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本书的章节安排

本书主要以关长县沅江镇的返乡农民工为表述对象，以他们对“打工—返乡”过程的回忆为基础，将他们打工阶段的生命历程分为外出打工、打工过程和返乡三个阶段，对他们初次外出打工的动因、打工过程中的生活体验和行为选择以及返乡后的社会适应进行分析。因为受访的返乡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时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不同，所以本书将返乡农民工分为结婚后外出打工的返乡农民工和未结婚就外出打工的返乡农民工两个年龄组，分别阐述他们的“打工—返乡”过程。

连同导论和结论在内，本书共分七个部分，各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

导论部分首先交代本书的问题意识，梳理并评述当前以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为主要导向的农民工研究，指出这些研究的不足，提出对返乡农民工打工生活史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其次指出本书的核心命题是应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返乡农民工的打工生活史，以重新认识打工究竟为农民工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机会。最后交代本书的研究方法、研究切入点、实地调查等。

第一章交代返乡农民工生成的背景。首先，对促成农民工返乡的宏观经济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在综合其他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展现返乡农民工的具体生活场景。其次，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分析了农民工生活的双重性，从主体角度对返乡农民工的生活情境进行了说明。最后，对本书的主要表述对象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是对返乡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动因的分析。本章将返乡农民工给出的初次打工动因放置在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家庭情境中进行分析，并力图说明返乡农民工对初次外出打工动因的描述呈现以生命周期为特征的分化和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时期分化。初次外出打工是返乡农民工“打工—返乡”生命历程的起点，对其动因的充分把握可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他们在打工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变化奠定基础。

第三章主要对结婚后外出务工者所处的就业状态、打工生活体验和工作伦理进行描述和分析。因为他们的人力资本条件和家庭角色的规定性，他们打工的目标比较务实，无论是在工厂务工还是从事小商业，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段悲惨的记忆。通过对他们在打工过程中所努力追求的和所受到的伤害的重构，本书力图说明，对这些结婚后外出务工者而言，外出打工只是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生活机会，是一段人生的摆渡旅程。

第四章通过对未结婚就外出务工者在打工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各种适应性反应的描述，展现他们在打工过程中体会到的失望和懊悔，并分析他们的工作伦理为什么与结婚后外出务工者呈现明显差别，以证明他们表现出来的频繁更换工作和粗放的消费方式只是他们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一定生活事件的发生，他们打工的目标和生活期望会发生转变，打工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具有成人礼的意义。

第五章对返乡农民工的返乡过程和返乡后的社会适应进行描述和分析。首先对沅江镇近年来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以说明沅江镇受访的返乡农民工能够返乡的客观条件，接着分析他们能够返乡的社会应对机制和制度基础。通过若干返乡农民工对自身返乡过程的描述，展现农民工返乡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权衡的过程。因为返乡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是建立在个人生活史的纵向比较基础之上，他们是在村庄社会价值竞争和村庄的社会期望中对打工成就进行定位，因此，他们返乡后的社会适应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结论部分对本书的主要发现进行总结。从过程和结构的视角对两类返乡农民工“打工—返乡”的生命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乡村社会应对农民工流动的吐纳机制以及返乡农民工的打工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模式。以两类返乡农民工的打工过程所预示的生活机会为基础，对农民工进行新的主体定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道路进行前瞻性讨论，并回应相关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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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改革》2009年第2期。

[2] 数据来源同上。

[3] 本节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农民工研究中关于农民工未来道路的讨论，因此主要以农民工的城市化、无产阶级化为分析重点，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的劳动力转移理论传统将在下一节作为本研究的起点进行评述，并将之作为本书的研究起点。

[4] 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在《我国城镇化的现状、障碍与推进策略》（上）一文中指出，城市化和城镇化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所区别。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倾向于使用城市化的概念，一是国际上没有城镇化的说法，二是希望我国城市化道路聚焦于各类大中城市和城市群。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专家倾向于采用城镇化的提法，这也是我国目前中央既定政策的提法。在城镇化的概念下，中国未来城市化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城市和众多小城镇，采取多元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的主要分歧是我国未来的城市化是采取多元化的城市化发展策略还是大城市优先发展的策略。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中心城市和众多小城镇为重点的主张占据了主流。正如课题组所指出的，无论是多元化的城市化还是大城市优先发展的城市化，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对外来农民工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不利于农民工城市化。笔者认为，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在关于解决农民工未来道路取向方面是相同的，因此在文中措辞上不做严格的区分。

[5] 引自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一书中的“译者前言”。