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瞩目国民革命

庆祝反“围城”胜利

杜斌丞怀着“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良好愿望和一颗火热的心，回到陕北办教育。尽管对办学的宗旨、方针、软硬件设施以及师资力量等煞费苦心，竭尽全力，但是几年来，他总觉得不尽其能，夙愿未偿。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在军阀统治、外夷入侵的中国一味地靠教育传播知识，远水解不了近渴，仅有一个榆林中学是救不了中国的，必须使全国所有学子瞩目社会，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改变中国现状的远大抱负。他曾经讲：“我们现在的教育，还要依靠军阀，一个军阀变坏了，学校就办不下去了。而每一个军阀，身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做靠山，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救中国就是一句空话。学生不能关起门来只读书，即使少数学校一时改变办学之风也是收效甚微的。必须让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寻找挽救中国的正确革命理论。”正是基于这种体会和认识，杜斌丞在榆中校长任上的中后期，十分重视引导学生瞩目社会，考察了解社会，尽可能地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两党第一次实现合作。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革命运动的骤然兴起，五卅运动的爆发，“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杜斌丞已经切身感受到火热的社会变革风暴已经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地处偏僻的陕北黄土高原，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此时，陕西中共党团组织也雨后春笋般地先后建立起来，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也应运而生。特别以李子洲、王懋廷为首的播火者，受李大钊派遣，在榆林绥德师范学校先后建立了陕北党团组织和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的国民革命和党、团组织活动深入到偏僻闭塞的农村和学校，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唤醒农民和学生，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学生会，也采取各种方式向校内守旧保守势力发起了攻势。杜斌丞校长不但默认了党团组织在校内的发展，也巧妙地掩护、配合了党团组织在校内的活动。

1926年11月27日，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等坚守八个月之久的西安“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这是陕西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斗争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喜讯传来，他兴奋至极。12月22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它既是国民军联军驻陕各部的总司令部，又是陕西的省政府，其领导形式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由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邓宝珊，驻陕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代表李兴中、史可轩（共产党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代表赵葆华、刘含初、杨明轩（三人均为共产党员）等7人组成。杨明轩和史可轩分别担任驻陕总部的教育厅长和政治保卫部部长，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3月6日，杜斌丞率领榆林中学毕业生和进步青年78人，应邀前往西安参加反围城胜利庆祝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考察。当年受李大钊委派担任于右任俄文翻译、前往苏联敦请冯玉祥回国的马文彦，于1982年5月回忆说：“1927年春，杜斌丞先生代表陕北各界人士应邀到西安参加庆祝‘西安解围’活动。当时我在苏联顾问团当俄文翻译秘书，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派惠又光、韩望尘和我负责接待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杜先生有许多独特的长处。他端重严肃，谈吐豪爽；他知识渊博，娴熟史乘，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独特的见解；他憎恨误国害民之辈和钻营取巧之徒；他生活简朴，言不及私，诚恳待人，刚直不阿。我们彼此推诚相见，无话不谈，对时局看法一致，相处不久就成为挚友。他在西安停留期间，分别拜会了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等人。他非常赞成冯将军‘五原誓师’，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军事部署。他对杨虎城将军率众备历艰危，坚守西安八个月的革命行动表示慰问和钦佩。他还参加了烈士陵园（后改为革命公园）的负土筑坟工程，以表示对死难的官兵和百姓的哀悼。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前，他应邀以陕北各界人士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军事扩大会议和军事检阅大会。他与著名共产党人黄平万、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含初、史可轩等经常接触，畅叙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还专程访问了苏联顾问团，会见了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十多位顾问，认真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列宁、斯大林有关革命思想。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初次陪同杜先生去拜访苏联顾问时，他们一见杜先生，非常惊奇，有的向杜先生敬礼，有的同杜先生握手，嘴里不住地用俄语叫喊：‘布琼尼！布琼尼！’场面十分动人。他们对我说，杜先生的体型、相貌和苏联布琼尼（元帅）很相似。”

在西安期间，杜斌丞还应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主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邀请前去讲话，输送了一大批陕北青年进入该校训练深造。当年和杜斌丞一起赴西安的进步青年艾林亭1980年回忆说：“杜斌丞先生到西安后，将带来的78名陕北青年，介绍62人进了中山军事学校，16人进了中山学院。这两所学校虽然是由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所办，而实际负责的则多为共产党员。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教务主任李林，总队长许权中。学员编为三个大队，我们从榆林来的人大都编在第一大队，3月31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中山军事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参加大会的有冯玉祥部队官佐，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司令于右任和副总司令邓宝珊。杜先生也应邀出席，并讲了话，其大意是，鼓励青年们在伟大的革命高潮中，积极努力，奋勇前进。并号召以往革命的和未革命的人，都参加到这一革命运动的行列中。”

4月13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建设厅厅长李仪祉请辞照准，遗缺以严庄继任。当时的《陕西国民日报》还进行了报道。杜斌丞遂即拜访李仪祉，恳请李仪祉去陕北考察水利。据1993年出版的《米脂县志》记载：“1927年，杜斌丞邀本省水利专家李仪祉等来米脂，对无定河进行勘测，制定修渠方案。”

胡步川在1948年撰写的《李仪祉年谱》中，对此也有所记述：“1927年局未定，引泾工程不能进行，先生欲只身东去，然对引泾计划书图颇恋恋，其心至苦，即赴陕北调查无定河水利，著有《呈请辞退陕西建设厅长专办水利事宜》《兴修陕北水利初步计划》《无定河织女泉水渠说略》。”

拜访李仪祉后第三天，杜斌丞又应邀出席在莲花池举行的“西安民众拥护国民军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大会”。会后，已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的杨虎城邀请杜斌丞赴三原小住（杨家住此），与杨一起畅叙旧谊，畅谈当前革命形势，对杨在西安反围城战斗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大为赞赏，对杨的革命思想甚为赞同。这次小住，也为他俩后来的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从三原返回西安，杜斌丞又在韩望尘公馆接见了前来为他送行的进步青年。艾林亭1980年回忆说：“听说杜先生将要离开西安，东行考察、学习，农历三月二十七日（4月28日），我和艾甫善、常绍先、刘石僧、郑屏侯、冯会义、高德礼、常克恭等同往梆子市街韩望尘公馆（杜暂住地）送别，杜先生谈了很多勉励我们的话。能够记忆起来的有如下一些片段：‘最近，我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去三原住了几天。现在约好两位朋友，不久要离开西安，拟先去武汉，再转宁沪，然后到北京、天津一带看看。我混迹榆林这一小天地里十余年，不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很愿借此机会出外观察学习。你们和我一样，都已离开故乡，今后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将来你们要担当各种事业，头脑要开阔敏锐，凡事要多思考、多分析，不要故步自封。你们在西安受训学习，感觉如何？艰苦吗？应当如此。青春不在，趁此良机，在目前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努力锻炼自己。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中，怎样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都应该与之相适应。这对于你们将来的光明前途大有好处，这样也能为国为民多贡献力量。我总认为，道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积极努力，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我想美好的将来，是不难身临其境的。我在榆中时就常说，凡是只图个人安逸，在学校不刻苦钻研学习，走入社会也不愿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去，书生气不改，软弱无能，没有一点魄力的人，其结果势必一事无成。’杜先生侃侃而谈，言简意深，至为感人。总其要旨，在鼓励青年树立远大理想，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为国为民贡献力量。当时大家精神振奋，与杜先生依依难舍而别。”另一位进步青年马济川，1948年10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当民国十六年（1927），大革命时，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右派）和共产党皆以国民党员面目出现，有些混淆不清，杜斌丞先生就向一般青年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右派）；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以此来提醒大家。”

这年4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电令，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即将兵出潼关，策应北伐，计划与北伐的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会师郑州。

大军即将兵出潼关，策应北伐，陕西国民革命进入高潮，西安城内像过节一样热火朝天。五月红，红五月，一洗八个月围城凄苦与惨景带来的压抑与肃哀，街头巷尾一群群青年男女容光焕发，踊跃报名参军，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身着灰色军装，戴着大檐帽，腰束武装带，肩扛长枪，迈着矫健步伐的官兵们列队行进操练。街头不时出现昔日不曾见到的大个高鼻深眼的苏联顾问，引起市民学生一阵阵围观。还有一摊接一摊三五成群的在校师生手持传单，举着旗子，慷慨激昂地滔滔演讲。西安街头不时聚集着众多市民、学生，敲锣打鼓，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向列宁、孙中山遗像鞠躬致礼。明代秦王府（皇城）南门两边的墙壁全部粉刷成一崭红色，昔日的皇城也称“红城”了。冯玉祥、于右任在红城前广场召开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北伐誓师大会。大会后，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各军先后由西安、渭北、渭华、商洛等地开拔，东出潼关，南下武关，浩浩荡荡，向河南挥师挺进。杜斌丞目睹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这一盛况和壮举，欣喜万分，情不自禁。兴奋之余，他分别向由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来的肤施、富平党部和西安各界慰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宣传团捐资相助。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它像大海的潮水有起有落；犹如天气的变化时晴时阴。冯玉祥率部东进，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师中原”，国民革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可是，正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刻，风云突变，一场浇灭胜利之火的阴云密雨骤然而降，北伐胜利进军的步伐突然停止。原本握有重兵的冯玉祥，在付以数百人伤亡的极小代价，轻取中原大城市郑州前后，又收编了驻河南大量地方武装，可谓兵强马壮。在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四一二大屠杀形成的宁汉对立局面下，冯玉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宁汉双方都在争取冯为己方的势力。走在十字路口的冯玉祥，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6月10日，在和武汉政府汪精卫举行的“郑州会议”上，冯、汪各取所需，进行了肮脏的政治交易，达成“默契”，武汉政府北伐军撤回武汉，河南和西北军政大权交由冯玉祥之手。不到10天，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秘密“清党反共”会议，双方达成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决议，冯一再表示唯蒋“马首是瞻”。一方面致电武汉政府汪精卫联合反共，背叛革命；另一方面将其军内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解职，遣送出军，刘伯坚、宣侠父、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离开第二集团军总部和各部队，国民革命的胜利之花被摧残践踏，大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陷入低潮。

社会考察

面对突如其来的形势骤变，见多识广、胸怀大略的杜斌丞并没有沮丧、彷徨和怨天尤人，也没有灰心、退却和一蹶不振。基于他多年的读史观世，今古鉴望，始终坚信一点，历史不过就是一个优胜弱汰、大浪淘沙的过程，真正的英雄永远属于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人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投机分子，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过眼云烟。

杜斌丞面对眼前的中国时局，总觉得多年忙于读书办学，还是缺乏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客观、全面了解，他毅然辞去榆林中学校长一职，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去击流搏浪，救国救民。他决定首先去武汉进行社会考察。考察之前，杜斌丞已经离开榆中三个多月了，出发前夕，他向榆林中学推荐了新任校长人选马师儒。

马师儒为杜斌丞的表弟，字雅堂，和杜斌丞同为米脂县人，同读绥德中学堂。杜斌丞后来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后，马师儒先后入陕西省高等学堂、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工科，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二人为同校不同期的校友。马师儒曾任教北高师母校附属中学两年，1921年3月入德国柏林大学教育专科，学习教育和心理学。192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和杜斌丞一样受五姑父高祖宪教导甚多，同怀教育救国理想。

摆脱榆中教学事务的杜斌丞，这年6月底前后，向东考察途经山西，在曲沃重逢于右任的俄文翻译马文彦。马文彦曾回忆说：“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以后，指示石敬亭在陕西‘清党’反共，杜斌丞先生取道山西到外地考察。那时我已奉驻陕总部派遣去山西平遥县敦促刘允中先生回陕，返陕途中，在曲沃县汽车站与杜先生相遇。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北方局势更显复杂，短期内难以预料，我先外出考察考察再说。’当我送他上车，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不禁感慨万分，良久不能自已。”

乘车离开曲沃，杜斌丞来到河南洛阳，在这里，他接见了陕北一些革命青年。马云泽后来说：“1927年夏，白色恐怖笼罩着洛阳。那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政治工作团工作，蒋、冯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派鹿钟麟来郑州‘清党’，党组织派人秘密通知我不要暴露身份，仍留下秘密工作。我和张慕时、崔仲英几个陕北同志商量，要求到榆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路军（九军）工作。不久，我们四人被委任为第九路军政治处政治员。就在准备动身时，杜斌丞校长来到洛阳，住在洛阳西车站旅店。虽然我们都不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但杜校长关心爱护青年的事迹早有所闻，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聆听他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就身穿军装，去西车站旅店他的房间。他一人在屋，身穿灰色长衫，体形魁梧。我们尊敬地说：‘杜校长，我们四个陕北青年来看望您。’他听到家乡人话音，连忙让我们坐下。我们说：‘我们打算回陕北，去井岳秀的第九路军工作。’杜校长沉默一会儿问：‘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冯玉祥的总部？’我们说：‘我们已看清了军阀的真面目，不愿待在这里工作。’我们当时还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政治身份和今后打算。杜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军阀就是军阀，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军阀的真面目，现在假面具也不戴了。你们回陕北后要小心，井岳秀也是军阀。’杜校长言简意赅的几句话，引起我们深思，暗示我们回陕北后首先要注意的问题。当我们要告别时，杜校长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咛，今后工作要小心谨慎，他对我们青年人寄托着希望。”

7月初，天气已经很热了，时令快到小暑节气，秋庄稼包谷快一人高了。炎炎暑夏，行人汗流浃背，偶尔掠过一丝轻风，给人们带来些许凉意。杜斌丞从洛阳乘陇海线火车赶到郑州，再转京汉线到达武汉。武汉三镇，中国的火炉城市，比洛阳更是潮湿炎热，简直是酷暑一般。这时武汉政治气候还处在“宁汉合流”的前夕，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伴随着腥风血雨。自汪精卫、冯玉祥郑州会议前后，武汉形势急剧恶化，接连发生了几起反革命事件。受蒋介石策动的武汉政府反动军官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紧密配合通电联蒋反共，发动叛乱，四五千工农群众死难；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四团团长许克祥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叛乱，向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发起进攻，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群众被杀，酿成“马日事变”。杜先生表弟高健白1951年回忆说：“1927年春，宁汉分裂，高桂滋派我为第八师代表驻在武汉，与国民政府联系。杜斌丞同志来武汉后，我们朝夕相谈，又访问了各方面的朋友，斌丞同志了解到国民党反动集团和帝国主义勾结的罪行，了解到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罪行，了解到两湖农工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了解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这些血的教育使斌丞同志深深感受到，革命不但要有革命的积极性，还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他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即北上去了北平，又先后考察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便静下心来，潜心读书，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分析观察国内外形势。”

杜斌丞离开武汉北上前夕，宁汉合流。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政治乌云翻云覆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和屠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背叛了革命，陕西地区归属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保持了三个月的革命高潮，自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陕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寒流滚滚，雪压霜欺。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的当天，西安警备司令部张贴布告，“严禁共产党活动”。第二天，冯玉祥部石敬亭电告各县火速清党反共，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7月18日，已经背叛国民革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部批准陕西省政府成立，反共的石敬亭任主席，邓宝珊、杨明轩、惠又光、王授金等“省府委员”逃亡，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前一天结束。8月3日，由冯玉祥指定的李兴中等九人在报刊上发表公函，宣布解散革命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反共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与此相反的是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成立，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崔孟博任常委，亢维恪、蒲克敏、张秉仁、李子健任委员。随之，共青团陕西省委也相继成立。8月1日爆发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召开。转入地下的陕西共产党组织于9月26日在城中桃胡巷秘密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遵照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陕西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党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政治、军事、经济、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李子洲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并代表省委作了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史称“九二六”会议。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的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拿起武器，武装起来，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如熊熊烈火在中国的南方一次次点燃起来。武装起来的工农游击队、赤卫队举起刀枪、长矛、红缨枪，向反革命势力投去一把把匕首和炮弹，上山越岭跨河，打土豪、分田地，“遍地黄花分外香”。

在陕北，10月1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等，在清涧县率领井岳秀的石谦旅李象九营举行起义，打响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共陕西省委10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陕西井部石旅之一营又两连五百余人，枪支足数，同志约四五十人，营连长全为同志。派唐澍同志（黄埔学生，党的观念好）在那里做指导工作。最近石旅长（石谦）被暗杀，井对我们那几部分久已处心积虑首谋解决，现在我们也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抗井，先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即退至关中道之合阳等地投降高凤五（高与营长同志李象九及石旅长有同乡关系），再谋与许权中同志会合。”

曹又参1952年在他的《自传》中说：“由于有杜斌丞先生的领导，‘倒井’运动发展很快，范围异常扩大。到1927年秋，已有许多中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联络到的武装总计有近三十个连，井岳秀察知了我们的一部分情况，于中秋节将石谦暗杀于榆林（另一说井并未杀石），我得此讯后，是夜到横山县城和几个同志决定，农历九月十五日前后一齐暴动‘倒井’。我去神木通知高志清，高借口杜斌丞先生不在而不动。最后，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等在清涧孤军失败了。”

11月14日，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中央：“在最近陕北之‘倒井’运动还可以进行，必要时我们决定在陕北组织革命委员会，运用更积极的政策规定，若能打倒大地主，铲除豪绅，深入民众，虽失败也不要紧。”

上面提到的清涧起义武装为何打算再谋与关中的许权中同志会合，其中的缘由是，许权中为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陕西临潼县交口镇人，1893年生，辛亥革命时投笔从戎，西安光复时他参加“敢死队”，光复临潼。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第二年入云南韶关讲武堂。1924年10月随胡景翼参加过“首都革命”、胡憨之役、五原誓师和解西安之围。汪精卫“分共”前夕，冯玉祥下令在西安的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合编，离开西安，东出潼关，开赴河南前线。这时，在中山军事学校任职的一批共产党员，包括副校长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小平），还有乌斯曼诺夫、赛福林等五位苏联顾问和教官被迫离开军校。

为了保留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刚成立不久的中共陕西省委接到政治保卫队队长、军校校长史可轩报告，决定拒绝执行冯玉祥命令，不出潼关，走北山独立发展武装。按照省委指示，史可轩和军校总队长许权中决定宣布军校停办，将军校学员和政治保卫队合编为四个营，成为独立武装部队，配发了武器，名称仍称政治保卫队，总队长许权中任总指挥，撤离西安，向北开拔。为隐蔽行动意图，7月16日上午，部队从城北草滩渭河渡口乘船东渡，三天后从临潼交口上岸，驻交口一带，这是许权中的家乡。在这里，省委决定史、许率部北上黄龙山区，向陕北宜川、清涧一带发展，与井岳秀部石谦旅靠近，以图更大行动。从交口镇出发行至一天，便到富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行，便是原国民二军田生春（诨名田葫芦）部驻地美原镇。为使田生春给予通行之便，政治保卫队队长史可轩过分相信和依赖与田生春的旧交私谊，决定带少数随从前去面见田生春。不料，这个恶名在外，已经投入反共逆流的田生春，不念友情私谊，不记救命之恩，为新主邀功，反目为仇，杀害史可轩，还企图收拾政治保卫队。

噩耗传来，全军震惊，为史校长报仇的呼声充满营地。为保存这支革命力量，省委和许权中权衡再三，只得暂时“找主求生”，既使部队合法化，又不被附近的地方实力派轻易吃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政治保卫队暂时栖身于原国民二军冯子明部下，改编为冯部独立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驻防渭河北岸的临潼关山镇，这就是后称之为“许旅”的由来。

改编为许旅之后，旅内成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那时叫“军支”，亦称“第一军支”，高文敏（高克林）任军支书记。高原为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军校中共总支书记。此时，因石敬亭搞白色恐怖而离开西安，藏匿在渭北一带的一批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参加了许旅，旅内人员增多，中共组织力量增强，指战员政治素质大为提高。心怀鬼胎的冯子明打算伺机吃掉许旅的阴谋一步步暴露，引起许权中和旅党委高度警惕。为防不测，又得到省委指示，10月下旬，许旅迅速向西转移，经高陵南渡渭河，移防至蓝田县玉山镇一带，摆脱冯子明控制，成为真正的独立武装。经一段休整训练和清理内部不纯分子，又得到蓝田地下党帮助，补充大量兵员，然后入秦岭，到达洛南县三要司镇驻防，养精蓄锐。很快，全旅增至2000余官兵。省委派来了刘志丹、谢子长、唐澍、廉益民等重要共产党人，充实了许旅的军政领导力量。许旅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就全国而言，能在白色恐怖地区存在和保留这样一支军政素质较高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屈指可数、十分罕见的。这支武装此后便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起义——渭华起义的主要力量，许权中功不可没。虽然陕北的清涧起义失败了，没能与许权中旅最后会合，但是，清涧起义的历史意义仍然是重大的、不朽的，永远记录在光荣的革命史册上。

杜斌丞寓居北京将近一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杜斌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其基础主要是这一年来的苦读钻研所奠定。他到母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大图书馆查阅了相当多的史料，拜访了多位校友、老师。在北京、天津进行社会调查，在五姨父家里、延安会馆，与五姨父、陕西旅居北京的在校学生经常交谈，他时刻观察分析着全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状况。

那时，宁汉合流，蒋、汪国民政府和军事力量主要在南方，但是北京仍然是中国和世界新闻的汇流之地，各种信息像开了闸似的涌向这昔日的皇家圣地，夹杂着一些小道消息，以讹传讹，成了人们饭后茶余、街头巷尾的谈资和话题。杜斌丞也眼观六路，关注着国内国外时局风云，他特别关注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应对时局的政策和走向，也关注着各地大小军阀瞬息万变的背向与态度。千聚万汇的新闻信息中，他听到陕北清涧起义的枪声已起，“倒井”暗流涌动。1928年春，陕西咸阳、旬邑、淳化、三原十多万农民起来暴动，周至、户县、渭华地区农民斗争也是风起云涌，杜斌丞在他恬静的寓居生活中，只觉得陕西的形势像火山群一样开始喷发燃烧。他坐不住了，要回陕西，要回陕北，要沐浴和洗礼在家乡的革命的潮流之中。

“倒井”和救灾

1928年三四月间，杜斌丞结束了考察、读书生活，和曹又参同行，离京返陕，首站落脚神木县，谋划“倒井”运动。

杜斌丞和井岳秀关系本来还算不错。最初，井曾起用杜出任榆林中学校长，支持陕北的教育事业。但繁重的苛捐杂税，滥用权力，下层官兵作威作福，引起陕北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还有镇压清涧起义，传说诱杀共产党员石谦旅长，都使杜斌丞十分不满。毕竟杜和井在政治取向上不是同路人，他和陕北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早在1926年初，他就曾支持曹又参等人秘密开展“倒井”活动，并应允做“倒井”运动领导人。

曹又参是陕北横山县人，早年在北京读书期间，结识了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并受其影响。1925年应杜斌丞之聘回榆林中学担任一段时间教员、训育主任。关于“倒井”，曹又参在1948年4月撰写的《自传》中讲：“1926年春，我通过社会关系，有目的地活动到一个靖边县分县长（宁条梁县佐）的职位，因为那时候三边军队多是陕北籍的地方武装，有几个小军官和我熟识，因此我选择三边进行‘倒井’运动。5月间，我在县佐公署同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觉天、杨志显、张润民开了一次‘倒井’的秘密会议，并宣了誓，决定主要联络陕北籍的地方军队（因为这些部队多与井岳秀蒲城系部队不和），待有了相应数量，时机成熟时举行兵暴。秋，活动的成绩很好，唯被井岳秀有所察觉，密令其三边军事头子任和亭团长密查。为了挽救这个危机，我到榆林找杜斌丞先生，把我们的计划与活动情况全盘告诉了他，要求他掩护我们，并请他做这个活动的领导人。杜斌丞慨然应允，并给以鼓励和指示。当时根据杜先生的意见，决定倒井拥高（志清）的方针。以后，杜先生成为‘倒井’运动的领导人。杜斌丞和井岳秀驻神木骑兵师师长高志清较好，高也是陕北人，部下人马众多，井岳秀也对高志清有所忌惮。杜斌丞却给高志清推荐人才，特别是井岳秀不要的人才。高志清几次有暗中推翻井岳秀的计划，井岳秀部下认为杜斌丞参与其中，准备暗害他。有次杜斌丞听说外边有传言，井岳秀要对他下手，杜斌丞洗罢脸，就匆匆赶往井岳秀住处，当面对井讲：‘外人传说，你要收拾我了，但我想你我弟兄不会有这事吧！’井岳秀大笑道：‘不要听别人乱说，哪会有这事，难道我请你当校长是为为难你不成。’井岳秀这么一说，二人气氛随即缓和，但思想上的裂隙并未弥合。杜斌丞觉得在陕北施展拳脚的用武之地越来越不容易，这也是他打算离开榆林，去外边转转的原因所在。”

杜斌丞这次返回陕北，发现高志清态度有变。据曹又参在他1952年写的《自传》中讲：“1928年春，北方已在打张作霖，火车不通，我和杜斌丞先生从北京出发，由水道经沪、宁、汉转由山西回到陕北神木，时已初夏。住了两个多月，发现我们拟拥‘高’代‘井’的高志清，其军阀习气更甚于井岳秀；我们所联络的连长们，可能在井倒之后变成更坏的军阀。所以，我俩的情绪有些低落，再没有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同时感到另一种威胁，可能有人会把我俩当作升官发财的礼物送给井岳秀。”

杜斌丞和曹又参既考虑到可能随时成为送井“礼物”威胁存在，又考虑到他们返回陕北后，时不时传来渭北咸阳几个县农民暴动遭到陕西当局的打压，中共地下陕西省委机关人员方鉴昭等9人被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集体杀害，恐怖日甚一日。特别是渭华起义失败后，宋哲元当局在起义中心区域内实行白色恐怖，层层设立“还乡团”“铲共团”，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破坏中共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株连无辜，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残忍枪杀、刀砍、矛戳、刀铡、屠户屠族，血染村寨，尸骨裸外，著名的陕西省农民协会主席、刘古愚女婿王授金也被捉拿杀害，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外逃陕北、山西躲避藏匿。

听到这些噩耗，杜斌丞不得不另作打算，便以为陕北办赈济救灾为名，同曹又参从神木再度返赴北平、天津，过起了“流亡”生活。临行前，他将高硕卿（高岗）、谷玉山等安插到高志清部，以待来日。

“流亡”半年有余，1929年春，杜斌丞从北平返回陕北，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和救灾工作。据张秀山讲：“这次返回榆林，他不住在井岳秀的公馆里，而住在榆林中学事务处办公室的小炕上。事务处办公的人在房子里办公，他也不厌烦。他在榆中的演讲，对我们这些要求革命的青年很有影响，至今记忆犹新。那天，在榆中大礼堂开会，全校师生欢迎老校长返校看望大家。会场气氛很热烈，杜先生临场作了热情的讲演。在讲国内形势的时候，他批评国民党宣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荒谬的。他说：‘国民党说党内无派’，实际上党内有派，而且派系很多，如冯派、阎派、李宗仁派，还有政学系、改组派等。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人们都喊拥护左派，打倒右派。右派是蒋介石集团，左派是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革命的军队和群众，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蒋汪合流了，国民党右派大肆宣传国民党无左派右派，后来又编造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鬼话，这是想消灭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党派。杜先生的讲话，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当时形势分析和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论述对教育青年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镇压和屠杀革命人民的罪恶行径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思想启发很大。”

从民国十七年（1928）起，中国北方大范围的旱象开始露头，陕西、甘肃、山西、绥远、河南、山东、察哈尔、河北8省535县夏秋庄稼薄收，灾民骤增3000余万。到民国十八年（1929），陕西旱象不仅不止，反而更加严重，百年不遇，造成“十八年大年馑”，这是陕西历史上出现的奇荒大灾之年，干旱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5年时间。数年大旱，又带来了虫、风、霜、雹、疫诸灾，加之连年战乱，罕见的天灾人祸，致使陕西多地饿殍遍道，尸骨露野。狗食尸、人食人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树叶、树皮、草根吃光了，只好食观音土。灾年田园荒芜，路断人稀，商业凋敝，机关停歇，素称广袤富饶的八百里关中平原，满目凄凉，几乎找不到绿色。据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统计，陕西因灾荒死亡人口达250余万，逃亡外省者40余万，全省人口从940余万锐减至650万。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陕视察灾情，估为“三百年来所仅有”。面对家乡的凄惨景象，于右任泣不成声。回到故里三原扫墓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中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就在于右任回陕视察的同时，《陕灾周报》载文：“凡是来陕办赈济的慈善家，没有一个不说灾区周围的色气，觉得纯是死的。不仅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举凡大自然界现象，一切统统地成了死的。”

杜斌丞下榻在榆林中学，对陕北灾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又返回北平，主持陕北灾民救济工作，为陕北赈灾争取配额多方呼请。《新秦日报》当年5月7日报道：“陕西省赈务会16日致电旅平陕灾救济会转陕北灾民救济会鉴：‘顷接来电请以购粮近五千袋，照宋主席（哲元）文电办理等因。文电系就路委员卅电，东北粮运回小米1000袋，红粮3994袋，一批而言，非每次购粮俱拨陕北十分之二，所请之处碍难照准。’”

从电文来看，杜斌丞在北平为陕北救灾虽筹集部分粮食，但仍十分有限，困难重重。北平求赈，杯水车薪，他便把曹又参派到绥远求赈。

1929年6月中旬，蒋介石来到北平，准备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下手“开刀”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杨虎城已“离冯附蒋”。23日，杨虎城来北平面谒蒋介石，请示本部开往石家庄一事。杜斌丞和张凤翙、寇遐等旅平陕西同乡，借机在中山公园欢迎杨虎城来平，一起合影。其间谈及陕西灾情和赈灾，杨对杜在北平主持陕北赈灾救济工作给予肯定。

这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派杜嗣尧、霍世杰前去北平求赈。杜斌丞协助杜、霍二人从华洋义赈会领到部分赈粮赈款（主要是粮食），从北平陆路运回陕北，为府谷、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饥民度灾雪中送炭，补救了燃眉之急。

杜斌丞在北平一边主持陕北赈灾救济会工作，一边观察着全国政局和各大军阀派系的动向。

他根据杨虎城在平期间所谈的蒋冯矛盾已到不可调和，暗中较劲的程度。他写信给绥远求赈的曹又参，要曹赶赴北平。此时，曹正在绥远向陕北转运赈济粮食。接信后，曹办完转运事宜，来到北平。曹又参在他的《自传》中写道：“1929年春，我到了绥远，任务是向陕北转运赈粮。是年暑夏，杜先生函召我回到北平，对我说：‘我们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那些为升官发财无革命性的旧军人，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我们谁有办法统治他们？徒使人民遭战乱之苦，所以我们主张倒井活动可以暂时停止。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南北两大军阀蒋、冯如此地反革命，如此地残杀青年的问题。现在我和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刘允丞等拟作一个全国杂牌军的大联合行动，以对付南北两大军阀。你可火速回到西北去，联合西北的小杂牌军去，最主要的是传达给为倒井运动羁留陕北的好青年们，再不要耽误光阴了，可到处活动去，或组织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部队，以便养成将来的革命力量。’我根据他的指示，秋末又回到了陕北。回陕北后，苏雨生部正在陕（西）宁（夏）边境盐池、平罗一带扩军，我们倒井的一批志士们就在苏雨生处活动。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到苏部做兵运工作，以后他们拉出一部分队伍，扩建成了红军游击队。”

曹又参提到的苏雨生并不是个一般的地方小军阀，可以说，是冯玉祥的嫡系，时任冯部驻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以控制冯的西北后方。1929年夏初，杜斌丞还在榆林的时候，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以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并以搞白色工作为主。会议选举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简称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开展陕北的军事斗争。

杜斌丞决定停止倒井活动，把主要精力和斗争矛头对准蒋、冯大军阀集团，无疑是从大局着眼，审时度势的战略眼光。这年9月上旬，阎锡山部属徐永昌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邀杜斌丞出任职务，杜没有受邀，许多人不理解，杜曾对友人讲：“道不同，不相为谋。”

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的冯、阎系反蒋的高桂滋部旅长高建白，苦守山东诸城八个月。9月下旬突围出来，只身逃往北平，向杜斌丞讨教。高建白于1951年回忆说：“1930年，蒋介石以五个师的兵力围困山东莒县、诸城两个县城，要消灭高桂滋部队，我任高桂滋旅长，在诸城困守八个月。突围时始知冯、阎反蒋的战争已告失败，只身到了北平，斌丞同志正在北平，我和他详谈了此次战役的情况。他说：‘……但从政治上说，阎、冯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军阀的混战，培五（高桂滋字）站在阎、冯一边，还不能说参加革命战争，不过打蒋介石总是好的，客观上对南方的革命根据地有利。’他的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相信汪精卫的吹嘘，说扩大会议派是如何忠于孙中山遗教，如何革命，实则两派争权，结果蒋介石打垮了阎、冯。杜斌丞同志说：‘你们这次想把蒋介石打倒，没有打倒，反而失败了，不要灰心，如果将来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而反蒋，那就不会孤立，就可以胜利。不断会有人打倒蒋介石，越来越多的人打蒋介石，人人打，时时打，蒋介石总是要被打倒的。辛亥革命后有袁世凯的卖国称帝，现在又有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背叛革命，反共反人民。这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狼狈为奸，与人民为敌。但历史证明，与人民为敌者，终必为人民所消灭。今后你们应当注意，与一切反蒋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反蒋闹革命。’他这段话，对我是如何语重心长啊！”

杜斌丞经过三年的社会考察、读书、研究，从他和高建白的一席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又得到新的升华：要想救中国，再也不能依靠反动军阀把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去完成，只能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去领导，团结中国工农大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去实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能是革命的绊脚石，被打倒的对象。

杜斌丞正在筹划的全国杂牌军大联合行动，以对付南北军大军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反蒋联合阵线的一部分。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军阀混战的年月，杜斌丞能够保持如此的清醒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富有这样的高明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