陀国”，即陕北榆林地区，进入井岳秀防地，落脚定边、安边、靖边一带。

井岳秀深知杨虎城骁勇善战，也处理过1914年杨虎城击杀蒲城孙镇恶绅李桢一事，为杨辩护说情，才使李桢的靠山郭坚息事宁人，不了了之。况且自己的胞弟井勿幕向来受杨崇拜，是杨的革命引路人。井勿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时与杨过从甚密，井勿幕遇害后，靖国军中唯有杨虎城在军中设置灵堂，全军戴孝祭奠。更重要的是在万般劫难之中，杨虎城依然忠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旗帜不倒，井岳秀实实佩服杨的革命意志坚韧与挺拔，于公于私，不能不伸出援救之手，拉杨一把，渡过难关。

这年9月2日，《新秦日报》报道：“已到陕北的杨虎城部尚有众十余营（实为三个营），以有枪支者为断，大约在一团以上（实三分之二）。杨情愿投诚（实为暂栖或寄居）受编酝酿已久，经井崧生（岳秀）镇守使往返电商，保定曹仲珊（曹锟）允准，收容该部，嘱令选择精锐，编制成军，延、鄜三边有杨部溃众分踞。”

杨虎城部将，十七路军老人手、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1962年说：“杨虎城打消攻取洛川的计划后，经安塞到达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从事休整。为避敌人重视，部队编为井岳秀的地方部队陕北步兵团，由李子高带领，我同杨虎城先生住榆林，结识杜斌丞先生，过从甚密。斌丞慷爽有大志，关心人民事业，目睹当时社会腐朽落后情况，辄起不平之鸣。”

杨虎城原秘书米暂沉1978年和1991年先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香港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杨虎城传》中写道：“杨率部到延安后，就派蒙发源（浚生，参谋长，井岳秀老朋友）去榆林见井岳秀联系，商议的结果是：一、杨本人目标过大，使井不便对外，宜暂时脱离部队，住在榆林；二、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德升（子高）为团长，孙蔚如为团附，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驻定边、靖边、安边等地。”“杨到榆林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才日渐好转。这时，他的身心状况都处于低潮。由于他的部队驻在外县，因此，除了应酬井岳秀的场面外，他很少出门一步，只是和他的夫人罗培兰谈谈家常而已，有时望见挂在客厅中的旧日靖国军的军旗，便有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在榆林居住的时间长了，杨虎城逐渐结识了这里的社会名流，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杜斌丞。”“杨虎城在榆林养病时，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更集中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崇尚民主，憧憬革命，杜斌丞就是他们的代表。杨虎城与他结识后，两人一见如故。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是对于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一新耳目之感。因此，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这对于杨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很大影响。”

据说，当时有一种传说：杨虎城住久了，井岳秀可能会有疑虑，怕影响他的统治。杜斌丞听到这种挑拨言论，怕引起杨、井二人之间的猜疑，进而影响关系，他就亲自去见井岳秀。告诉井：“杨虎城胸有大志，非池中物，陕北绝不是他的久留之地。”杨虎城后来也说：“斌丞先生虽是陕北米脂人，但结识以来深感他是陕北的人杰之一，是有进步革命思想，有政治见解，并能团结人的英雄人物。”

周梵伯是杨虎城主陕初期的秘书，蒲城县人。他回忆了杨将军对他讲与杜斌丞的结识经过：“1922年，杨将军到榆林后，慕名拜访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并通过杜结识了魏野畴，三人志趣相投，结为挚友。杨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初步认识。杨按照杜、魏二人的建议，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不断提高部队文化素质，并且聘请赵寿山、段象武、刘光甫等军事专家（来自保定军官学校）开办安边教导队。所有这些，引起了井岳秀对杨的猜疑。杜斌丞得知后，劝杨以养病为名，暂弃兵权；同时由他向井说项，以释其疑。杜反复陈述：虎城有虎志，非池中物，待时机有变，即可南下，另作他图。井见杜态度诚恳，又看到杨已离开部队，常住榆林，遂解除疑虑。”

在榆林，杜斌丞向杨虎城介绍了一位对杨后来思想起过重要影响作用的人，那就是陕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共陕西组织创建者之一——魏野畴。

魏是陕西省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时由杜斌丞聘请任教于榆林中学。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认识了这位知识渊博，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魏先生”，这也是杨虎城接触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两人认识之后，交往甚密，在多次的深谈中，魏野畴详细地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奋斗目标，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遭到失败的症结所在。

在魏野畴的眼里，杨虎城是一位有作为的人，出身虽苦，却富有革命热情，是对北洋军阀斗争很英勇也很坚决的革命军人，在地方上是亲近民众，有较高威信的革命将领。搞国民革命，是共产党人可以与其长期合作共事的不可多得的人物。历史已经证明，魏野畴的这一认识和判断是十分正确的，有远见的。

这个时期，中国时局正处于军阀割据，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依靠英、美势力，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控制了中央政权，加紧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再次挑起了军阀混战。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必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阵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和《宣言》，中心问题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进入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集中于国民党。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人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便是“三大”的重大历史贡献。当魏野畴向杨虎城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纲领和“三大”确立的路线和方针后，杨虎城较为系统地了解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现阶段革命任务，逐渐解开了思想谜团。此时，他虽然身处逆境，蛰居塞上，寄人篱下，又是大病初愈，却对中国革命前途增强了信心。魏野畴精辟的政治见解，对局势入情入理的分析，渊博的知识，深深赢得了杨虎城的敬重。可以说，在杨虎城的一生中，魏野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政党。为他此后长期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杨、魏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革命路上的朋友和知己。他俩合作共事的佳话，成为陕西革命斗争历史上的一个红色亮点，一桩美谈，经久不息。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杜斌丞先生架起杨、魏二人友谊之桥的历史作用。

1923年底，魏野畴离开榆林中学。第二年初，杜斌丞邀请北京的王森然来榆中执教。3月，杜斌丞便引荐王森然结识了杨虎城。1982年5月，王森然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讲道：“1922年，杨虎城率靖国军与直军作战失利，拒绝北洋军阀收编，暂避陕北井岳秀处，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任命了新团长，杨虎城本人脱离部队，在榆林城内闲居休养，和杜斌丞搞得很熟。他结识我后，一见如故。我曾用很长时间给他讲完了一整部《水浒》，也讲《三国演义》。他对当时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才逐渐对中国的前途有了认识。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杨对我谈论井岳秀时说：‘我们是同乡，表面上他对我当然不慢待，事实上他看不起我。’他说，平时除找杜斌丞和我，很少出门。自觉寄人篱下，精神抑郁，心中不快。”

杨协和杨瀚，是杨虎城的两个嫡孙。在采访中他们补充讲述了爷爷在榆林结识杜斌丞先生一事。杨协说：“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爷爷带部队北撤榆林，投奔井岳秀，这个时候认识了杜斌丞，杜斌丞当时是榆林中学校长。我爷爷也比较‘时髦’，喜欢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喜欢和知识分子交往，当时他养病的时候就经常去榆林中学，杜斌丞向爷爷介绍认识了共产党员魏野畴，接受共产党一些先进的思想。听说当时井岳秀对我爷爷有些猜疑，井周围的人就说：小心杨虎城将来把你的地盘给夺了。这时候杜斌丞就出面给井岳秀讲，杨虎城非池中之物，他看不上你陕北这块地方，迟早要南下的，井岳秀才对我爷爷放心了。而且井岳秀很关心爷爷的健康，给爷爷请来当地名医治病，从定边盐税中划出一定比例解决部队给养困难。”

杨瀚也说：“爷爷到榆林后，经常向杜斌丞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因为杜是榆林中学校长、高等知识分子。那时候一般没文化的人对知识分子很崇拜，对教书的先生也很崇敬。爷爷向来喜欢和有识之士交往，渴望学习文化，羡慕读书人，请杜先生给他介绍一些知识分子，有识之士。榆中是陕北23县最高学府，杜先生是校长，当然很忙，不可能成天跟爷爷去相处交谈。所以，杜先生给爷爷先后介绍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叫魏野畴，在榆中任教，也是陕西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魏野畴向爷爷系统介绍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使爷爷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所了解。对爷爷后来走上长期和共产党合作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魏野畴后来直接参加爷爷的部队，当教官，当政治处长，参加北伐等。还有一个人叫王森然，后来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家。王森然给爷爷详细地讲解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爷爷通过文学名著，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军事才有所了解。爷爷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但是他后来在战争中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其他一些方面，和爷爷在这里受到的一些启蒙教育也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杜先生在爷爷和井岳秀关系的弥补、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爷爷带部队到陕北，开始井岳秀还是有戒心的，当时井提出的条件就是把部队全部分散，一个团分三个驻地，不让爷爷直接和部队发生关系，部队里没有爷爷任何职务。爷爷以休息养病和学习为主，同时就是积极和孙中山进行联系，积蓄力量，再一次参加‘护法’战争。在如何处理与井岳秀的关系上，杜先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和井岳秀的关系非常好，井岳秀对他也比较信任，他经常向井岳秀介绍爷爷的情况。反过来井岳秀也通过杜先生了解爷爷的思想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杜先生首先从内心对爷爷是支持的，因为在爷爷身上体现了当时很多先进的东西，要求反帝反封建，要求社会变革，要求平民社会的思想，与井岳秀一些封建的、独裁的、保守的东西又是不相同的，井岳秀有一些猜疑、戒心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经过杜斌丞从中说项协调，爷爷后来提出在三边成立教导队，培养军官的，井岳秀就答应了。首都革命后，起兵打北洋军阀，井岳秀配合了，而且派出了部队，这里面应该说杜先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井岳秀对十七路军后来发展壮大也是有功劳的，爷爷很感激他。”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驱逐曹锟、吴佩孚的“首都革命”，驱逐溥仪出宫，成立国民军，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全国尤其是北方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为响应“首都革命”，陕西也面临驱逐督军兼省长的刘镇华出陕的斗争。11月初，杜斌丞与李子洲、王森然商议促使杨虎城从榆林南下关中，参加驱刘斗争。经过两年多养精蓄锐的杨虎城及其部队，元气大复，决心率部南下，和井岳秀一起改编为国民军。杨虎城出师南下时，井岳秀在城外设酒饯行，杜斌丞、王森然都参加饯行仪式。此时狂风大作，黄沙漫天，杨虎城端起酒碗，大笑而言：“云从龙，风从虎，诸位等着吧，我杨虎城南下定能取胜。”言罢，杨虎城在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的欢乐气氛中，以“陕西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自己原部和井岳秀一部南下驱刘，结束了他两年多的蛰居生活，投入新的革命高潮。

客观地讲，杨虎城蛰居榆林，是他人生和军旅生涯极其重要的两年，他既感谢杜斌丞，也感谢井岳秀，这种感谢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的，他后来重用杜斌丞当了自己的“高参”。而对于井岳秀的感激，可以从井1933年6月上旬来西安时，杨虎城举行6000人欢迎大会的致辞中得到答案：“井师长见识高超。关于这一点，十七路武装同志要注意，因为十七路过去在靖国军时代，武功之役后，关中区无立足之地，革命势力几近磨灭，乃开往陕北渐图休养，斯时井师长不顾一切，认定十七路是忠实的革命团体，遂竭力供给。厥后，国民一、二、三军失败，十七路军成功坚守西安，推源求始，皆井先生所赐。以后十七路出关，参加北伐和历次战役，形式上虽与井先生分离，但精神上之结合实始终如一。十九年（1930）十七路入陕，虎城因井先生历年均有教诲，欲往榆林一叙契阔，后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今天井先生来省，实是我们接受教益的好机会，大家切勿错过。”

心力交瘁为学子

送走杨虎城，几年办学的劳累使杜斌丞心力交瘁。一条硬汉子不得不暂时离校，回米脂县城家中休息疗养一段时间。为了榆中，为了贫寒的子弟，为了改变陕北文化落后的面貌，培养人才，杜斌丞先生确确实实做到了鞠躬尽瘁、精疲力竭的程度。榆中虽然是陕北23县联合中学，教育经费由各县分摊，但各县经济状况差异很大，即使经济条件较好的县份，比起关中来差距还是蛮大的，且不用说更为贫困的县份了。陕北教育一直比较落后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经济落后的制约。陕北沟壑纵横，瘠土少雨，广种薄收，度日糊口艰难，常以“走西口”为避荒求生之出路，办学、读书成为一种奢望。即使有一些县乡开办小学堂，学生也很少，教师质量差，也没有多大气候。榆林中学开办很早，也因经费不足，几度改名。杜斌丞接任榆中校长之后，从想方设法筹集办学经费开始，东求西凑，南讨北借，聚沙成丘，维持榆中正常运转。其间，他曾跟镇守使井岳秀多方联系，从军费中前后要来21000元银圆，又从省政府争取到20000元银圆，经省政府同意，将23县皮毛卷拿来作价换得一些经费，缓解了榆中几年办学经费。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质量则是关键，高质量的教师，又得付给较多的报酬。无奈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和一颗诚恳的心，利用在北京的老关系，高质低酬聘来魏野畴、王森然、李子洲、呼延震东等才华横溢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任教。学生增多，扩展校舍，他亲力亲为，自己动手设计，监督施工，省工省费。他节衣缩食，低资取薪，从北京请来的教员，一般月薪为130元大洋，而自己仅为50元大洋。王子宜是榆中毕业生，后来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甘边苏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政部副部长。他回忆说：“1924年，我们丁班的毕业生有23名去北京参加高考，其中20名分别考上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校等八大名校。自己虽未能参加高考，但是回到保安（今志丹）家乡，县长给自己每月200元大洋薪水，请自己在县高小任教。那时，老百姓就觉得只要在榆林中学念过书，就好像清朝中举一样的看重，200元薪水也不为高。比起杜斌丞校长和北京来的几位名老师，那可是高薪水了。”

正因为办学经费困难，杜斌丞除了聘请外地一些高质量教师外，不得不沿用榆中原来一些老教员。这些老教员，一般老观念、老习气，迂腐顽昧，不大受学生欢迎，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有时师生关系紧张，严重对立，影响教学。还有一些学生因地域观念而常闹对立。杜校长成天花在这些老教师身上的“开化”工作、化解学生之间矛盾工作，也是费心不少，耗费大量精力，以致造成身心疲惫，几次病倒，不得不暂时请假离校调养。正是在他因病离校期间，曾发生过三次大的学潮。

第一次大学潮发生在1924年12月底。杜斌丞送走南下的杨虎城之后，回到家中养病，校务交由教务主任高宪斌、训育主任呼延震东两人负责。不料学生因洗澡排队形成两派对立打斗局面。杜校长不得不拖着病体返回学校处理。他回到学校，做了一番调查后，把全体教员学生召集到学校礼堂，严肃地说：“我走了不久，你们便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这是谁的过错？我有责任，你们也难辞其咎。我知道这次风潮中的几个主要闹事的同学，本应按校规处理，可是我不愿采取这种方法，而且这些同学是本校的精华，是有出息的，有培养前途的。”话说至此，礼堂气氛骤变，扫去师生心中的不安。最后，杜校长大声宣布：“至于杜自生同学，今天就叫他离校。”杜校长训话前后不到几分钟，轩然大波就此全告平息。杜自生，以后叫杜润滋，他是杜斌丞的族叔，是此次风潮的引发者。次年，杜自生考入北京大学，后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4月牺牲于陕南马儿岩事变，成为著名革命烈士。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1925年12月，这时杜斌丞正在米脂家中养病。榆林中学因校方拒绝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而引起风波，代理校长高崇（高宗山）即叫来榆林军政当局武装打压学潮，10多名学生被士兵押解逐出学校，三四十名学生被迫停课离校回家。当时的共青团绥德地委书记马瑞昌曾向团中央报告过榆林中学第二次风潮的情况：“向来榆中学生会由同志（共青团员）主持，虽多有暗潮，尚不易闹起，近因该校校长杜斌丞离校，职员都是愚而好诈之辈，教员也是懒得上课之流。所以，因此次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而职员辞职，教员罢课。”“停课之后，便有镇、道两署的强硬之调和，始而令学生当时取消主张，继而实行武力压迫，令学生向教员道歉，终于学生之大部分屈服了。然道歉挽留的结果无效，学生内部由愤而怕分了两派，互相排斥，几乎动武，我同意和一部分努力分子因武力之故，离校南下，现在一部分在绥德。地委自接到他们的消息之后，亟去信指导他们，一方面令他们向教员说明事与教员无涉，请他们立即上课，一方面对学校表示（校务会议）终非不参加不可。但风潮经过极快，我们的信不曾到他们便已经下来了。现在出校者，都是最好的学生。最近消息，教职员回校，牌示开除学生四五十人，我们同志大部分在内。”

从共青团绥德地委这份报告看来，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是杜斌丞校长几年来进行教学革新的一部分，让学生参与教学和校务管理是他办学的新尝试。比如王森然老师倡导办平民学校，杜斌丞采纳王森然的意见，让王老师作指导，由榆中学生会、青年文学研究会、教育促进会，组织学生编写教材，教师由榆中学生担任。不料他的这些新举措却遭到学校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抵制，加之一些学习好、思想活跃、敢于向旧势力宣战的共青团员和知识分子带头，便引起了这次学潮。

这次学潮过后，杜斌丞病休结束回到学校，一方面批评了教务会，让离校的学生返回学校；另一方面选派一些离校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如刘志丹等南下，考入黄埔军校。

第三次学潮发生在1926年7月，也是在杜斌丞离校病休期间。现在，一些史书是这样叙述的：这次学潮的起因是在7月8日（农历五月廿九日），榆林城内民众搭台唱大戏，戏场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榆中学生苗从权无意间身体可能碰撞了一个小伙子。小伙不是别人，正是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儿子井龙文。井挟父之势，不依不饶，随同看戏的井岳秀马弁仗势欺人，便毒打了学生苗从权，以至重伤。事发后，榆中学生武开章等赶紧返回学校，强烈要求校方立即找井理论，严肃处理打人事件。中共榆中支部暗中支持鼓动，以校学生会名义召集全校学生开会，要求校方开除井龙文的学籍，军政当局严惩凶手，向被打学生赔礼道歉并医治，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并将会议通过的《告同学书》印发陕北各县，制造舆论，争取更大支持。对于这次打人事件，镇守使井岳秀派榆林县县长王卓如和学生谈判。无果，学生即搬出学校，借居民宅，以示抗议。为平息事态，陕北道尹景岩征出面，曾恳求在米脂养病的杜斌丞校长回校平息学潮，杜校长不得不拖着病身返回学校。

当年榆中学生张光远后来回忆道：“杜回榆林，在学生大会上讲：‘井龙文带马弁打了你们，你们受不了，我是理解的。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不解决不行，僵持下去有什么好处，说出你们的要求吧，能办到的，我一定去办。’学生当时除提出《告同学书》上几个条件外，又加了一条‘保证不开除这次为首的同学。’杜先生笑了笑说：‘开除井龙文，我一定办到；保证士兵不打人，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请老井（岳秀）加强士兵纪律教育好不好？对同学，我保证一个也不开除；至于叫老井亲自来道歉，你们想一想能办到不？这一条我知道办不到吧！你们不记得去年的事（指武装打压）吗？取了这一条吧。’学生们听了杜校长几句回答，默不作声。杜先生又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学生们低声说：‘没有了。’杜先生就授意未搬出学校的少数同学和职员组织欢迎会，欢迎搬出学校外住的同学回到学校，第二天全校复课了。”

但是，以上叙述多为以讹传讹。井岳秀儿子井龙文当时并非因别人打他，而是自己癫痫病犯了，僵硬倒地，口吐白沫，马弁一时仓促，误认为学生打了井龙文，而引起事端。井龙文并未挟父之势，应该说是一场误会。

榆林中学敢于向守旧保守势力宣战，向恶势力挑战，除了当时陕北地区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学生中有不少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这些受到新思想、新思维影响的青年学生不满社会现状，要求变革，要求进步，敢于冲破守旧教育牢笼的羁绊之外，也与杜斌丞先生办学顺应了历史潮流，紧跟时代的步伐，把“读书救国”的空洞口号，变成与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式教育之风是分不开的。他让学生接受新的革命学说，向无数革命先辈学习，胸怀改变世界、改变旧中国现实的远大理想。王森然老师回忆说：“丁班学生毕业，杜斌丞校长组织榆林中学学生在城北红石峡举行了全校师生的欢送仪式。在红石峡崖壁上雕刻的‘大漠金汤’四个大字下方，又镌刻了‘力挽狂澜’四个大字，由榆中教务主任崔焕九书写。杜斌丞在讲话中鼓励全体同学树雄心，立壮志，继前人革命未竟之业；破黑暗，求光明，使我国成为独立、富强、繁荣、进步的堂堂大国。”

王森然还回忆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整个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陕西也面临一场驱逐刘镇华的斗争。李子洲（共产党员）从绥德专程到榆林，找我和杜斌丞谈了配合全国革命形势，驱刘出陕的意义。李子洲说：‘分析陕西各部武装，都不可能驱刘，唯有暂住榆林的杨虎城部是可以利用的，但此事很复杂曲折，要做最大的努力。’我们决定做井岳秀和杨虎城的工作，分别与杨虎城谈了南下的意义，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南下驱刘。可贵的是，杜斌丞不但说服了杨虎城和井岳秀，还在榆中师生面前进行国民革命意义的教育，全校师生大张旗鼓地参加欢送仪式，让师生们耳濡目染南下官兵驱刘队伍的壮观场面。”

杜斌丞担任榆林中学校长整整十年时间里，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锐意革新，独开新风，为榆中的办学方向辟出一个新模式、新路子，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双丰收，不愧为一位值得尊敬和纪念的革命教育家。当时的官方和社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1924年的《新秦日报》曾经报道陕西省督学韩兆鹗呈称：“榆林各县联立中学开办有年，成绩卓著，一切设备编制均能遵章，教授管理无不合法，学生程度颇有可观。陕北人民比年以来大有进步者，该校之力也，以故各界人士口碑载道。而该校管教各员尤复经营不遗余力，唯是款项拮据，不免影响前途，如理化仪器之不足，博物标本之无多，欲将就而心不忍，欲购量而款无着，常自引为深恨。请给该校购置书籍仪器一次拨助费洋1000元。闻省长已批准，由省财政厅照付。”

1926年3月8日，《民生日报》刊登的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报告称：“本校自杜校长接办以来，建筑校舍，购置教品，引聘各省积学之士专任教员，形式精神日臻完善，为养成学生自治能力、法制精神起见，提倡学生自治，使以共同之精神服从公共之意见，而为公共服务。期满毕业成绩优秀之学生，且为商请官厅资助升学，蔚为深造之才，此事实所在无能掩饰。本学期开学以来，杜校长因校务烦剧，精神不健，复组织各种会议，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等，凡校中重要事项悉决诸校务会议，借收集思广益之效，而为刷新校务之谋，学生方面如有建议陈请事项，又为专条规定，明白宣布。”

总之，杜斌丞是榆林中学上百年建校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十年办学，十年树人，成绩斐然，硕果累累，桃李天下，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精英：有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有追随刘、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子宜、曹力如、阎揆要、张秀山、郭洪涛、王兆湘、张德生、刘澜涛以及杜润滋、张光远、叶瑞禾、李力果、武开章、史唯然，“农民运动大王”霍世杰，抗日名将杜聿明等。“革命的教育家”殊荣，杜斌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