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翻开近现代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奋斗史、发展史，便不难发现，所有革命家、改革家、一切爱国志士仁人，都经历了一段或终生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曲折历程。他们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在探索，在钻研，在扬弃，孜孜不倦，永不停歇。杜斌丞也和那些革命领袖、先贤哲人一样，自幼年起，就立志于为中华之崛起，为改变陕北家乡、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而读书。

菁菁学子 笃学敏思

杜斌丞，1888年5月10日（清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县城城隍庙湾，乳名绍儿，兄弟四人，排行为三。

米脂县，位于陕西无定河中游，古属上郡，今为榆林市所辖。北承榆林，南接绥德，西邻横山、子洲，东靠佳县，与山西临县、石楼隔黄河相望。县境有米脂水，沃壤宜粟，米汁淅之如脂而得其名。米脂虽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黄土高原腹部，自古以来却是沙漠边缘的绿洲，高原文化的沃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有西夏太祖李继迁、太宗李德明、景宗李元昊等12位皇帝及其先祖、多位皇后和皇室外戚，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抗日名将杜聿明，还有许多颇具影响的文化教育界的先贤精英。以传说中的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貂蝉为代表，米脂盛出美女，一曲“米脂婆姨绥德汉”的信天游早已唱响中华大地。近年来，米脂已荣获中国“文化之乡”“剪纸之乡”“秧歌之乡”“民歌之乡”“石雕之乡”的美誉，境内文物古迹甚多，陕北的旅游胜地，2014年获得由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颁发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千年古县”殊荣，古城老街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这是陕西省目前唯一获此“国字号”殊荣的老街。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米脂以及相邻的榆林、绥德三县，历来是陕北23县相对重视文化教育的县份。私塾启蒙教育也相对发达，一些较为富裕人家的子弟走出黄土高坡去西安、三原、太原、北京等地求学者更是屡见不鲜，以此作为开阔眼界，闯荡世界，摆脱贫困，出人头地的“上天梯”，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杜斌丞之父杜自敏，虽读书好学，但不善八股时文，屡试科场而不得志，便转过头来严格督责几个儿子好好读书。母亲马氏，出生在米脂杨家沟一户较为富足的人家，从小也接受过私塾教育，虽文化程度不高，但明事理，识大体，教子有方，望子成龙心切，1895年便送7岁的绍儿入县城私塾就读，接受孔孟之道的儒家启蒙教育，起学名丕功，字斌丞，有时也以谐音写作“秉诚”。私塾期间，母亲对小绍儿言道：“我受尽艰辛，只盼你们兄弟都能读书成器，做个有志气的人，有学问的人，在社会上有作为的人。娘对你们希望很大，要学你五姨父小时读书的刻苦自励精神。”

母亲殷切期望杜斌丞好好读书，杜斌丞也遵从母命，决心立志读书，继续就学，将来做个有作为、有出息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负母亲的殷切企盼。

正在读小学的杜斌丞，犹如刚刚出土的禾苗，遇到一场及时雨。五姨父高祖宪从外地回乡，创办了一所绥德中学堂，渴求知识雨露阳光，立志拼搏书海汪洋的杜斌丞，喜从天降。1906年，进入五姨父创办的绥德中学堂求学。

关于五姨父高祖宪的经历和创办绥德中学堂的往事，他的外孙女杜如樟这样回忆说：“我的外祖父高祖宪，字幼尼，有时也写作‘又尼’，这是外曾祖父希望他成为又一个孔仲尼，即小孔子。外祖父生长在清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高树荣，字桂生，也是陕西著名教育家。外曾祖父曾中过解元，不知是清政府还是地方当局给米脂高家门前竖了个旗杆，旗杆上有一面旗帜，所以米脂人称高家院为旗杆院。外曾祖父虽中了解元，但是他拒绝做官，政府几次给他官职都被他谢绝了，可是当地遭灾的时候他就积极出面赈灾。外曾祖父除专心读中国的经书之外，还读了许多西方新的自然科学书籍，对医学、天文、历法、数理、机械论著都有研究。为了研究，他还学外语，他的英语是自学的，平时自学有困难，便主动找了个英国传教士，交上朋友。这个传教士是一位学者，名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对外曾祖父英语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外曾祖父在家办有家学，所以外祖父就和他的那些侄子们、兄弟们一起在家里读书学习，受外曾祖父的思想影响较大。外祖父晚年时曾经写文章说：‘吾青年时之成长，世界观之形成，受两位大师之影响耳。一位乃桂生先生；一位乃古愚先生。桂生先生者，乃吾之先父高树荣先生也。古愚先生者，乃吾之恩师刘古愚先生也。两位宗师之思想、学识、启迪传授吾辈，两位宗师之人品、道德耳濡目染吾辈。吾之诸多主张与实践与二位一脉相承，且有所发展也。吾不止主张变革，且主张革命。吾参加同盟会，与同志共谋辛亥起义。’这就是说外祖父思想成长受这两位老师影响最大。刘古愚是陕西咸阳人，也是著名儒学大家，时有‘南康北刘’之称誉，即南方有康有为，北方有刘古愚。而且他在教育思想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先进的。外祖父就读泾阳味经书院时，刘古愚对他是很看重的。外祖父经常到古愚先生的书屋去讨教，两人交谈甚欢，有时竟然忘记了吃饭。刘古愚对外祖父的评价也很高。1892年外祖父高祖宪参加乡试，应试文章痛言国是，谓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败北是官场腐败、国贫民弱所致，应遵自强不息之古训，取法西洋，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以雪国耻。文章词严义正，洋洋洒洒，深得房考杨宜瀚的赏识，而主考徐坤担心此文触怒朝廷，未敢录取。堂荐时争论激烈，外祖父由此而有盛名。1902年他再次参加乡试，考中举人，遂任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史地教习。成为陕北人士任教于宏道高等学堂第一人。宏道高等学堂是我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明珠，影响遐迩，所以陕北人认为高祖宪能在宏道高等学堂任教，比他大哥高祖培在北京当京官还要荣耀。1905年外祖父高祖宪在陕北创办了绥德中学堂，任监督（校长）。绥德中学堂，是外祖父本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去做一种尝试。因为在清朝末年，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些东西，学生、青少年都是一心想着去参加科举，将来出人头地，能够光宗耀祖。外祖父办这个绥德中学堂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勤学爱国’四个字作为办学的宗旨，宣传读书是为了将来拯救国家。他发表了一篇‘开学勖词’，也就是现在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具体文字是这样表述的：‘鸦片之役，列强知我积弱可欺，鲸吞蚕食，瓜分豆剖。大好河山，沦为异族，神明华胄，降为奴班。祸莫惨于亡国，哀莫大于心死。凡我黄帝子孙，必须勤学进取，崇文崇礼，尚实尚武，树立完全之人格，为爱国之志士，任救国之先驱，使我五千年之文明古国，一洗东亚病夫之羞，崛起于东方，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这个‘开学勖词’，激励了全学堂师生为救国救民而读书的自觉意识和刻苦精神。不过外祖父这时期传授的读书救国，还是在宏道书院接受的康有为、梁启超、刘古愚维新改良思想。当时在这个学堂里读书的第一批学生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后来做了西北大学校长的马师儒、民主斗士杜斌丞。马师儒称外祖父为姑父，杜斌丞是外祖父的外甥。外祖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高建白年纪小一点，他是预备生。他们在一起读书，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进了这个学堂和私塾不一样：一个是知道了自己今后的责任，读书是为了救国，为了富国强兵，再不是为了自己金榜题名；再一个就是感到老师非常亲切，不再是私塾老师打板子，整天叫死记硬背。外祖父提出要让学生‘乐而学之’，不要‘畏而学之’。这个中学堂除了读经书之外，还学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很重视身体的锻炼。外祖父当时提出要崇文、崇礼、尚实、尚武，就是要使学生全面发展。所以，这个新型的学堂对于当时生活在陕北比较封闭条件下的青少年来说，好像一下子眼界开了，思想境界一下子放得很远了。杜斌丞和马师儒后来曾回忆说，他们自从进了绥德中学堂，接受了爱国、科学、民主的启蒙教育，就走上民主救国的道路。这就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起跳板，或者说是起步点。”

杜如樟还回忆说：“杜斌丞的母亲和我的外祖母是亲姐妹，她俩接触很多。杜斌丞进入绥德中学堂后，外祖父十分看重他笃志好学，常以爱国报国思想启发引导他，刻苦读书学习，长大后承担救国责任。有一天，杜斌丞的母亲到外祖父家里就说：‘绍儿最近有很大变化，知道为啥读书了，再不叫老师教训，挨老师手板子了。’我的外祖父就告诉她说：绍儿这娃看起来不像有些孩子那么聪明伶俐，可是他善思、善读，喜欢打破砂锅璺（问）到底，这很好。他现在看起来是一个‘牛皮灯笼’，将来说不定就是一个‘玻璃灯笼’，有些人小时候好像聪明伶俐，但不一定将来成才。教育子弟，要使娃娃们乐而学之，不能使他们畏而学之。要培养娃娃们有壮志，德才兼备，体魄雄健。不但要有知识，还要学会运用知识。有些学生博闻强识，但不善思明辨，则小时候书念得好，也未必然。绍儿笃志好学，敏于思辨，任侠好义，将来说不定很有出息。杜斌丞母亲听了这些话，回家都给绍儿讲了。杜斌丞听了很高兴，大受鼓舞，立志苦学，将来救国。”

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07年，19岁的杜斌丞背着书箱，远走千里，南下关中，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三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中部，渭河以北，为省会西安的北大门，距西安仅仅36公里，向来交通四通八达，农业经济繁荣，渭北平原商业集散地，和泾阳、高陵并称为“关中白菜心”。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优越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环境，“白菜心”地区教育、科技、文化先进，名列全省前茅。特别是清末以来，新学逐渐兴起，兴办新式学堂，西安创办关中书院，三原设立宏道、味经、崇实、正谊四所致学严谨、享誉西北的著名书院，以及基督教会举办的崇真书院和美丽书院。宏道书院是陕西的书院旗帜，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弘治七年（1494）。这年，三原籍明廷兵部尚书王恕、进士王承裕父子关学翘楚，协力将县城僧舍改建为宏道书屋，次年改建为书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宏道书院与味经、崇实书院合并，更名为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倡导新学，注重经世致用，造就了于右任、李仪祉、吴宓、张奚若、范紫东、张季鸾等一批海内外知名的民主革命先驱及专家学者。

杜斌丞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前两年，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在陕西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在他入绥德中学堂的1906年这年春天，同盟会陕西第一批会员井勿幕在三原主持召开了同盟会陕西支部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给陕西民主革命带来了新起色。这年秋，井勿幕又在日本组织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促进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发行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成为留日学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秦陇》《关陇》《夏声》刊物应运而生，秘密寄回陕西，传至国内，大量铅字代印。一时间陕西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宏道学堂进步师生私下看到后广为传播，阅读者甚多，和革命党人一起，共同推动全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1908年10月，发生了震惊陕西的蒲城县知县李体仁镇压学生革命民主宣传活动的“蒲案”，打死学生原斯健，打伤数人，激起陕西乃至全国各界强烈反应。三原宏道学堂首先罢课，声援蒲城革命师生，点燃了反抗的烈火。接着全省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抨击地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行径。省城的师范学堂、高等学堂、陆军学堂等校师生代表，集聚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陕西在京的一些开明官员，由原宏道书院毕业的京官进士晏安澜领衔，联名上奏参劾李体仁，在陕西各界和北京、上海等地进步师生及民众声援反抗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李体仁革职，历时5个多月的蒲城学潮取得胜利，极大地激发了陕西民主革命热情和斗争勇气，有力地促进了陕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生性侠义的杜斌丞，一进入宏道学堂，正赶上刚刚掀起的这股民主革命浪潮，非能无动于衷，同宏道学堂的一些革命师生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声援“蒲案”师生。

高祖宪创办绥德中学堂半年后带着马师表等11名学生，前往日本考察，其间他加入同盟会。“蒲案”后他从日本考察回国，带去的学生中有留日本就学的；也有回国参加民主革命的。考察回国的高祖宪，任教于三原宏道学堂，并开始策动民主革命活动。杜斌丞向五姨父问教于留日学生的政治思想动向。五姨父高兴地说：“我也想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政治思想状况。”杜斌丞毫不犹豫地回答五姨父：“同学们的政治思想不一致，有些同学认为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之说意在保皇，并非真正爱国。清朝统治中国260多年，现在欺骗人民，妄图苟延残喘，那是办不到的。同学们认为真正的救国之道只有革命一途，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主共和国。秋瑾、邹容为爱国革命而牺牲，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我认为秋瑾、邹容是伟大的爱国英雄，凡我中华儿女都应当向他们学习。”五姨父听了，甚为高兴，对杜斌丞讲：“倡维新之说者，有出于保皇的，也有出于爱国的。前者终将被人民所唾弃，后者终必走上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先生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提示与指导。据我所知，豫、晋、秦、陇的留日学生纷纷参加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足见革命潮流奔腾之势。因为孙中山先生揭橥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为救亡建国的唯一典则，真理所在，万众归趋。但有隐忧者二：一曰部分同志对孙先生联络反清帮会的政策不愿执行；二曰会内文人相轻，不能团结合作。”五姨父还将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节抄本交给杜斌丞阅读，并将节抄本一段话用红笔点出：“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虎视眈眈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就是不可救了。”杜斌丞说过：“五姨父的这段话，对自己影响很深，数年后尚能背诵。”

五姨父和杜斌丞的一席对话，真实体现了二人思想境界的升华。而这种升华过程和环境却有所不同，杜斌丞是在国内，五姨父是在日本。

关于高祖宪的思想转变，杜如樟也作了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叙说：“没有中举，外祖父就开始不大相信维新改良主义学说了。绥德中学堂创办起来之后，1907年，他带了11位学生，我知道的一位是马师表，也叫马正庵，一起去日本考察。当时我们中国人看到小小的邻居日本，怎么一个明治维新就一下子强盛了起来，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怎么还受人欺负，所以他们都要亲自去日本看看。1905年后，我们中国大批有识之士聚集在那里，有孙中山、黄兴，也有陕西井勿幕等。外祖父和考察的一批人员结识了同盟会许多人士，按照同盟会誓词进行了宣誓，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就和同盟会的会员们一起到农田、农家去考察，到工厂去考察，还到学校去考察。考察以后他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走一条民主革命的道路，要团结一切反清的团体一起组织成同盟会，想办法搞民主革命。外祖父创刊《秦陇报》，自撰发刊词。他和在日本的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募集了好多钱，买了日本的纺织机器，打算回国后办实业，办纺织厂。但是回国后始终没有办起来，因为当时考虑不周，陕北闭塞，又不产棉花，离产棉区的关中路途遥远。庆幸的是另外一件事办起来了，那就是牧场。牧场办在同官（今铜川）、耀县、延安、米脂等县，建成陕西第一批牧场。第一批牧场办起来以后，我的外祖父任厂长，经理是同盟会的一位会员，也是一位著名民主革命人士，他名邹炎，字子良。外祖父还派杜斌丞、马师表去代办业务，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启蒙和办实业实践砥砺。牧场办起来后，牧养了很多新品种羊群，牧场后来就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基地了。”

杜如樟还说：“高祖宪对宏道学堂是很有感情的，宏道学堂在我们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学堂，像刘古愚这样的大儒，还有其他的一些先贤也在这里任教授课。这个学堂培养了很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王授金、李仪祉、张季鸾、杨曦堂、张奚若等等。高祖宪在日本考察一年多，加入同盟会，创办《秦陇报》，回到陕西，一边接受同盟会的任务，搞革命活动；一边在宏道学堂任教。据杜斌丞后来给其表弟讲：‘我和五姨父常在一起交流，显然和在绥德中学堂的话题有所不同，我们都成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了。’”

为陕西光复呼号

1908年，伴随着春暖花开、新年伊始的脚步，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再次从日本回到陕西。他为了有效地团结革命力量，聚集革命党人，联络会党首领，创办牧场，开矿冶铁，建立秘密革命据点。这年重阳节期间，井勿幕等20余名革命党人、会党首领，分头秘密前往黄陵恭祭轩辕黄帝，以表爱国之决心，宣读祭文，表明“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主张，誓言“共赴国难，艰苦不辞”，表明陕西革命党人思想和行动趋向一致。鉴于“蒲案”而引起的陕西人民群众反清活动如暗流涌动，省内同盟会员日益剧增。这年冬，在井勿幕的积极活动下，遍及关中各县的同盟会员20余人，在西安市钟楼附近的开元寺举行秘密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陕西分会（亦称陕西同盟会），选举李仲特（蒲城人）为会长，焦子静主管盟会内务，井勿幕负责与外省联络。会议正式决定联络会党、新军和刀客等力量，推动陕西革命，与全国形势相配合，遥相呼应，陕西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三原、泾阳、高陵、蒲城、富平等县更成为革命运动的重点地区。“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在校师生更是成为这一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助燃剂。

正在宏道学堂就读的杜斌丞，耳濡目染，他好像已经觉察到陕西民主革命的浪潮即将水花四溅，汹涌奔泻；也好像觉察到陕西革命犹如沉睡已久的火山，即将喷浆四溢，烈焰万丈。他除了和师生们一起声援“蒲案”受害学生之外，冷静沉思陕西乃至中国政局之现状，自费订阅了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及陕西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夏声》杂志等进步刊物，关心时政，寻求富民强国之道。

1909年是陕西新军对抗清军崭露头角的一年，在陕西同盟会组织联络协调下，各路会党、新军、哥老会共同联手开展反清斗争，其成员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严密的组织纪律，很强的战斗力。所有新军整编成为混成协（旅），营连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哥老会成员几乎占了半数以上。陕西同盟会决定以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凤岗）开的“通统山”为基础，与哥老会共组“同盟堂”，商定以“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园香”四句做联络隐语。1910年7月9日，陕西同盟会、哥老会和军学各界代表有井勿幕、钱鼎（定三）、胡景翼（笠僧）、李仲三、张云山、万炳南等30余人，号称“三十六兄弟”，在西安大雁塔秘密聚会，歃血为盟，共图大举，并成立了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并宣誓：同心同德，绝不三心二意，如有违背，神灵鉴察。同盟会、哥老会、新军三方面力量的紧密联合，成为第二年辛亥革命在陕西迅速发动并取得胜利的组织基础。

在陕西反清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以三原宏道学堂在校师生为代表的陕西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同盟会员，并建有革命团体。陕西同盟会发起了一次次宣传舆论活动，投身到宣传洪流中的杜斌丞，1909年家遭不幸，结发妻子常氏病殁，暑期他回米脂省亲，适逢二哥杜守功经商失败，富豪逼债，难为得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他安慰二哥又安慰母亲说：“妈，不要伤心难过，我们会想办法。为富不仁的财主压迫劳苦者，天下到处皆然，受害的不止我们一家，只有把中国的社会根本改造过来，劳苦者才有翻身出头的日子。”母亲明事理，识大体，反过来又安慰儿子，鼓励儿子“好好读书，不忘救国大事”。省亲回校的杜斌丞，直到陕西辛亥光复之前，他边读书，边参加新思想的宣传活动，关注着陕西革命的风向。他多次给家乡青年学生、乡党写信致书，介绍外边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形势，鼓励他们放开眼界，高瞻远瞩，走出沟壑梁峁封闭的陕北世界，出外求学进取。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革命党人联络刀客方面取得成效，全省同盟会员发展到近千人，并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发动起义、光复陕西的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特别是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更是影响到陕西，加速了陕西革命的爆发。当时西安城流行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黄河泛、汉江泛，淹了清水（指清政权）不见面”等唱衰清朝统治的民谣，甚至还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复燃城乡。清廷陕西地方官一时惊恐万状，不得不一面对外封锁消息，一面加紧西安“满城”的防备。调运新式枪炮，增强八旗兵勇，整修城墙，将部分新军调往外县，以分散新军力量。又调驻外县巡防队进驻西安，以保省城。派出密探暗中侦察监视新军动向，逮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战火未开，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已达白热化程度，反清起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消息传来，三秦大地异常振奋，陕西当局惊恐万状，唯恐生变，企图把新军全部限期、分批调出西安。革命党人立即决定，抢在新军调离前的10月22日举事。这天是个星期天，一大早，钱鼎、张钫（伯英）、张凤翙、张云山、万炳南等陕西革命骨干30余人聚集西安西郊人迹罕至的林家坟召开紧急会议，共商起义事项，会议推举张凤翙为起义总指挥，钱鼎为副总指挥，即日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义举，会议决定兵分三路攻入城内。

会议刚一结束，10时左右，西安辛亥起义已爆发，革命军进攻锐不可当，清旗兵应对不暇，措手不及，很快退至满城。革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强抵抗，很快占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当晚，革命军定名为“秦陇复汉军”，张凤翙为大统领。第二天，大统领张凤翙下令秦陇复汉军围攻满城，守城五千清旗兵负隅顽抗，经一天激战，满城洞开，西安全城光复。大统领张凤翙光复当天发布光复文告，宣布清王朝260多年在陕统治结束，并历数罪状。号召各州、县响应革命，派遣省城革命师生到各地宣传革命，组织民团，光复地方。西安光复的枪声，向世人宣告了陕西是全国响应武昌起义的最早两个省份（陕西、湖南）之一。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渭北，三原城内爆竹声声，杜斌丞和宏道学堂师生更是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奔走呼号，欢呼胜利。

辛亥革命第二年，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很快，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代之以北洋军阀统治，张凤翙也当上了陕西都督。

高祖宪嫡孙高振儒采访中讲道：“陕西光复后，我的祖父任都督府秘书长、关中道观察使、关中道尹等职，道台府就在现在西安市的东木头市。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曾是陕西省民盟办公地点。1912年，全国形势也稍安定了，我祖父把家眷从米脂县老家接到西安，住在东木头市的道台府。局势稳定了以后，中华民国政府表彰辛亥革命以来有贡献的人士。我祖父高祖宪就获得了两枚嘉禾勋章。”

高祖宪嫡孙高振祥在采访中也讲道：“父亲高元白是杜斌丞的表弟。他缅怀杜斌丞时说：杜斌丞在三原宏道学堂求学五年时间，经历了由维新改良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转换，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经历了陕西光复的革命洗礼，也看到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要求和向往历史变革的迫切愿望，他将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旧三民主义民主革命纲领视为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奉若真理，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崇拜者、追随者。”

1912年，杜斌丞毕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前夕，原先打算趁着革命胜利大好时光，去北京继续求学，但因其兄生意破败给家庭造成的困难窘境，便打消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毕业后，回到陕北，在绥德中学堂任教一年。

求学北京高师

1912年9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开始分设预科、本科和研究科。预科学期为一年，本科为三年。本科设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简称数理部）、物理化学部（简称理化部）、博物部。1913年7月，杜斌丞以任教一年的微薄积蓄，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入学后被推举为校友会杂务股、卫生股干事，服务于学校公益事宜。

杜斌丞北京求学的第二年，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占领德国在山东的地盘，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然而，袁世凯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杜斌丞和全国民众一样，深感忧虑，愤愤地说：“以世界之大，竟毫无公理所存，民贫被富欺，国弱难外交，只能任人欺凌宰割。”气愤之余，以爱国之情，救国之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历史书刊，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内容一时透露出来，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声讨。杜斌丞忧心忡忡，如石压心，愤愤不平。这时，辞卸关中道尹的高祖宪携眷移居北京，杜斌丞时常前去五姨父高祖宪家倾诉爱国衷肠，五姨父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

高振儒在采访中这样讲道：“1914年6月，袁世凯免去张凤翙陕西都督一职，调他去北京任闲职，又派陆建章窃取陕西政权。爷爷高祖宪不满陕西某些人物多方取悦袁世凯，就愤然辞去关中道尹等职。1915年2月上旬，高祖宪携家眷离开西安，2月13日（农历除夕）到达北京。那时交通不便，路途艰苦。一家五口（我的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三个子女：高建白、高佩兰、高元白）在旅途经历了好多天，最后乘一段火车，才到达北京。在火车站迎接的有高祖宪的大哥高祖培、弟弟高祖光，还有杜斌丞和马师儒（字雅堂）。第一个上车迎接的是杜斌丞，见我奶奶叫了声五姨，我奶奶给高建白、高佩兰、高元白介绍说，这是你们的斌丞表兄。又上来一个年轻人叫我奶奶五姑。奶奶介绍说，这就是你们雅堂表兄，雅堂就是马师儒。下车后我爷爷和他的大哥、弟弟见面后，全家五口人坐上洋车到租好的房子，房子就在北京的棉花二条，是个四合院。到了新居，杜斌丞、马师儒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爷爷西安局势怎么样？爷爷说，袁世凯窃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爱国者反对他，求官者逢迎他。陕西省和其他省大致都是这种状况。”

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黄袍加身，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全国人民愤怒声讨。陕西革命党人为响应云南发动的“护国运动”，掀起“反袁逐陆”斗争。他们秘密集会，商讨决定组织讨袁义勇军，推举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吴希真、李秋轩分任东、西、南路军总司令，曹世英、高峻为北路军总司令。在长安、蓝田、乾县、华阴、华县、白水设立据点，联络党人，积聚人马、枪支，待机大举发动。不幸事泄，王绍文等18人于1916年3月18日被陕西当局陆建章杀害于西安，世称西安“十八烈士”，其他各地革命党人也相继遭到疯狂逮捕和屠杀，康毅如等人被迫离陕，东、西、南三路举义失败，唯独北路的反袁逐陆斗争不断高涨。十八烈士遇害六天后，3月24日，郭坚、耿直、曹世英、高峻等在山西反袁总司令李岐山策应下，在渭北白水县竖起“西北护国军”旗帜，以“维持共和，再造神州”为号召，通电讨袁逐陆，队伍很快壮大到数千人，由韩城、合阳进入陕北，计划东渡黄河，联合山西反袁军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统治，但因晋军阻拦未能成行。郭坚等又率军南下，返抵富平美原镇，讨伐陆建章。渭北各地党人纷纷响应，陕西反袁斗争进一步扩大。渭北的三原、泾阳、蒲城、富平等数县向来为关中政治、经济中心地带，也是民党活动中心区域，陆建章分派重兵驻守各县，并任命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由同州（今大荔）移防蒲城，伺机进攻郭坚等部，同时派其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率精兵号称“中坚团”3000余人，配备炮、骑、机枪开赴渭北一带巡防，大有荡平渭北，一举消灭郭坚等部之势。不料，陈树藩驻富平游击营长胡景翼联合刘守中、张义安、邓宝珊等革命党人，反戈一击，于5月7日夜间发动兵变，树旗反陆，经一夜激战，消灭“中坚团”，活捉陆承武，起义军推举胡景翼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以“有旅长（陈树藩）在”而不受，将陆承武交给陈树藩，胡景翼这一高招争取了陈树藩。第三天，陈树藩移兵三原，通电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并以其子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日益高涨，自己在陕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5月26日离陕，结束了他在陕“陆屠夫”恶名的罪恶统治。

高祖宪移住北京安顿下来，时刻关心着全国及陕西政局的发展，他经常邀请陕西、山西、北京等地一些反袁人士来到延安会馆“闲聊”议事。陕西护国反袁逐陆自然成为平日的主要话题。杜斌丞和两位表弟也就成为会馆的“常客”，是参与“闲聊”的年轻人。其间，一位名叫惠友光的重要人士从日本回国，出入高祖宪的住处和延安会馆。在采访中，陕西省政协原秘书长惠世武讲道：“惠友光也是陕西民主革命的先辈，陕西省清涧县人，和我是同村、同姓和同宗。他的原名叫师温，字友光，有时也称又光。”惠世武还讲道：“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成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也迁往北京，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被扼杀于摇篮之中，而代之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同盟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化。孙中山主张‘社会革命’‘实业救国’，黄兴则产生了‘功成身退’的意向，同样提出要‘奋发经营实业’，宋教仁则醉心于‘议会斗争’，于1912年8月组建国民党。其他一些同盟会元老也各怀心意，打起小算盘。袁世凯这位前清‘皇臣’，对民主革命的破坏以及对同盟会的分裂以至瘫痪更是变本加厉。这一切，对陕西的革命力量的团结，政治形势的发展也必然产生消极影响。当时陕西同盟会一部分革命党人就认为，‘推翻政府，所志已遂’‘兵革可不复用，从此雍荣樽俎，百度维新’，也像黄兴一样抱着‘功成身退’的想法。这样一来，有出国留学的，有归隐田亩的，有投身教育的，像李仲特、孙仁玉共同创办了驰名的秦腔剧团‘易俗社’。还有以张凤翙为代表的另一部分革命党人则经不起袁世凯的威胁利诱，很快背叛革命宗旨，投靠袁世凯，唯袁是从。辛亥革命后政治军事形势突然逆转，孙中山率革命党人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二次革命’，进行‘护国’运动，但失败了。孙中山不得不于1914年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惠世武又讲道：“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和社会学的我的同宗先贤惠友光，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惠友光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一接触，孙中山便非常喜欢他。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1916年为‘中华帝国元年’。孙中山反对复辟帝制。受孙中山委托，惠友光回国组织反对袁世凯活动。他一回到北京，住在杜斌丞五姨父高祖宪家里。惠友光回来时，还带来了于右任、宋伯鲁给高祖宪的对联各一副。”于右任的对联是：“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今圣”，当然是指孙中山先生。宋伯鲁的对联是：“气平得事久，心旷得春多。”其实就是赞颂高祖宪为国为民与劝解安慰高宪祖不必为陕西之事过于心烦。宋伯鲁是陕西咸阳人，康梁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这样，杜斌丞和惠友光就由相识、相知到相诚、相信。杜斌丞经常向惠友光请教一些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惠友光给他作详细解释，惠友光也多次详细地给杜斌丞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革命思想。惠友光比杜斌丞长四岁，再加上惠友光有革命的经历，又漂洋过海归来，知多见广，杜斌丞非常尊重惠友光。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惠友光联络各方，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活动深表敬佩和赞誉。惠友光讲解三民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对杜斌丞后来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他追求民主，重视教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斌丞思想又得到了升华。

1916年6月6日，复辟当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另一个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实权，任内阁总理。这时，惯于投机钻营的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原形毕露，出于个人野心，迫不及待地于6月7日撤下不到一个月的护国旗帜，首先向全国通电宣布取消陕西独立，效忠北洋政府，公然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他提出对袁的葬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从厚优待”。陈树藩的无耻行径令陕西和全国人民鄙夷齿冷，但段祺瑞却对这个趋炎附势的小军阀格外赏识。6月10日，段祺瑞北洋政府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做出过一些成绩的陈树藩，成了北洋皖系军阀的忠实爪牙，成了段祺瑞所控制的“督军团”的中坚分子。从1916年6月到1921年7月，陈树藩在陕西统治了五年时间，施行了极其残暴的手段，致使陕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受到极大摧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杜斌丞和两个表弟马师儒、高建白，面对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和陕西黑暗局势，十分惋惜辛亥革命胜利成果付之东流。他们对一些革命党人投机钻营的行为十分痛恨，但对孙中山选择的民主革命道路仍然坚信不疑。

杜如樟在采访中评价说：“杜斌丞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正是辛亥革命后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他五姨父和惠友光的指点帮助下，他在这里阅读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一些书籍、杂志，这些对他的思想形成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四大领军人物的书籍、文章他几乎都读了，接受了很多新东西。他结交了很多朋友，和他一起读书的同学中，很多人都越来越倾向于民主思想，这一时期也是杜斌丞家国情怀教育救国思想确立阶段。”但是，杜斌丞即将面临毕业，走出校门，哪儿才是自己应该去的方向，他一直在思考着，他和表弟一起也征求五姨父的意见，甚至一起坐下来，正儿八经地商量，选择过多种方案，如从政、从医、从教、从军、出国留学等等。五姨父认为，其他去向都可以考虑，唯有从政一项他断然否定。他说：“中国目前政坛如此黑暗邪恶，军人当政，内腐外辱，你有再大的拳脚也无法施展，与其做个仰人鼻息的跟屁虫，不如回家种几窝洋芋蛋蛋，现在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人才。这些人才首先是要有人智，是要有头脑、有智慧、有抱负，干些扎扎实实，救民于水火的事情。人才从哪里来？靠那些军阀、政客、地痞是不行的，就是要靠像你们这些从高等学堂毕业出来的人才去办教育，办各种专业技术教育，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留洋深造，向外国学习，但留学那总是少数人才能有机会，不能解决中国的人才教育培养问题。”

杜斌丞很好地理解了五姨父的一席忠言相告。正如他回答五姨父时所说：“启发民智，乃救国之首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亲自践行的，他最终选择了走“教育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